西周王朝第三任帝周康王

姬钊，中国王族分封时代西周王朝的第三任帝，其祖父是西周王朝首任帝周武王姬发，其父是西周王朝第二任帝周成王姬诵。

  周成王三十七年（壬戌，公元前1079年），在位37年的周成王姬诵殁，其儿子太子姬钊继承王位。

  周康王元年（癸亥，公元前1078年），姬钊继位时，召公、毕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登基仪式。召公、毕公还率领诸侯陪姬钊来到祖庙，把文王、武王创业的艰辛告诉他，又作一篇文章，告诫姬钊要节俭寡欲、勤理国事，守住祖先基业。
　　周康王二十五年(丁亥，公元前1054年)，周王朝派兵进攻鬼方(今陕西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内蒙古西部)。鬼方是古代北方游牧族之一，经常侵扰中原地区。周初，周武王姬发灭商后曾将其放逐至泾、洛(今陕西泾河、洛河)以北，并令其按期入贡。后因周王朝镇压东方管叔、蔡叔和武庚叛乱，遂放松了对西北方的控制，鬼方部落乘机从岐周(今陕西岐山)以西和陇(今陕西干阳、陇县)之间对西周西北边境进行侵扰，并威胁到周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姬钊为消除边患，命盂率大军进攻鬼方，鬼方亦调兵迎战。经过两次大规模作战，周军斩杀鬼方4800余人，俘获四名首领及其下13000人，还缴获大量车马牛羊。于是，周王朝又将鬼方驱逐至远离镐京的汫陇和岐周以西。

  周康王二十六年（戊子，公元前1053年），在位26年的周康王姬钊殁，其遗体葬于毕原，其子姬瑕即位，是为周昭王。

  考古发现：大盂鼎，又称廿三祀盂鼎，为周康王姬钊时期铸造，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市眉县，1951年，由潘达于先生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西周时期的毛公鼎、大盂鼎、大克鼎皆出土于晚清时期，故并称晚清‘海内三宝’。其中，大盂鼎是迄今所见西周最大的青铜鼎。

  大盂鼎腹内侧铸有19行铭文，共291个字，铭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贵族盂的史实。其文雄壮凝练、圆润遒劲,用笔方圆兼备，字体端庄美观，布局质朴平实，通篇铭文气韵生动，疏密得当，让人叹为观止，堪称西周早期的金文书法杰作，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也正因为如此，大盂鼎自出土以来，几经波折。

 清朝同治七年（戊辰，1868年），著名的金石收藏家潘祖荫从时任陕甘总督左宗棠手中得到大盂鼎。潘祖荫对金文颇有研究，得到大盂鼎后，很快弄清腹内铭文的内容，并认定这件铸造于西周康王时代的礼器是无价之宝。鉴于宝鼎铭文中提到了西周贵族‘盂’，因此他将这件宝鼎定名为大盂鼎，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除了大盂鼎，另一件青铜重器大克鼎也为潘祖荫珍藏。潘祖荫病故后，其弟潘祖年将二鼎运回故乡苏州，作为传家之宝，谨守护持，绝不示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苏州沦陷，潘家后人将二鼎深埋保存，而后全家避难到上海，直到战乱结束，二鼎才得以安渡劫难。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大盂鼎的第八位主人、潘祖荫的孙媳潘达于已年过半百，深知单凭她一家之力，实在无力保护这两只无价的宝鼎。

  1951年，潘达于给华东文化部写信，表达了捐鼎决心。

  1952年，上海博物馆开馆，大盂鼎与大克鼎便陈列在馆内。

  1959年，国庆十周年之际，大盂鼎从上海来到北京，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2004年3月14日，是潘达于老人的百岁寿辰，为感谢这位为国捐宝的老人，上海博物馆请回了大盂鼎，并举办了‘百岁寿星潘达于捐赠大盂鼎大克鼎回顾特展’。如今，历经风雨的大盂鼎静静伫立在国家博物馆展厅内，周身散发出一种洗练、凝重的大气之美，充分体现出西周王朝的鼎盛之势。

  第一部分，用较多文字说明商人纵酒是周兴起和商灭亡的原因，赞扬了周代文武二王的盛德。表示康王要以文王为典范，告诫盂也要以祖父南公为榜样。

  第二部分，主要是康王命盂帮助他掌管军事和统治人民，并且赏赐盂香酒、礼服、车马、仪仗和奴隶1726个，叮嘱盂要恭敬办政，莫违王命。

  第三部分，说明盂作此宝鼎以祭祀其祖父南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