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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原与江淮汉人的南迁时期及分布
关于中原与江淮汉人的南迁，在客家学研究中已有很多讨论。但是许多论者把晋代因永嘉之乱造成的汉人往长江流域诸州的迁徙也算作客家先民南迁，甚至把秦汉时期少数中原人民的南迁也牵连进来，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
关于晋代永嘉之乱造成的民族迁徙，谭其骧先生早就做过深入研究。他在《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 那篇名文中指出，此次移民“接受移民只限于江域（指长江流域）诸州”,“极少能有越荆扬诸州而至于此（按指宁、交、广）诸州合”以今日之省区而论，则当时的司、豫流民，基本上移居在今河南省东南一隅、安徽省大部、江苏省西部一小部分，江西省北部一小部分。
这些地区都与后来的客家基本住地无关。当时纵使有极小部分人远徙至今福建、广东境内，由于人数太少，也只能被当地土著同化掉，故这次移民与客家的形成没有直接关系。分析各种史料，我们认为，与客家民系形成直接相关的汉人南迁只能追溯到唐中叶，所以这里讨论的中原与江淮汉人的南迁从唐中叶算起。
关于汉人南迁的迁入地，也必须加以明确的界定。畲族历史上的聚居地与客家基本住地都在赣闽粤交界区域，所以这里所谓汉人南迁的迁人地，专指赣闽粤交界区域。其中又可分为三个片区，即赣南：主要指唐代的虔州、宋为虔州（南宋改称赣州）和南安军，元为赣州路和南安路；闽西南：主要指唐宋两代的汀州，元为汀州路，有时也涉及漳州、漳州路；粤东北：此区的情况较复杂，为了论述方便，本书仅指唐代潮州、循州，宋代为梅州、循州及惠州北部；元代为梅州、循州和惠州路北部。
我们知道，唐自天宝十四年之后陷入长达 8 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其后落镇割据，边患不已，长期的战乱和苛政，造成生灵涂炭。其中尤以唐末的黄巢大起义，对以西京长安、东都洛阳为中心的关中和中原地区破坏最为惨重, 一度形成了“大道俱成棘子林”、“百万人家无一户”的惨象；淮汴一带也因军事形势重要而多次成为激烈争夺的战场，备受摧残，大量人死于兵燹和疾疫，幸存者又大量成为浮逃户和地主庄田的依附人户而脱离了官府版籍，因而国家编户急剧下降。
江南则成为一般百姓逃亡的首选之地，所以中国的经济重心加速向南移动，人口的分布也因之呈现东、南地区比重提高的趋势。对此，时人关于安史之乱以后直至唐末人民罹乱逃亡的大量诗文很能说明问题，这里略引几则以见其概。
先看诗人的吟咏。杜甫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故国莽丘墟，邻里各分散。归路从此迷，涕尽湘江岸。”李白诗曰：“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崔峒诗曰：“闻君作尉向江潭，吴越风烟到自谙。……缘溪花木偏宜远，避地衣冠尽向南。”韦庄《秦妇吟》则以极动情的笔触，表达了当时广大人民对于江南的向往：“适闻有客金陵至，见说江南风景异。自从大寇犯中原，戎马不曾生四鄙。”“奈何四海尽滔滔，湛然一镜平如砥。避难徒为阙下人，怀安却羡江南鬼 。”透过这些诗句，约略可以看出当时人民逃迁江南的大势，并借知难民已有到达浙江南部者。
如果说诗人的描述尚嫌笼统，那么，当时一些士大夫的议论就具体多了。如于邵说:“洎天宝末幽寇叛乱，今三十七年，顷属中原失守，族类逃难，不南驰吴越，则北走沙朔，或转死沟壑”；顾况说“天宝末，安禄山反，天子去蜀，多土奔吴为人海”；《旧唐书》卷 148 《全德舆传》载：“两京蹂于胡骑，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此次北方人民的南迁，较远的已经迁到江西了，如搏陵崔氏崔众甫、崔祐甫与兄、姐等“举家南迁，内外相从，百有余口”，分别居于江西丰城、吉州等地。
以上反映的主要是北方黄河流域一带人民的南迁情况。江淮人民渡长江南逃的也很多,《旧唐书·地理志》就记载了淮河流域的“襄、邓百姓”离家“尽投江、湘”的情况，茶圣陆羽也于至德初（756）随着移民潮从家乡竟陵（今湖北天门附近，在汉水之北）渡江定居于湖州（今浙江吴兴一带)。诗人戴叔伦也因淮汴一带的战乱而亲族相率南迁至鄱阳湖畔,“淹留三十年，分种越人田。”
随着战火的蔓延，甚至也有原居江西的人继续南迁福建的情况，如有一位上饶人杨宣，就因避乱同族人迁到了福建浦城县。
唐亡之后，中原五代更替，形势仍然动荡不安；周边十国崛起，生产生活的环境继续优于中原。
我们透过历史文献和民间文献中的户口资料、客属谱牒资料、州县增置资料，对客家先民在唐宋时期向赣闽粤交界区域移民的情况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得出了大体一致的结果，那就是：自唐中叶以迄宋末，在赣闽粤交界的广袤山区，有过五次大量接受外来移民的阶段，按时间顺序分别是唐中后期(主要在安史之乱后)、唐末五代宋初、两宋承平时期、两宋之际、宋元之际。其中唐中后期主要是移民至赣南，宋元之际主要是移民至粤东，三个片区共同的移民高潮应是唐末五代宋初、两宋之际、北宋及南宋的承平时期。
2、南迁的路线
唐代江南西道北接淮南道，宋代江南西路北邻淮南西路。所以唐宋时期江淮地区人民移殖赣南的一般迁徙路线，应是自淮南各地先达于长江，渡江后由江州向洪州，由洪州赴吉州，再由吉州至虔州。这条路线一般可取水路；溯赣江而南，直抵虔州赣县。
两宋之际隆祐太后率百官士庶避金兵幸虔州，走的就是这条路线。没有船的话，顺着赣江两岸河谷道路，迤逦南迁也可抵达赣南。我们在不少客籍族谱中见到的先民迁徙资料，记载着自北往南迁徙，先后途经江州、洪州、丰城、吉水、太和而达赣南赣县、于都、南康、大庾、安远等地者，就属于这种情形。
有些客家先民是由关中、中原东迁至江淮，再从江淮迁徙入赣南的。其由关中、中原迁徙至江淮的路线，一般情形当如韦庄《秦妇吟》所描写的，先出潼关，过新安，至洛阳。自洛阳下黄河东至巩县、河阴，转入汴河，经汴州（今河南开封）、陈留、雍丘（今河南杞县）、宋州（今河南商丘）、埇桥（今安徽宿县），直达淮河北岸重镇泗州（今安徽临淮关附近）；由此转人淮河，顺流直下扬州。
也可以不必东入扬州，由埇桥即折而南下，陆行至和州（今安徽和县），渡江至宣州（今安徽宣城)，再由宣州西至江州南下，或由宣州南至饶州（今江西鄱阳）南下。
上述由江淮至赣南，或由关中、中原东迁江淮后再至赣南的迁徙路线，是客家先民南迁至赣南的 一般情形、抵达赣南之后，再由赣南往闽西南迁徙，大多取武夷山南段的低平隘口东进。
在武夷山的南段，作为赣闽之间交通往来的隘口，在武平与会昌之间有火星栋，在长汀与瑞金之间有桃源栋,在宁化与石城之间有站蛉隘。站岭隘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条通道，不少客家先民经由此道进入宁化，再由宁化分迁各地，但此道并非武夷南段沟通闽赣的惟一隘口，只是诸多隘门之一而已。
至于武夷山北段的隘口，经常被人使用成为交通要道者，自北而南有浦城县的枫岭关；武夷山市的分水关，光泽县的杉关，建宁县的甘家隘。自东汉至南朝、赣闽两地的人员往来，大多取道北段的这些隘口，唐宋以降客家先民的迁徙较少使用，但也并非完全没有，我们在客籍族谱中所见那些先从江西到闽北各县，再从闽北迁人闽西成为客家人的姓族，大抵是从上述诸隘口越武夷山入闽的。
1、百越种族
客家民系既然是南迁汉人与赣闽粤边区的上著居民及先期迁人这一区域的其他蛮獠长期融合的结果，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必然是：客家先民包含多种成分，南迁汉人是客家先民之一，赣闽粤边区的土著和先期入居此地的蛮獠也是客家先民之一。
根据考古学界的研究，闽粤赣交界区域，特别是其中的粤东、闽南、闽西南地区，存在一种“浮滨类型文化”，这种考古文化以长颈大口尊、釉陶器和直内无阑石戈、凹刃石锛组合为特征，已知的分布地有粤东的潮阳、普宁、揭西、揭阳、潮安、丰顺、饶平、大埔、蕉岭等地，闽南的漳浦、南靖、平和、永春、南安等地。据推断，这种考古文化的年代上限不早于殷商晚期，下限不迟于战国前期；这种文化既有别于福建的黄士芲文化，又不同于江西的吴城文化，它具有鲜明的越族文化特征，是居住在此地的闽越、南越等土著民族先民所创造的。
从文献记载来看，春秋时期，这一带仍是百越的一支“七闽”的世居之地，战国时为越人所居，号曰闽越。《周礼·夏官·职方氏》日:“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骆、五戎、六狄之人民”。
《疏》云:“叔熊居濮如蛮，后子从分为七种,故谓之七闽。”可见七闽本指古闽族的七个部落，后来转义为七闽部落的分布地。据历代学者的考证，其范围应至少包括今福建全部及粤东地区。
其中福建是七闽分布地没有疑问，就宋代八个州军来说，宋人欧阳忞《奥地广记》记载得很清楚，建州、泉州、南剑州、汀州、漳州都是“春秋为七闽地，战国为越人所居”，福州“春秋为七闽地，战国越王无疆为楚所灭”，但“子孙分散，或居闽地”，仍然是越人居闽地，实即闽越之地；邵武军、兴化军则历代地理分别与建州或泉州同。
关键是粤东，对此，《舆地广记》也作了肯定的回答，如卷 35“广南东路”云：“潮州，春秋为七闽地，战国为越人所居。”“梅州，春秋为七闽所居，战国属越。”情况与福建八州军完全相同。所以闽南、闽西南、粤东在春秋战国时期属于七闽、闽越是没有问题的。
换言之，闽粤赣交界区域在汉代仍是百越民族中闽越、南越两支越人活动的地域。魏晋六朝时期，闽粤赣交界区域开始有部分汉人进入，如义昭县就是在流人营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这 一时期迁入此一区域的汉人毕竟十分有限，基本上还是越人的天地，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唐初，隋唐之际潮、循二州的居民被称为俚人,唐初这一带起兵造反的人民被称为“越人”、“骆越”,都是明证。
唐宋以降，汉人进入此一区域渐多，武陵蛮的迁徙也已到达此地，但越人在福建和粤东仍占有较大的比重。正因为唐代福建还有大量属于闽越族的土著居民，所以时人在诗文中习惯称福建为“百越”或“百越地”。
如柳宗元滴官柳州时，作《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诗，怀念同被贬谪分处在漳、汀、封、连四州的永贞革新同事，有句云：“共来百越文身地”、唐文宗时包何作《送泉州李使君之任》，有句云:“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在他们看来，漳、泉、汀都是百越地，住着有文身习俗的百越人。
结合前述“闽州，越地”的记载，则唐代全福建都分布着有文身习俗的越人，都可以称为百越地。这种看法虽然有失全面，但用来说明唐代福建闽越土著之多是没有问题的。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论述隋唐以前闽粤赣交界区域的士著居民是七闽、闽越、南越、骆越等百越民族，那是就其主体而言，实际上当时这一区域的土著除了越族还有更原始的种类，例如被称为山都、木客者便是。
山都分布的范围很广，赣中、赣南、闽西南、闽南、粤东、粤北都有、略与前提到的闽粤赣交界区域重合。人们所知其活动的时间，则起自汉晋，至唐宋时期仍常常有所闻见。其特点是身材矮小，肤黑，多毛，裸身被发，住深山中，巢居，好食山涧中鱼、虾、蟹类等小动物，怕人。其形体和生活特征与武陵蛮、莫徭显然不同，分属两个不同种族。
木客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远较山都为高，他们会伐木，懂得与汉人交易，有丧葬之礼，还会饮酒吟诗。木客为汉人所认知见于记载的时代很早，但至明代广西还有木客，明人邝露曰：“木客形如小儿，予在恭城见之。行坐衣服不异于人，出市作器，工过于人。好为近体诗，无尘俗烟火气。自言秦时造阿房官，采木流寓于此。”为秦始皇采木流寓云云，只可当作神话看待，然而木客汉化程度高到令汉人难以分辨的地步，却是可信的。
总的说来，唐宋时期常常见于记载的山都、木客，自元明以降就越来越少见了。部分原因是汉人对山都一类“鬼物”采取了仇杀、歼灭的方针 ，造成山都死亡率高，有的则逃到更僻远的深山中，不为人知；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与其他族群接触、交流，被同化了。
一部分汉化成为客家，另一部分与南迁的武陵蛮同化成为畲族。前述莫徭“婚姻通木客”一事，就是南迁武陵蛮与木客融合最后互相同化的有力例证。漳州平和县三平山毛楂楂的大魅为高僧杨义中收服，成为供他驱使的侍者，则是山都一类“鬼物”被同化的典型。
2、武陵蛮
先期迁入赣闽粤边区的蛮獠种族，既是客家先民的组成部分之一，同时也是畲族先民。历史上，畬族与客家长期错居杂处。
赣闽粤交界区域既是客家的基本住地，更是畲族的基本住地。它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舞台，畲族与客家在这一舞台上互相接触、互相交流、互相融合，形成了一种互动共生的关系。因此，本节将要探讨的蛮獠种族，实际上就是畲族主要先民武陵蛮。
武陵蛮的老祖宗是盘瓠。在畲族口传民族史诗《高皇歌》中，对盘瓠的事迹和繁衍子孙的情况有详细生动的记载，大略说盘瓠是畲族始祖，它是上古高辛氏老妇耳中的三寸金虫变成的，狗头人身，魁梧威猛，高辛帝取名为盘瓠。盘瓠以咬杀入侵番王之功，得娶高辛帝三公主为妻，不愿在朝为官，自愿入山耕山为活，与公主生下三男一女，三男分别姓盘、蓝、雷，女婿姓钟云云 。
关于盘瓠子孙（实即具有槃瓠崇拜的种族）的名称，较早的文献一般称为武陵蛮或五溪蛮，乃以其居住武陵地区或五溪地区而得名（汉武陵郡范围很广，五溪地区包括在其中，武陵蛮与五溪蛮实异名而同义，本书为了行文方便，一般以武陵蛮称之)，但据《梁书·张绩传》，最迟不晚于南朝梁代，湘中南的长沙、零陵、桂阳三郡（约当今湖南中部的长沙、娄底、邵阳和南部的郴州、永州等地、市境）又有了称为“莫徭”的蛮夷种类，其特征是“杂有夷蛋”，其他文化特征则与武陵、巴陵、澧阳等处蛮夷相同，即以盘瓠为始祖，有盘瓠信仰或盘瓠图腾崇拜；居住深山，过着山林耕猎生活，不负担官府的徭赋，有特殊的服饰和婚姻习俗等。
按汉晋六朝时期习惯以地域称呼蛮族，故有武陵蛮、长沙蛮、庐江蛮或荆州蛮、雍州蛮、豫州蛮等之别。按照现代民族概念，以本质文化特征区分民族，则前引诸书所述各种族，包括莫徭在内，大体还是同一民族，我们仍以武陵蛮称之，武陵蛮的分布也随着时序推移而不断扩展。
据《后汉书》所载，汉代以前，武陵蛮主要分布在秦黔中郡、汉武陵郡一带，其范围大致相当于沅水流域。但至晋代，据《搜神记)，盘瓠子孙已遍布“梁、汉、巴、蜀、武陵、卢江”诸郡了。
按梁汉约当今陕南、川北一带，其巴郡属梁州，在今重庆市合川、梁平、巴县、铜梓等地；蜀郡属益州，在今成都市周围；武陵郡属荆州,约当今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怀化地区和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辖境；卢江郡属扬州，约当今安徽省六安地区、安庆市辖境。巴、蜀、武陵、卢江四郡的境域并不相连，有的还相距较远。
南朝刘宋时期，据《宋书·地理志》所载，武陵蛮的分布已扩展到荆、雍二州。南朝之雍州大致相当于今湖北省的襄樊市、十堰市、河南省的南阳市辖境；荆州大致相当于今湖北省的宜昌市、荆沙市、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及湖南省的大庸市、重庆的万县市辖境。
但文中提到的五溪，则属郢州西部，大致相当于今湖南省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怀化市，贵州省的铜仁市以及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广西桂林市的部分辖境。这个范围，比秦代的黔中郡、汉代的武陵郡往北往南往西都扩展了一些，但大致仍不出洞庭湖以西江水、沅水流域的范围。
及至隋代，据《隋书·地理志》所载，武陵蛮已经遍布江汉沅湘诸水域，最南的熙平郡（约当今广东清远市的连县、连南、阳山、乳源诸县地）且已南逾五岭，伸展到珠江水系北江的洭水流域了。
与往代相比，洞庭湖以东偏北的汉水流域、洞庭湖南面的湘水流域，都是武陵蛮新的重要分布区域，而珠江水系北江的洭水流域成为武陵蛮的新居地，在武陵蛮民族迁徙的历史上更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武陵蛮南进的先声，预示着武陵蛮向两粤和其他地区大规模迁徙行动的开始。
南朝和隋代，莫徭的足迹主要见于五溪和湘水流域，最远到达珠江水系北缘的洭水流域；及至唐宋，莫徭广泛分布于衡州、连州、韶州、潮州、建宁、漳州等地，从中不难看出武陵蛮向南又折而向东迁徙的态势。
其迁徙的路线可能不止一条，根据前述史迹推寻，有一条路线大概由五溪入洞庭湖，溯湘江而南，先后进至衡州、连州等地，再沿湟水、武溪等河流南下粤中，经由粤东而进至闽南、闽西北。另有一条路线，则可能由湘人赣，再由赣入闽。这一路线的产生，可能与唐中叶的安史之乱及唐末的江淮军民移民入闽相关。
总之，古代早有畲瑶同源的观点，但各家对于畲族的称呼，有称畲民的，有称畲家的，有称徭民的，有称畲徭的，有称莫徭的，有称畲客的，有称山哈的，有称畲蛮的，有称蛮徭的，也有泛称峒蛮、蛮獠、山蛮的，林林总总，有一个共同点是：似乎都认为备与客是决然分开、彼此对立的。
殊不知，这两个族群长期相处，文化上互相涵化，血缘上互相通婚混化，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彼此的状况。“畲客”一词，耐人寻味，其中可能就包含着两个族群亲密关系的信息。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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