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彭龄勘破案中案
江志礼
清嘉庆八年二月，安徽寿州发生了一起因奸情酿成的三人命案。从案发至审结，几经反复，历时四年。当中的弄虚做假、行贿请托，迭出层生。此案不仅惊动了当地，而且还惊动了嘉庆皇帝，为此案下达过近三十道谕旨，有时甚至一日三道。他发怒地硃批到：“此案可恨极也！”事出偶然，时任安徽巡抚的初彭龄从一出戏中捕捉到了蛛丝马迹，由他接手揭开了疑案真相。此案节外生枝，错综复杂，笔者只能简而述之。
怀宁县财主张体文生有三子：长子张秀伦，协父理家，循规蹈矩；次子张大有，是个武举人，喜欢舞枪弄棒，寻花问柳；三子张大勋，在外当差，很少回家。张大有的妻子因病亡故，遗下襁褓中的儿子。张大勋在外当差，儿子在外读书，妻子胡氏只身在家。胡氏年轻风骚，素不安分，张大有早已垂涎，但碍于大伯哥的名分，无从下手。妻子一死，张大有以无法照看为由，央求胡氏代为抚养孩子，胡氏欣然应允。从此，张大有借看孩子，三天两头儿出入胡氏房中。两人先从语言调笑，进而动手动脚，最后勾搭成奸。张大勋因常年外出，就商请族侄张伦和族弟张纯修到家帮助料理杂务，催收田租。此二人也是浮浪子弟，不久也都与胡氏勾搭相染。张大有与张伦彼此都曾撞破，不免争风吃醋，撕破脸面。张大有愤恨在心，定要伺机报复。
一天傍晚，张家的长工李赓堂要套车外出，让儿子寻找鞭杆。儿子提着灯笼遍找不着，就走向厨房。他进门张望，不由大吃一惊，慌忙返身跑出。原来，张伦和胡氏正在做苟且之事。儿子回去后，把见到事情告诉了父亲。李赓堂经常受张伦欺压，早已愤恨在心，这回抓住了把柄，隐忍不住，到处传扬，话语之中也捎带着张大有。张大有闻知，怒火中烧。他一恨张伦分占胡氏，二怕秽行再传下去使自己臭名远扬，无脸见人。左思右想，密谋已定，决意将张伦和李氏父子一并除掉，一泄私愤，二灭口实。那三人做梦也没料想，死神正在向他们步步逼近。
一天傍晚，张大有特意安排长工带三人外出尽兴游玩。夜晚归来，让家人送进酒料及砒霜糖饼宵夜，并锁紧外门。三人饱餐一顿，睡至半夜，药性发作，七窍流血，滚地求救，又出入无门，无何气绝归阴。守候门外的家厮，确定三人死亡无疑后，进门擦洗净他们口鼻与身上的血迹，清除了地上的呕吐秽物，再把尸身抬上各自的床铺。然后，伪造现场，由里关死房门，从门下挖洞而出。这些胡氏都蒙在鼓里。
天明后，家厮按计敲门不开，就破门而入，故作惊

慌，大声喊叫。邻居闻声而至，询问原由，他们声泪俱下的编造说：“昨晚还好好地一块吃饭，一切正常，怎么会这样？”他们以“中邪”来搪塞。地保摄于张家的财势不敢报官。而张伦的哥哥张怀见过尸身缄口不语；李赓堂的弟弟李东阳见尸身面色青黑，心生图谋，坚持报官相验。
寿州知州郑泰接案后，率仵作前往勘验，种种征兆说明死因系中毒。而有关证人却有三种说法：一是中邪，二是中煤毒，三是吃了毒蘑菇。郑泰任官，专事搜刮，不用心办案，见众说纷纭，束手无策，便传讯尸亲，欲速结了事。因屡传尸亲不到，案件拖了几个月才审理。这一次李东阳因索得张家白银2400两，所以一传就到，当堂认定其兄、侄系误食毒蘑菇致死，愿意出具甘结。此案未按规定上报备案，又拖得太久，郑泰怕惹出麻烦，一听正中下怀，立即照准。不久，他被调任泗州知州。郑泰在寿州曾革职了一个李姓衙役，李衙役一直在关注案情，听说他调走，便串通泄愤、图利的李东阳找到讼师刘某写了控词，告了他一个玩忽职守、匿命案不报的罪名。
两江总都陈达文接报后，立即派安徽臬司鄂云布带人人重新勘尸审查。旁证李东阳等人在刑威之下，承认说死者食了毒蘑菇是做了假证。张大有感觉到毒蘑菇致死人命的理由站不住脚了，忽然想起了他已死去的父亲。于是，他对涉案人员统一了口径：就说是他父亲为平息事态，主谋买了十文鼠药掺入馅饼，毒死了三人。臬司鄂云布还真的信以为真，得意洋洋地上报道：案情有所新发现，但现主谋起意之人已死，无从追究；遵从者难违尊长指令，情有可原，应从轻发落等等。陈达文接报对臬司大加赞赏，立即上奏清廷，力加荐举，并准备了结本案。正在这时，上颁谕旨，陈达文调离由铁保接任。
铁保上任，照例要对前任挑剔一番，以显才干，树立威严。他先审查本案，竟一下子看出了破绽。他指出：原审断为误食毒菇，何以张父一死变成了谋杀？十文鼠药其量甚微，何以竟能致死三命？认为鄂云布所查“情罪未确”，驳回安徽另审。与此同时，又生出枝节。本案中代人擬写上控呈词的讼师刘某，本想从中揩点油水，没想到好处没得还受了牵连。他愤心不平，派儿子赴京向步军统领衙门告了一状。命案复杂，嘉庆批办于铁保，铁保正忙于河工，无暇兼顾，委派给了苏州知府周锷、长洲知县赵堂审理。案卷由安徽调往江苏，犯证由寿州解向苏州，非但未获真相，反而更产生了节外生枝的案中案。
安徽有个专为人书写诉状的任某，为了捞取酬金，他为张家的命案非常关注进展，设法联系到张大勋献计此案要过得去的三种做法：一是说死者的居室因木匠在此用煤渣烘烤过木板，他们中煤毒而死；二是要买通木匠作证；三是多花钱堵住审官嘴巴。张大勋被家中命案搞得焦头烂额，不惜花钱，只求息事，满口答应。周锷和赵堂又在刑部侍郎孙某的托请下，默收8000两银子敷然了事，验尸的仵作不敢违命，无可奈何，只好违心画押。周锷、赵堂因收受贿赂，抹翻原审，按“烘板中毒”上报总督铁保，并拟将有关人犯开释，唯严追讼师刘某遣子京控之罪。铁保接报又赞周锷等办案有方，一面具折奏报。
周锷揣了巨额贿银，又受到褒奖，本应韬光自敛，夹着尾巴做事，谁想他头脑发昏，偏要张扬自己的“美名”。他出钱派人找到苏州有名的“结芳”戏班，让他们以此案为素材编演了一出名叫《寿椿园》的新闻戏。戏中把周锷比作况钟，把铁保比作弥勒佛，肉麻地为他俩歌功颂德。安徽巡抚初彭龄听说了这出戏，引起了警觉，密奏清廷。嘉庆皇帝怒斥：背着朝廷，目无纲纪，胆大妄为！他给在江苏的心腹舒明阿和戴均元各下一道秘旨称：“江苏复审本案，把因奸毙命改为烘板中毒，屡次翻控，实为可疑。务即详细查明，连同戏本据实密奏。”再说讼师刘某见众犯皆无罪，唯独自己受罚，气死不过。他左思右想：反正自己没有参与杀人，只不过代人写了个控告状，再说状子所控并非无中生有、凭空捏造，所以罪不至如此。如其坐以待毙，不如孤注一掷，他决定豁出去了。于是，他又派妻子去向都察院呈控。嘉庆皇帝接奏，反复考虑，认为安徽巡抚初彭龄“素尚公允”，即将此案批交给了他来再查。这时，已是嘉庆十一年初冬。
初彭龄悉心分析：此案历时三年多，弊端叠出，苏州翻供绝非偶然，若拘泥于原案的犯供，实难有所新的突破。要究明真相，必须另辟蹊径，寻找新的线索和旁证。他询问一些从未询问过的张大勋邻居，他们都说从未见过张家在死者的住房里烘烤木板，而且当地从不烧煤，煤毒一说前所未闻。苏州审断中煤毒，唯一的证人是王木匠。经过严加盘诘，王木匠把如何收受50两银子作伪证，长洲县怎样用刑一一供吐明白。煤毒致死人命纯系捏造，那么奸情谋杀能否成立？主谋者到底是谁？初彭龄仍然绕过主要人物，选择薄弱环节，以为胡氏之嫂李氏是最好的突破口。依据是李氏久居张家，必知就里；她又并非张家族人，与案件无切身利害；又是女流，经不起刑吓，容易说实话。果如所料，李氏供出了因奸情酿成命案的缘由，而且还供出了与胡氏通奸的张纯修。经审讯，张纯修如实承认，证实了李氏的供词。
案情出现了根本转折，初彭龄顺藤摸瓜，决定审讯犯证。为了避免串通，初彭龄安排分头同时审讯各案犯。严刑之下，案犯们将案情一一供明画押，而且供述相同。再讯胡氏，也供认不讳。杀人主犯是张大有，而非其父，已确凿无疑。张大有一度越监，拿获后由初彭龄单独审讯。张大有自知众供已明，无可狡辩，当堂供明来龙去脉，与其他证据别无出入。案件已水落石出，初彭龄正在依律拟定奏折，忽然传来胡氏在监自缢身死的消息。胡氏自杀貌似畏罪，其实是被逼。围绕这一诡计，又掀起一场风波，竟然让嘉庆皇帝也上了圈套。
真情完全暴露，张大勋家产荡尽，懊恼沮丧，尤其是妻子的不贞，无地自容。但他仍不甘罢休，还想把水搅浑，转移视线，梦想翻案。他虽身陷囹圄，仍想法找人出了个主意。就是孤注一掷，逼迫胡氏自杀，然后请求检验“羞秘骨”，以示清白；再叫胡氏之兄以此为口实进京翻控，没了活口，或许会有转机。所谓“羞秘骨”，是清代吴芗提出的一种见解。其说：女子阴道深处有块小骨叫“羞秘骨”，平时不会坠下来，一旦施加外力使它坠下来，就像闸门一样，把阴道关闭。指出除了用刑外，更可用针灸的方法使其下坠。查南宋提刑官宋慈著《洗冤集录》并无此说，不知有无科学性。
张大勋依计安排，重金托请女监卒转告胡氏：“既已招供与兄、职通奸，无颜面苟活人世，况案结后必担重责，如其被剐街头，不如早寻死路。倘能借此翻异，或可保全名节。”胡氏依嘱自缢了。胡兄也去了都察院。嘉庆十二年正月，刑部将安徽对此案的审办结果和处理意见依法奏报，嘉庆皇帝亲批：“张大有即行处决……余依议。”圣旨刚下，都察院呈上胡兄控状：“安徽巡抚无端翻异苏州原判，故入人罪，滥用非刑，致妹胡氏含冤而死等等。”绘声绘色，介有其事。嘉庆一看，产生了动摇。于是，收回成命，张大有暂缓正法。委派刑部侍郎玉麟随带吏部员外郎长庚即赴安徽查核。玉麟在初彭龄的陪同下逐一审讯有关犯证，多数供述如前，惟有正凶张大有与张大勋的儿子全盘翻供，坚称死者系中煤毒。而张大勋的儿子之前已呈递了控状，内容与胡兄的控状完全一致。张大勋则请求检验其妻胡氏尸身，以辨其贞洁与否。
玉麟没有急着下结论，而是密派长庚前往案发地暗访，取获新证。长庚装扮成行贾，借故在张家村逗留，打听本案因由。邻舍纷纷述说张家的种种丑闻，并指出：死者的住房狭小，三人睡卧已很拥挤根本没有地方烘木板。长庚亲去踏勘，画下了图样。长庚又去到药店，婉转探听到：嘉庆八年闰二月，张家佣工曾购买红砒四十文，说是张大有要治疮。不久，就听说张家出了三人命案。张庚获得两大要证，星夜回省禀报。玉麟等再提张大有和张大勋的儿子严刑审讯，二人已无法狡辩，只好如实吐供。对张大勋所提检验胡氏“羞秘骨”以判断胡氏是否淫乱一节，“舍可信之确证检无凭之秽骨”，初彭龄和玉麟一致认为实为荒唐，严词驳回。
玉麟将复讯情形上走后，嘉庆皇帝即降旨将张大有正法。就在玉麟拟尊旨行刑之时，寿州又上报一起因烘木板煤气中毒致二人死亡的命案。这起命案也是由小丫头淫乱引发的，作案手段与张大有案异曲同工，如出一辙。
原来，寿州有个尹富豪，家中有个婢女，人称“小丫头”。小丫头刚成年，就被尹子奸污。后来，尹富豪把小丫头配给长工李保为妻。这小丫头也是野马一匹，一旦脱缰收不住蹄子，又与尹富豪的妻侄孙怀遇、雇工余德海等人通奸，先后被雇工李双孜和木匠吴学高撞见。李、高二人本想趁机敲诈，结果不成，十分气恼，就在院中混骂，扬言：如再捉获，定将奸夫奸妇统统杀死。孙怀遇听到，即起杀人灭口之心。于是，便串通尹子、尹攀桂、余德海和小丫头四人，趁夜晚李、吴二人大醉酣睡之机，挖洞入室将他们掐死，然后整理好现场，从里面关好门，爬洞而出。次日，他们佯装叫人起床不应，就假做慌张，叫来邻居，挖洞进入，“发现”出事了。
尹富豪将以李、吴二人无故身死报官请验，恰被张大有的侄子闻知。张侄想此案如也报烘板中毒，定可牵制张大有一案，证实江苏原审不谬，或可从中捞根救命稻草。他说通了尹富豪，愿出钱买通仵作、地保、尸亲等人，默认伪造现场。就这样，又一起“烘板中毒”案出现了。刚推翻了一起烘板中毒案，接着又出现了一起，初彭龄心里暗自好笑。他连夜提审，迅速揭穿了“烘板中毒”的假相，将两案具结一并上奏朝廷，很快接到批复。
两案中所涉及到的职官与民众，皆按罪恶轻重进行了相应惩处。两江总督铁保也受到了追究。嘉庆皇帝专为他降一道谕旨说：“身为总督，核办三命重案疏忽敷衍，既不详查，又纵容僚属调停息事……”盛怒之下，革去官衔，降二品顶戴。就是这个铁保，在接下来的嘉庆十三至十四年的李毓昌（山东即墨人）江苏山阳县查赈救灾遇害案中，被嘉庆皇帝斥为“始终昏愦”、“无用废物”，革职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
初彭龄在“煤毒”案中悉心推鞠，秉公查办，得成信谳，不负委任，得到嘉庆皇帝的褒奖。
初彭龄（1749—1825），字颐园，原籍山东莱阳北黄村，迁居即墨县海堤村（今即墨市金口镇海堤村）。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进士，官至工部主事、兵部尚书。嘉庆二十一年（1816），将户籍转入顺天（北京），卒后葬于京西山吕村。
（该文载于《即墨谱牒》2016年第2期，总第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