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称：“婚姻出于交换的需要。”出于政治、经济、社会地位、文化等因素的考虑，联姻是宗族之间直接建立联系的有效手段。中国是个伦理本位的社会，社会关系与宗族地位密切相关，社会关系越多，机会就越多，宗族的选择余地就越大，与此对应的，宗族的权力也就越大。常州的宗族组织在江南相对较为发达，留存的家谱资料异常丰富，我便通过对常州的两个名门望族的婚姻情况作量化比较，来分析常州清代望族的婚姻策略实施的情况。
本文所分析的两个名门望族，是常州庄氏和吕氏。常州庄氏不仅是明清两代常州科举最成功的家族，而且在全国范围内也称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名门望族。明清两代，庄氏家族共产生36名进士，82名举人，其中庄存与、庄培因兄弟更先后成为榜眼和状元，不仅如此，庄氏家族成员中的庄存与、庄述祖、庄绶甲等还是著名的常州今文经学派发起者和倡导者，而常州今文经学派的另两个重要成员刘逢禄和宋翔凤则均是庄存与的外孙，可以说常州今文经学派的形成和发展是和庄氏家族密不可分的，因此对庄氏的婚姻取向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常州吕氏原居宜兴，始迁祖春从清初迁武进缪贤里，是为始迁祖，至第五世铉、镛、镇分三分、第九世三分吕宫中顺治丁亥状元，为郡城分祖。之后吕氏郡城支在科举和学术上不断取得成就，学术方面，该支涌现出毗陵七子中的著名诗人吕星垣和近代史学大师吕思勉，科举方面，也是清代最成功的科举家族之一。首先是累世科第，指吕宫（顺治四年）、宫曾孙瀶（乾隆十九年）、瀶孙子班（嘉庆七年）、子班子佺孙（道光十六年）、倌孙（道光十八年）。另一个是五子登科，指吕子班五个儿子佺孙（道光十六年进士）、佶孙（道光十五年举人）、倌孙（道光十八年进士）、俻孙（道光二十年举人）、俣孙（道光二十六年举人）。可以说吕氏家族也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名门望族。由于两个家庭成员繁多，一时难以做出全面的分析，本文仅以《吕氏族谱》郡城支的婚姻记录及庄氏族谱《姻娅录》的记录为样本，对宗族的婚姻关系作一细化分析。
一、门当户对：科举及仕宦
中国宗族的婚姻模式可以用同质婚(Homogamy)来解释，即与自己类似的人结婚。直到今天，同质婚仍是主导的婚姻模式。社会学者认为同质婚原则上最大程度地符合家族的利益。
对于望族来说，在确定同质性婚姻对象的标准上，首要便会用科第和仕宦这种可量化的指标作为参照。
庄氏族谱中设有《姻娅录》一门，目的就是“以示吾族缔姻必崇门第，而贤甥快婿代不乏人云尔”。120次婚姻，对方全是高级官僚，其中大学士5名，尚书12名，状元3名，榜眼1名，探花8名，传胪2名，包括唐顺之、盛宣怀、洪亮吉、钱维城、彭启丰、赵翼、刘於义等。从吕宫始，至修谱的光绪四年，吕氏迁城一支主要成员共有婚姻共107次，其中男子娶妇42名，女子出嫁65名。吕氏在获得进士的数量上虽然不及庄氏，但如前所述，仍然算是较为成功的宗族，“必崇门第”便也是其婚姻的主要模式。从其娶妇和出嫁的对象出身分析，男子娶妇46名，对方父亲或祖父是进士的21名，举人15名，岁贡1名，太学生3名，没有纪录的4名，低级官员2名。其中举人进士占总数的80%以上。女子出嫁65名，其中进士6名，举人8名，贡生3名，官员8名，父亲或祖父是进士的13名，是举人的6名，是贡生的6名，是官员的5名，其余包括副监生1名，庠生3名，太学生3名。其中本人是进士举人及父亲、祖父是进士举人的33名，占一半以上。而庄氏的姻娅录120例中，嫁女也只占29例。由此可见，虽然无论是娶妇还是嫁女，门第都是非常重要，但相对而言，娶妇对于本家族的发展更为重要，所以对女方的门第尤为看重，娶妇方举人进士出身的比例更高。
名门望族对娶妇的看重是和女子在家族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密切相关的。一个士人从生员开始便不停地为参加各级考试而奔波，为谋生而漂泊，在其正式为官，可以携带家眷上任之前，很少有时间集中精力照顾家庭的。这一大段的教育空白往往需要母亲来填补。而名门望族中的女子往往可以获得良好的教育，在培养子女，帮助家族进行文化的代际传承方面更有优势。同时姻亲关系在个人成长方面有时也能起相当大的作用，如庄存与对其外孙刘逢禄和宋翔凤的影响就无须赘述。
家族发展的不同阶段，家族婚姻中仕宦所占比重也不同。一般望族之间的婚姻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强强联合”，通过世家联姻，可以扩大家族的势力范围和影响力。二是所谓“新旧交融”，即新兴显贵通过与世家联姻来提升本身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声望。当家族处于起步期时，婚姻模式以“新旧交融”为主，如庄氏便是通过与明代常州第一大族唐氏唐顺之家族联姻才进入城内望族行列的。吕氏在吕宫之前，婚姻对象也没有一个望族。吕宫开始娶常州望族吴氏之女，从此开始进入城市的核心交际圈。当家族处于兴盛时期，强强联合的模式则占据主导地位。吕氏最兴盛的时候是第九世吕宫和第十五世吕佺孙兄弟五子登科时，此阶段婚姻对象中名门望族和进士举人所占比重是各个阶段中最高的。如从顺治四年（1644）开始至顺治十二年（1655）这八年中，吕宫从中状元至弘文院大学士、太子太保，这期间四榜共50名常州籍进士中，与其有姻亲关系达12名，其中吕宫加太子太保衔当年的顺治十二年榜13名常州籍进士中与其有婚姻关系的竟达5名，占了三分之一还多。
二、异地婚姻圈
吕氏在城支有记录的111次婚姻中，异地婚姻共23次，仅占20%，可见本地联姻仍然是主要模式。异地联姻中，娶妇仅6次，而嫁女达17次。这再次证明男子娶妇对家族的重要性，若没有确定的把握，家族不可能轻易做出冒险。因此男子的外地联姻对方基本上都是重要家族，包括海宁陈氏（文渊阁大学士陈之闇女）、南康谢氏（谢启昆孙）、丹徒戴氏（四川总督戴三锡女）、京江张氏（大学士张玉书后）、江阴缪氏。其次异地联姻中本省的婚姻占18次，本府范围内6次，无锡3次，江阴2次，宜兴1次；苏州府5次，元和3次，吴2次；镇江府4次，京口2次、丹阳、丹徒各1次；南京府2次，江宁县1次、溧阳县1次；扬州府甘泉县1次。异地婚姻圈以常州府属县及东西两边的苏州府和镇江府为圆心，婚姻数与直径距离成反比关系，距离越远，次数越少。出省的五次中，海宁2次（海宁陈氏），南康2次（南康谢氏），桐城1次（桐城方氏），距离均不算太远，而且对方都是当地大族，除了桐城方氏之外，其它两家都曾联姻两次，由此可见家族对婚姻对象的选择的慎重性。
然而不同的家族异地婚姻圈并不相同。庄氏《姻娅录》所列的120次婚姻，除4次婚姻对方地址不详外，其余116次，本地的72次，外地的44次，异地婚姻超过了30%。而且其婚姻的范围也不再限于周边地区。其中本府周边共6次，无锡1次，江阴4次，靖江1次；苏州府7次，其中长洲2次，元和2次，吴县1次，常熟1次，昆山1次。此外省内有太仓直隶州1次，南京府江宁县1次，松江府华亭县1次，扬州府兴化县2次，共计18次，占总数的比例不到一半。浙江杭州府6次，全部来自仁和县，嘉兴府4次，其中嘉兴县1次，海宁县2次，桐乡县1次；湖州府4次，其中归安县2次，长安县1次，武康县1次；绍兴府2次，加上浙江朱氏，共17次，接近本省。其余还包括直隶3次，河南2次，安徽1次，湖北1次，江西1次，旗人1次。由此可见，庄氏的异地婚姻圈已经不是以常州府属县为圆心，而是以江南的两个中心城市苏州和杭州为圆心，向外层层扩展。婚姻圈既是一个地理学的概念，更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庄氏和吕氏婚姻圈之间的区别，和庄氏世代为官，尤其是在京为官时间较久，其交往范围较吕氏为广有关，其异地婚姻圈便不会局限于本府，而是集中于周边官僚和士绅云集的中心城市。
三、本地婚姻与婚姻网络
庄氏《姻娅录》中的本地73次婚姻，涉及31个姓氏，吕氏郡城支88次本地婚姻中，涉及29个姓氏。常州主要的大家族都与这两个家族有联姻，如安阳杨氏的杨兆鲁，前黄杨氏的杨廷鉴、杨廷锦、杨士凝，新河徐氏的徐永宣、徐芬，西营汤氏的汤雄业，西营刘氏的刘达善，华渡管氏的管抡，管贻胙、蒋氏的蒋炳，庄氏的庄冋生、庄诜男，段庄钱氏的钱人麟，永济崔氏的崔龙见，常州吴氏的吴宗达，双桂坊丁氏的丁履端、丁嘉葆，前街董氏的董大醇、董宪贻，观庄赵氏的赵起，恽氏的恽彦琦，恽敷，谢氏的谢榕、龚巷龚氏的龚宝莲等都与其有姻亲关系。庄氏和吕氏也都属于对方的婚姻网络中，与庄氏和吕氏都有婚姻关系的姓氏为18个，均占总数的近三分之二。其中吴姓在庄氏和吕氏的婚姻网络中都占最重要的地位，婚姻次数均高居第一。此外西营刘氏、安阳杨氏、前黄杨氏、前街董氏、永济崔氏、段庄钱庄、西营汤氏、罗墅湾谢氏、龚巷龚氏、常州蒋氏、常州恽氏都在其中，由于各大宗族共同组建了城市中的婚姻交际网络，因此庄氏和吕氏经常会同时与某个家族结亲。如吕俻孙和庄仁体都娶了恽敷的女儿，吕扬廷和庄蓉纕也同样娶了钱人麟的女儿，状元钱维城的姐妹。吕绍业的女儿嫁给了仓场侍郎蒋炳的孙子，而庄关和则娶了蒋炳的孙女。吕子班娶了崔龙见的女儿，庄炳熙则娶了崔龙见的孙女，而崔龙见则是钱维城的女婿。正是这种复杂的婚姻关系构成了城市中的士绅交际网络。
四、世代联姻
世代联姻，即两个家族之间连续发生两次或两次以上的婚姻关系。中国从门阀世族消亡后，婚姻制度中阶级内婚制便已经基本消失，但是世代联姻则形成了一个变相的阶级内婚制的模式。家族选择特定的对象实行世代联姻主要目的是为了使家族的资本、机密以及家族的声望得以维护。同时，减少婚姻的风险成本是实施世代联姻的重要原因。在交往圈子有限的当时，从亲属圈和朋友圈进行婚姻对象的选择是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而世代联姻和亲上加亲便是这种形式的体现。不过，虽然世代联姻从表面上看是变相的阶级内婚制，但是中国社会与其它实施阶级内婚制的地方不同，其社会阶级地位是可变的，而非固定的，一旦共同性不存在，其世代联姻便不会延续，因此这种阶级内婚制归根结底仍是门当户对的“同质婚”。
和吕氏发生婚姻次数最多的是吴、杨、徐，而吕氏的世代联姻也主要涉及到吴氏、杨氏、徐氏以及蒋氏、谢氏、崔氏上。以徐氏为例，第十世吕方嘉女嫁给了徐永宣，第十二世吕方嘉的孙子吕灏娶了徐永宣的女儿。以安阳杨氏为例，第十世吕方洪女儿嫁给了杨兆鲁的孙子杨文三，第十一世吕方洪子吕廷鹓的女儿则杨文三的儿子杨振飞，第十一世吕锟也娶了杨兆鲁的孙女，而其女则嫁给杨兆鲁曾孙杨灏。第十二世吕仲吕的女儿嫁给了吴氏的吴国蕃，其子第十七世吕荣光的女儿又嫁给了吴国蕃的儿子。第十二世吕瀶的女儿嫁给了举人谢榕，其子第十三世吕尔禧的女儿则嫁给了谢榕的儿子谢戴礼，其曾孙吕佺孙则娶了谢戴礼的女儿。第十四世吕子班娶了蒲城崔氏崔龙见的女儿，其子吕佶孙则娶了崔龙见的孙女，崔景仪的女儿，吕佶孙女儿则嫁给了崔景仪的儿子。世代联姻不仅限于本地，还会扩展到外地。吕宫的女儿嫁给了著名的海宁陈氏陈之遴的儿子陈奋永，其子吕方洪的女儿则嫁给了陈奋永的儿子。
但是研究世代联姻时我们往往会忽视其中的具体细节，比如根据A家族和B家族在某几代中频繁发生婚姻关系，便认定他们之间有排他性的世代联姻关系，或者将A姓和B姓之间的连续婚姻草率地称之为世代联姻，其实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首先，A家族和B家族在某几代中频繁发生婚姻关系，并不代表此两者之间的婚姻关系是排他的，往往A家族和B家族经常发生联姻的同时，他和C家族也同样会有世代联姻的关系，B家族亦然。同时A姓和B姓之间经常发生联姻，并不等于A姓仅指A宗族，B姓仅指B宗族。即使A姓是同一宗族，也不代表所有A姓都处于同一分支或者同一系。吕氏和徐氏跨越数代的联姻便是如此。吕氏第十世吕方嘉的女儿嫁给了新河徐氏的著名诗人徐永宣。吕方嘉孙第十二世吕灏娶了徐永宣的女儿，而其女儿则嫁给了徐永宣之孙，徐梅之孙徐日照，第十三世吕重华则娶了徐永宣之侄徐朝柱之女。而吕重华之孙第十五世吕振祺则娶了徐永宣的侄曾孙徐芬。虽然与徐氏联姻的始终都是吕方嘉一系不变，但在徐氏而言，徐芬属于徐永定一系，徐朝柱属于徐永宁一系，从徐永宣到徐芬，虽然仍是属于一支，但实际上却已相对疏远。即以研究者经常提及的武进庄氏和西营刘氏之间的世代联姻为例，首先庄氏和刘氏之间的婚姻关系并不是庄氏家族中最重要的婚姻关系，在姻娅录中，和庄氏有姻亲关系时间最长，次数最多的不是西营刘氏，而是常州吴氏，而前黄杨氏和庄氏的联姻次数也和刘氏相同。同时，庄氏和刘氏之间虽然保持了世代联姻，但其实并不是庄氏某一家庭和刘氏某一家庭固定的婚姻关系，而是庄氏宗族各支和刘氏宗族各支之间的表面稳定，实际上不断变化的联姻。在庄廷臣一支于雍乾时期重新崛起之前，刘氏与庄氏的联姻主要集中在庄起元一支，而庄存与兄弟连夺大魁之后，刘氏的婚姻对象便从庄起元一支转移到了庄廷臣一支。
正如许多学者所言，科举制度出现之后的士绅与唐宋之前的豪门士族不同，并没有稳固的获得权力的渠道，这便注定了单个家庭在没有强大宗族的支持下不可能对权力实现长期、稳定的垄断。各个家族必须要采取灵活多变的婚姻策略来维持自己家族的声望。各个家族之间进行世代联姻的基础便是家族之间的同质性，庄氏和刘氏作为大宗族，其获得功名和做官的概率要高于一般的宗族，因此他们之间可能会形成相对稳定的世代联姻。而吕氏相对前两者而言，其规模较小，他对婚姻的倚重性也就更高，对规避风险的要求也就越强，很难会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只篮子里面，而作为吕氏世代联姻的另一方家族在选择婚姻对象也同样会保持谨慎的态度。如吕氏与海宁陈氏之间的世代联姻，一旦吕氏退出京师的政治舞台，便立刻中止。所以其世代联姻无论是从次数还是延续时间方面都比庄氏和刘氏之间的联姻要少的多。
结语
传统社会的文化精英阶层可以凭借其独特的策略，增加或保存他们的文化资源，来获取和维持他们的最大利益，而其中一个重要策略，便是通过家族的传承和婚姻的延展。稳固的家族制度和家族内部对教育的重视可以保证文化资源的代际传递，而可靠的婚姻策略则可以通过建立一个更广阔的社会网络来实现文化资源的交换和增值。从以上庄氏和吕氏的婚姻策略的量化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名门望族通过他们精心实施的婚姻策略，组建了一个婚姻网络圈，不仅促进了他们之间的文化的传承与交换，而且组成了一个看似松散，实则严密的网络，使得他们获得了优越于一般人的学习和交流管道，正是这一整套机制保证了他们家族中会不断产生新的文化精英。这也许就是传统社会文化代际传承的秘密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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