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拥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这是波澜壮阔、起伏跌宕的几千年。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既有平稳时期，也有动荡时期；既有平淡，也有激荡！我们历经过辉煌，也饱含过血泪。
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由于稳定时期的平淡“无趣”，使得我们往往很容易忽视它。而在乱世，对抗斗争是时代的主旋律，金戈铁马中充满着热血豪情、英雄浪漫、奋发不屈，尤其是那迷人的英雄主义最是能勾起我们心中的共鸣。因此春秋战国、楚汉相争、三国鼎立、五胡十六国、隋末唐初、五代十国等等这些乱世往往使我们非常关注，也是很容易使我们着迷的时代。
其中，“三足鼎立”的魏蜀吴时代更是我们耳熟能详、满怀兴趣的时代。一本《三国演义》更是成为不朽的经典。大家喜欢乱世，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毕竟乱世总是那样的精彩纷呈。但是乱世不仅仅是权术与智谋的交织，不仅仅是金戈铁马豪情万丈，其中更是伴随着血腥与杀戮，伴随着底层人民的心酸血泪、无奈悲怆。今天我就透过东汉末年三国乱世的浪漫表象，专门讲一下乱世中人民的凄惨，战争的残酷。在这一时期，中国损失了多少人口呢？(东汉末年群雄割据）
在西汉鼎盛的汉武帝时期，约有6000万的人口，同样，在东汉王朝，人口数量最多的时期，是东汉和帝、顺帝在位时期，那段时期的中国，人口也接近6000万。公元157年，东汉政府曾经清查过全国的户口，在这次“人口普查”中，中国的人口是5600多万，略低于汉和帝时代近6000万的最高峰，人口规模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然而从汉桓帝开始，随着社会的动荡，人口数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那么这段时期都有哪些因素造成了人口的剧烈减少呢，此时人口减少了多少呢？
人口的剧烈减少，当时的人也是深有感触，东汉张仲景在“伤寒卒病论”中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 。也就是说，张仲景一族，在汉献帝年间，仅仅十年就有三分之二的亲属死亡，其余幸存者又有70%得了瘟疫。此外，魏文帝曹丕曾说“家家有伏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声，或合门而亡，或举族而丧者” 而最为骇人直白的描述来自于曹操，他在诗中说到“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我们可以从史书中还有现存的历史材料中找到一些人口户籍数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有1223万户，5959.5万人。纵然是东汉鼎盛期，人口也有5600万，到三国末年魏蜀吴合计竟只有户数149万多户，人口剩下560.02多口。这也就意味着东汉末年整个人口竟然减少了90%还要多，这还不包括由于人民死亡间接导致的应有增长人口！要知道，人口每年都有自然增长，如果加上因战乱死亡而间接减少的，怕是95%也不为过，所以说，曹孟德口中的“生民百遗一”乃是真实写照，根本称不上是夸张之辞。
那么都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惨痛的人口损失呢？
首先是瘟疫：蒙古草原上有一支凶悍的游牧民族匈奴，给汉朝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乃至危机，汉高祖刘邦在与匈奴的对抗中险些命丧白登山，汉景帝时匈奴兵锋接近首都长安，火烧甘泉宫，被汉室称作“凌辱之耻”。于是汉武帝时举全国之力打击匈奴，在汉朝的铁拳下，匈奴最终被击溃、屈服，随后有大量的匈奴人内附，迁徙到了内陆。匈奴人的到来带来了一种恐怖的疾病“草原鼠疫病”，这种外来疾病给中原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后汉书·五行志》记载，从公元119年至217年这百年间发生了十次大瘟疫，即119年会稽大疫、125年京都大疫、151年京都大疫、九江、庐江大疫、161年大疫、171年大疫、173年大疫、179年大疫、182年大疫、185年大疫、217年大疫。瘟疫的持续爆发造成了人民的大量死亡，生产生活也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由于瘟疫，人民民不聊生，最终又引起了农民大起义。
自然灾害：在东汉晚期，还出现了极其反常的大规模蝗灾与旱灾，比如东汉桓帝到灵帝的几十年里，北方大规模的蝗灾出现过5次，其中最严重的1次，几乎波及到整个长江以北的中原地区。这么大范围的蝗灾，在日后的中国历史上，也就是唐朝开元年间以及元朝末年的几次可以相比，堪称是“百年不遇”。与此同时，东汉最后的50年里，黄河有4次发生决口，长江流域的荆州与江东，先后发生了5次水灾。瘟疫加上灾害，人民彻底陷入了深深的危机之中，这个时候东汉政府的压榨彻底把人民逼上了绝境，已无生路的人们只能选择反抗，随即爆发了农民起义。（黄巾起义）
旷日持久的战争：184年，冀州巨鹿郡（今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爆发黄巾大起义，迅速弥漫至全国范围内。黄巾军举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全国同时举事”，这也就意味着全国许多地区同时陷入了战乱动荡。从黄巾军起义到221年东汉灭亡，直至吴蜀夷陵之战后进入对峙状态，中原大地历经了长达三十年的深度战争。这期间战乱造成了怎样的损失呢？
我们可以看看这期间东汉政府为了镇压农民起义，都做了什么。这年八月，皇甫嵩在苍亭击败黄巾卜已部，擒获卜已，屠杀七千多人。黄巾军作战失利，张梁战死，阵亡三万多人，投河而死的有五万多人。皇甫嵩焚烧黄巾辎重车三万多辆，将张角“剖棺戳尸，传首京师”。十一月，皇甫嵩与巨鹿太守郭典攻克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北），杀死张宝，斩杀俘虏十余万人，皇甫嵩将十万人的尸骨筑成了“京观”。这还仅仅是皇甫嵩一支军队的“战绩”。此外，曹操、刘备、袁绍、孔融等也参与了镇压黄巾军起义的行动中去。黄巾军起义失败后董卓在斗争中掌控了中央政权。地方的诸侯们与董卓矛盾尖锐，190年1月，各地群雄起兵，一袁绍为盟主，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彻底拉开了诸侯割据、地方混战的局面。
在这一时期，底层人民遭受了更为沉痛的灾难。192年，董卓部将李隺、郭汜攻破长安，当时长安附近有人民数十万户，史书记载“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也就是说仅仅两年后，原来数十万户近百万的人民，由于食物短缺，以至于人吃人，造成了当地几乎人口灭绝！还有曹操破徐州一次坑杀江淮难民就达数万口，竟至‘江淮间空尽，人民相食。程昱向曹操提供的军粮中就夹有不少人肉干。孔融曾为人吃人制造理论根据，他说吃不认识的人，就好比吃猩猩吃鹦鹉，这也就是说，在孔融的思想里，人吃人只是间大不了的事罢了。（三国鼎立形势图）
经过数十年的深重战争灾难，到了三国鼎立，互相对峙，相对稳定后还有多少人呢？蜀汉刘禅炎兴元年（236年）：蜀汉940,000人；曹魏曹奂景元元年（236年）：曹魏4,432,881人；东吴孙皓天纪四年（280年）：东吴2,300,000人。也就是说总人口只有区区770万左右，这还是经过了一定时间的休养生息，在赤壁之战那年（208年）人口只有区区500多万。而此时少数民族是多少人呢？我找到了一些今人推算的数据：羌人有130万，鲜卑100万左右，乌丸30万多，匈奴100万以上，南方的山越这些，加南蛮一共100万左右。还有北方夫余有40万多，高句骊有50万左右。也就是说这时候少数民族的总和在550万以上，汉民族由于自然灾害及战乱竟然在某些时期人口数量少于了少数民族！如此结论简直骇人。
乱世的残酷纵然千言万语怕也是难以说清，也许这一串串的数字是它最贴切的注脚，这冰冷的数字最能无言地诉说其间的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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