犍为县位于四川南部岷江下游，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千年古县。在地理位置上，明清时期该县北接嘉定府乐山县，南连叙州府宜宾县，岷江干流从县中纵向流过。民国《犍为县志》云其地理形势：“据荣嘉、控屏峨，襟叙泸，锁汶水，户扃邛大之山。”可见自古以来，犍为便是连通嘉定、叙州两府，勾连成、渝、滇的重要交通枢纽。
历来研究犍为者，多集中于该县的物产流通，而忽略其人民与社会的变迁。尤其是，明末清初以来，“湖广填四川”运动的开展与深入，对犍为历史发展的重要影响。针对以上的问题，本文特以清代迁入犍为的客家移民入手，冀以对清代移民运动与犍为的开发的关系进行探讨。
一、清初客家人的入犍与分布
“客家人”，是形成于闽粤赣交界地区的汉族民系。他们多以山为居，其文化兼有山海相融的特色。因“湖广填四川”，从清代康熙中叶以来，客家人大量外迁，而四川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迁入目的地。
而川南地区，由于地近滇黔，更是客家人入川的首站。进入川南的客家移民，不少是因康雍乾时代频繁的“闽粤大旱，生活无着，逼迫携家逃荒”者（宜宾高场《刘氏伯通公族谱》），也有已外迁赣、湘，沦为棚民，继而受制于土著压迫而不得不再迁川蜀者（如犍为麻柳场曾氏）。另外，四川人口的剧减和政策的宽松为吸引客家人创造了有利条件。
明末清初近六十年的战乱，川南地区破坏程度虽不及川西（嘉定州人杨展保卫本州立了大功），但人丁的损耗也颇为严重。以犍为为例，明代万历年间官载丁数有22000之多，至清初仅剩5137丁，比明初原额还少去526丁。但实际上“流贼屠蜀，民鲜孑遗，犍民被屠戮及逃亡者，何只五百二十六丁？”（民国《犍为县志》卷3《居民志》）。清初犍为县境内所遗存的大族，如谢、吴、袁、陈、黄、罗、祝、段等姓，待回籍时，多则五六人，少则仅三四人，社会凋敝，可见一斑。为了恢复乱后经济，增加税收，清廷自康熙中叶以后放宽了移民的政策，鼓励各省民众来川开垦，插占为业。就在以上两种因素的推拉作用下，各省移民纷至沓来，散布于犍为境内。
迟至乾隆后期，犍为境内已经形成了新旧人民混杂而居之势。新迁入的移民主要“由湘鄂赣闽粤诸省移来”，至“道咸时，各场承办公务有五省客长之目”（民国《犍为县志》卷3《居民志》）。他们多散居于沿江场镇及临河浅丘一带，而明代老民则渐渐移居于离江稍远的丘陵和山地。为了安置新民，加强社会管理与税赋的征收，犍为县在清初的两里基础上，于乾隆六十年新设了中里和新里，将乡数也增至三十五个。可以说，移民的到来，已经为犍为社会经济的复苏注入了强大的活力。
在新民中，客家移民在犍为的定居分布体现出鲜明的特点。由于大部分客家移民在康熙末至乾隆初才移入犍为，故而他们已丧失了大面积插占土地的机遇。一部分人因沿江迁入的缘故，定居于江边的场镇，以佣工为生；而另一部分人则迁入不利于栽种稻麦的河坝，以佃种为业。相关情况可见下表。
犍为县部分客家移民迁徙表
另外，大量客家移民的迁入，也使得相关的移民会馆在犍为境内广泛修建。所谓观“各庙之大小，即知人民之盛衰”。客家会馆的分布与规模，也一定程度上与客家移民的分布与势力相互契合。在犍为县，广东会馆共有20所，仅次于湖广会馆。而江西会馆有18所、福建会馆有7所。这些会馆大多数分布于沿江场镇，尤其以北部盐业发达地区，和南部烟糖种植地区为多。这些会馆规模宏大，建筑齐备，如县城的南华宫建有“两重两厢楼，戏台抱厅”，清溪镇南华宫则为“三重两廊戏台”，箭板乡南华宫“两重厢楼，戏台抱厅。正殿有十六根古柱”（均据民国《犍为县志》卷2《建置卷》）。县城内的万寿宫更是有“四重两厢楼，抱厅后殿”，并设望江楼一座。可见在清代的犍为，客家移民作为后起之秀，其实力已不容小觑。
二、犍为客家移民与盐糖烟业
客家移民之所以在犍为县能够后来崛起，离不开他们在经济上的作为。其中盐、糖、烟业是支撑县内客家移民发展的最主要经济支柱。
犍为自古便为川盐的主要产地，尤其是北部的五通桥一带，盐卤充沛，明清时期在此设有犍乐盐场，其“产量之富，在四川盐场中，仅逊于富荣两县”（民国《犍为县志》卷10《物产志》）。在清初犍为盐业的复兴过程中，来自外省的移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客家移民所处的原乡，正好是潮盐入赣的重要通道，盐米贸易在当地影响颇大。故而对于进入到犍为的客家移民而言，投资井盐，谋求利润，便成为自然而然之事。在掌控“犍场”的8大盐商中，便有来自广东的巫氏一族，其势力远及滇黔各省。而迁入五通桥的广东移民王毓源，很早就投入井盐的开发，其“以盐䇲起家，赀雄犍乐间”（光绪《井研县志》卷36《乡贤》）。其子王伟钦后迁入井研，在井研开发盐业，成为井研首富，还曾买下了当地土著名族雷氏的大宅。随后，同族的王忠和、王惠和等人也在井研开办盐井，涉足犍乐盐业，富称一世。另有广东移民张汝杰“只身来川（犍为），负担营生。积有微资，烧灶攻井，渐至八十万金，迎父母兄弟共居，产业颇丰”（王培荀《听雨楼随笔》卷5）。可以说，以巫、王、张等姓为代表的广东移民，在清代嘉、道年间，和湖南移民、土著居民和陕西移民，一同构成了“犍乐盐场”发展的四大群体。
除开盐业，烟草与蔗糖的生产，是犍为境内客家移民得以致富的重要产业。犍为沿江多“沙坝地”，其地“平阔肥沃，概辟作土，无作田者”（民国《犍为县志》卷11《经济志》）。对于这些沙坝地的开发，湖广移民往往不得其法，而闽粤客家移民在原乡早已熟稔烟草等经济作物与沙土环境的关系，于是纷纷迁入坝区进行开垦。在犍为沿江的黄旗坝，至少在乾隆末年，便有来自广东的王、黄、张等家族在此种植烟草。其中的王氏家族靠着烟草的种植，势力逐渐超过了坝上的土著祝氏，发展成为犍为南关外著名的官商世家。由此“犍为黄旗坝，祝家的嘴嘴，王半坝”的谚语在坝上流传开来，成为地方移民势力消长的生动写照。经过客家移民的开发，至少在民国时代，沿江的黄旗坝、高家营一带，成为犍为境内烟、糖的主要产地。而以上地区，正是广东客家移民最为集中的地区。
在犍为南部沿江客家移民聚居的赖里坝、龙君坝、望鹿坝，烟草和蔗糖的种植数量也很可观。尤其是坝上烟草，以其质量上乘，“灰白火亮”所著称。成为岷江流域传统晒烟的精品。
值得注意的是，犍为沿江的烟草生产，和宗族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以王氏家族为例，通过联宗祠的建立，烟草的运销由坝区延伸到了叙府、嘉定，甚至远及成都周边。而这种宗族网络与经济网络的重合，更是成为支撑坝区的客家聚落延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也形成了坝上客家宗族内部以“店”名房的特殊风俗。
当然，伴随经济作物种植与发展的，还有与之配套的商业。在犍为县的广东客家人中，以商起家，成为了一种风气。这既与原乡“广东者趋利益，好争斗”的风气息息相关，也和清代中叶以来四川社会经济，尤其是岷江河运的繁盛密不可分。在县南麻柳场，广东移民陈绍先靠着经营商业，在嘉庆时“已有金千匮”（麻柳场《陈氏族谱》）。而罗城的钟氏家族祖籍为广东龙川县，始祖钟星辉入川时，家赀不多，只能在场镇以商谋生。到了第二代时，靠着商业的积累，该家族在罗城相继开办了“洪春店”和“东兴店”槽坊，家产丰裕，和同样来自粤东的林氏、曾氏家族一起，成为罗城一带数一数二的富商大户（罗城《钟氏族谱》）。
三、犍为客家人的社会组织与风俗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移民的社会经济结构，决定了移民社会组织的形成。在犍为县的客家移民中，同乡会馆和宗祠构成了移民社会组织的基础。身处沿江坝区的客家移民由于生产结构、语言风俗的类同，形成了以坝区为中心的客家聚落，也推动了沿江场镇客家会馆的建立与运作。
在犍为县的客家会馆中，设会联谊成为一种表达群体意识的重要手段，广东会馆每年农历二月初八定期举办“六祖会”，福建会馆则于每年的三月二十三日兴办“天后会”。而场镇和坝区各个家族所提供的丰厚祭产，更为会馆活动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在罗城镇，由钟、林、曾3姓为主修建的南华宫，至今仍残存着两座体量巨大，堪称西南第一大、雕刻精美的石狮，成为场上广东会馆宏大奢华的见证。清溪镇天后宫宫墙上密布的捐款人名，也充分说明了在场福建移民浓浓的原乡情结。
在犍为县的客家宗祠中，既有一族所建的宗族，也有同族所合建的联宗祠。根据县志记录，全县较大的客家宗族，有望鹿坝的吴氏祠、麻柳场的卓氏祠、定文场的钟氏祠、县城的王氏祠等等。无论大小宗祠，基本上都有祭产维系，并设有成规。如犍为落江坝邓氏家族，便于嘉庆十七年议定了始祖墓坟山禁约，勒石刻碑，对宗族内的六块蒸尝田受益进行规范管理。而犍为县境内的广东汤湖王氏，也集资和他县同宗在成都修建了广东德符堂王氏联宗祠，在温江、郫县、成都等地购置了大量的祭产，建构起了庞大的宗族网络。
由于客家移民聚居的相对集中，原乡的客家文化与方言，在犍为的客家社群中得到了较好的保存。会馆活动中，原乡的祭祀风俗与“乡谈”成为维系乡籍认同的关键。在罗城镇，来源于粤东民间的“麒麟舞”通过会馆活动和宗族，成功地融入到了地方社会，流传至今。而原乡的方言，则得益于聚居区的延续，在沿江一带和川南土话并行不悖。在民国《犍为县志》的方言篇中，大量的客家词汇历历可见，成为移民文化与本土文化有机融合的见证。在清溪镇、麻柳场、望鹿坝还可以看到非常地道的粤东“圈椅式”墓地，而通过墓碑的纪年可以发现，这种原乡形制直到光绪末年依然在坝区附近广为流行。
四、结语
犍为县的客家文化，是岷江下游地区移民文化的典型代表，是研究300年以来川南地域社会变迁的重要切口。当然，对犍为客家人的研究，并非是强调一个独立的客家文化的存在，而是为研究者提供一个深入了解区域社会的新“角度”。笔者相信，对犍为客家人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也能够为把握清代时期犍为与全川区域变迁的联系提供一个可行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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