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很多地名承载的是厚重的历史，是丰富的文化，更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但是1964年，因为郭沫若先生的一篇文章，导致陕西14座沿用千年的地名被更改，那么，郭沫若为何要提出这次更改，这次改革究竟算不算成功呢？
郭沫若因此提出更改
文化软实力，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文盲率高达80%，其中复杂的汉字书写，也是导致文盲率如此之高的一大重要原因，于是我国便开始了大规模扫盲行动，并对晦涩难懂的繁体汉字进行改革，随着拼音以及简体汉字的大力推广，近代大书法家郭沫若先生提议，为何不将地名进行改良，减少生僻字的使用，进而扩大文化传播力度呢？
并且郭沫若先生认为，日本对汉字的改良，是一个很好的参考案例，于是在1964年，郭沫若先生发表《日本的汉字改革和文字机械化》一文，提倡进行地名更改，这一提议也得到了号称中央一支笔的胡乔木，和西北局书记刘澜涛的大力支持，并在华夏文明发祥地之一的陕西省实施这一举措。
陕西14座千年地名更改
1964年，为推行更改地名生僻字工作，经国家批准后，陕西境内14个地名被正式更名：
分别是西安西北部，地处关中地区的盩厔县，如今已更名为周至县，
隶属宝鸡市的郿县和汧阳县，更名为眉县和千阳县，
位于秦岭南麓的商雒更名为商洛，
商雒下辖县雒南，也更名为洛南，
位于渭南市东北方向的郃阳县改为合阳县。
咸阳下辖的醴泉和栒邑，改为礼泉县和旬邑县，
由安康市代管的洵阳县改为旬阳县，
属于西安市的鄠县改为户县，如今又更名为鄠邑区。
位于汉中市西部的沔县改为勉县，
邠县改为彬县，也就是如今的彬州市，
位于黄河西岸，榆林市下辖的葭县改为佳县，
位于延安南部的鄜县更名为富县。
从以上改名的县市我们不难发现，此次更改，就是将原本的生僻字用谐音简化汉字代替，虽然书写上确实更加亲民，但是地名也就此失去了本身的含义，原本厚重的历史韵味似乎也变得有些单薄无力。
比如，商洛原本名为商雒，而雒本指的是玄鸟，也就是商周时期的图腾，雒南也很好理解，就是指代地理位置，但是如今改成了三点水洛，不仅缺乏张力，意义似乎发生了改变。
再比如周至县，周至原本用的是盩厔二字，唐代宰相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写道：山曲曰盩，水曲曰厔，正是因为盩厔南邻秦岭北靠渭水，名字便由此而来，但是改为周至后，底蕴瞬间降低了一个档次。
还有佳县，原名为葭县，葭意思是出生的芦苇，由于这里的人民自古便依靠葭芦河为生，北宋时，在此地设寨，名为葭芦寨，意思就是芦苇丛生之地，寄托着当地人民对葭芦河的美好夙愿。
并在随后的元明清近千年的时间里都以葭为名，但是在陕西地名修改过程中，却将葭改为了葭，其实也并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就是取了个谐音字罢了。
所以，从陕西1964年的地名改革后，很多人不免为此感到惋惜，不过从结果上来看，郭沫若先生引发的此次改名也算是成功的，毕竟在当时全国急需加强国民文化素质的情况下，此次改名确实有利于扫盲运动的加速进行，也为文化普及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不过，改革这条路任重而道远，我国积淀了5千多年的历史文化，便是泱泱华夏胜于世界文明的最好凭证，这也驱使我们在这条去芜存菁的道路上，要更加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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