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彭龄勘破案中案
江志礼
清嘉庆八年二月,安徽寿州发生了一起因奸情酿成的三人命案。从案发至审结,几经反复,历时四年。当中的弄虚做假、行贿请托,迭出层生。此案不仅惊动了当地,而且还惊动了嘉庆皇帝,为此案下达过近三十道谕旨,有时甚至一日三道。他发怒地硃批到:“此案可恨极也!”事出偶然,时任安徽巡抚的初彭龄从一出戏中捕捉到了蛛丝马迹,由他接手揭开了疑案真相。此案节外生枝,错综复杂,笔者只能简而述之。
怀宁县财主张体文生有三子:长子张秀伦,协父理家,循规蹈矩;次子张大有,是个武举人,喜欢舞枪弄棒,寻花问柳;三子张大勋,在外当差,很少回家。张大有的妻子因病亡故,遗下襁褓中的儿子。张大勋在外当差,儿子在外读书,妻子胡氏只身在家。胡氏年轻风骚,素不安分,张大有早已垂涎,但碍于大伯哥的名分,无从下手。妻子一死,张大有以无法照看为由,央求胡氏代为抚养孩子,胡氏欣然应允。从此,张大有借看孩子,三天两头儿出入胡氏房中。两人先从语言调笑,进而动手动脚,最后勾搭成奸。张大勋因常年外出,就商请族侄张伦和族弟张纯修到家帮助料理杂务,催收田租。此二人也是浮浪子弟,不久也都与胡氏勾搭相染。张大有与张伦彼此都曾撞破,不免争风吃醋,撕破脸面。张大有愤恨在心,定要伺机报复。
一天傍晚,张家的长工李赓堂要套车外出,让儿子寻找鞭杆。儿子提着灯笼遍找不着,就走向厨房。他进门张望,不由大吃一惊,慌忙返身跑出。原来,张伦和胡氏正在做苟且之事。儿子回去后,把见到事情告诉了父亲。李赓堂经常受张伦欺压,早已愤恨在心,这回抓住了把柄,隐忍不住,到处传扬,话语之中也捎带着张大有。张大有闻知,怒火中烧。他一恨张伦分占胡氏,二怕秽行再传下去使自己臭名远扬,无脸见人。左思右想,密谋已定,决意将张伦和李氏父子一并除掉,一泄私愤,二灭口实。那三人做梦也没料想,死神正在向他们步步逼近。
一天傍晚,张大有特意安排长工带三人外出尽兴游玩。夜晚归来,让家人送进酒料及砒霜糖饼宵夜,并锁紧外门。三人饱餐一顿,睡至半夜,药性发作,七窍流血,滚地求救,又出入无门,无何气绝归阴。守候门外的家厮,确定三人死亡无疑后,进门擦洗净他们口鼻与身上的血迹,清除了地上的呕吐秽物,再把尸身抬上各自的床铺。然后,伪造现场,由里关死房门,从门下挖洞而出。这些胡氏都蒙在鼓里。
天明后,家厮按计敲门不开,就破门而入,故作惊
慌,大声喊叫。邻居闻声而至,询问原由,他们声泪俱下的编造说:“昨晚还好好地一块吃饭,一切正常,怎么会这样?”他们以“中邪”来搪塞。地保摄于张家的财势不敢报官。而张伦的哥哥张怀见过尸身缄口不语;李赓堂的弟弟李东阳见尸身面色青黑,心生图谋,坚持报官相验。
寿州知州郑泰接案后,率仵作前往勘验,种种征兆说明死因系中毒。而有关证人却有三种说法:一是中邪,二是中煤毒,三是吃了毒蘑菇。郑泰任官,专事搜刮,不用心办案,见众说纷纭,束手无策,便传讯尸亲,欲速结了事。因屡传尸亲不到,案件拖了几个月才审理。这一次李东阳因索得张家白银2400两,所以一传就到,当堂认定其兄、侄系误食毒蘑菇致死,愿意出具甘结。此案未按规定上报备案,又拖得太久,郑泰怕惹出麻烦,一听正中下怀,立即照准。不久,他被调任泗州知州。郑泰在寿州曾革职了一个李姓衙役,李衙役一直在关注案情,听说他调走,便串通泄愤、图利的李东阳找到讼师刘某写了控词,告了他一个玩忽职守、匿命案不报的罪名。
两江总都陈达文接报后,立即派安徽臬司鄂云布带人人重新勘尸审查。旁证李东阳等人在刑威之下,承认说死者食了毒蘑菇是做了假证。张大有感觉到毒蘑菇致死人命的理由站不住脚了,忽然想起了他已死去的父亲。于是,他对涉案人员统一了口径:就说是他父亲为平息事态,主谋买了十文鼠药掺入馅饼,毒死了三人。臬司鄂云布还真的信以为真,得意洋洋地上报道:案情有所新发现,但现主谋起意之人已死,无从追究;遵从者难违尊长指令,情有可原,应从轻发落等等。陈达文接报对臬司大加赞赏,立即上奏清廷,力加荐举,并准备了结本案。正在这时,上颁谕旨,陈达文调离由铁保接任。
铁保上任,照例要对前任挑剔一番,以显才干,树立威严。他先审查本案,竟一下子看出了破绽。他指出:原审断为误食毒菇,何以张父一死变成了谋杀?十文鼠药其量甚微,何以竟能致死三命?认为鄂云布所查“情罪未确”,驳回安徽另审。与此同时,又生出枝节。本案中代人擬写上控呈词的讼师刘某,本想从中揩点油水,没想到好处没得还受了牵连。他愤心不平,派儿子赴京向步军统领衙门告了一状。命案复杂,嘉庆批办于铁保,铁保正忙于河工,无暇兼顾,委派给了苏州知府周锷、长洲知县赵堂审理。案卷由安徽调往江苏,犯证由寿州解向苏州,非但未获真相,反而更产生了节外生枝的案中案。
安徽有个专为人书写诉状的任某,为了捞取酬金,他为张家的命案非常关注进展,设法联系到张大勋献计此案要过得去的三种做法:一是说死者的居室因木匠在此用煤渣烘烤过木板,他们中煤毒而死;二是要买通木匠作证;三是多花钱堵住审官嘴巴。张大勋被家中命案搞得焦头烂额,不惜花钱,只求息事,满口答应。周锷和赵堂又在刑部侍郎孙某的托请下,默收8000两银子敷然了事,验尸的仵作不敢违命,无可奈何,只好违心画押。周锷、赵堂因收受贿赂,抹翻原审,按“烘板中毒”上报总督铁保,并拟将有关人犯开释,唯严追讼师刘某遣子京控之罪。铁保接报又赞周锷等办案有方,一面具折奏报。
周锷揣了巨额贿银,又受到褒奖,本应韬光自敛,夹着尾巴做事,谁想他头脑发昏,偏要张扬自己的“美名”。他出钱派人找到苏州有名的“结芳”戏班,让他们以此案为素材编演了一出名叫《寿椿园》的新闻戏。戏中把周锷比作况钟,把铁保比作弥勒佛,肉麻地为他俩歌功颂德。安徽巡抚初彭龄听说了这出戏,引起了警觉,密奏清廷。嘉庆皇帝怒斥:背着朝廷,目无纲纪,胆大妄为!他给在江苏的心腹舒明阿和戴均元各下一道秘旨称:“江苏复审本案,把因奸毙命改为烘板中毒,屡次翻控,实为可疑。务即详细查明,连同戏本据实密奏。”再说讼师刘某见众犯皆无罪,唯独自己受罚,气死不过。他左思右想:反正自己没有参与杀人,只不过代人写了个控告状,再说状子所控并非无中生有、凭空捏造,所以罪不至如此。如其坐以待毙,不如孤注一掷,他决定豁出去了。于是,他又派妻子去向都察院呈控。嘉庆皇帝接奏,反复考虑,认为安徽巡抚初彭龄“素尚公允”,即将此案批交给了他来再查。这时,已是嘉庆十一年初冬。
初彭龄悉心分析:此案历时三年多,弊端叠出,苏州翻供绝非偶然,若拘泥于原案的犯供,实难有所新的突破。要究明真相,必须另辟蹊径,寻找新的线索和旁证。他询问一些从未询问过的张大勋邻居,他们都说从未见过张家在死者的住房里烘烤木板,而且当地从不烧煤,煤毒一说前所未闻。苏州审断中煤毒,唯一的证人是王木匠。经过严加盘诘,王木匠把如何收受50两银子作伪证,长洲县怎样用刑一一供吐明白。煤毒致死人命纯系捏造,那么奸情谋杀能否成立?主谋者到底是谁?初彭龄仍然绕过主要人物,选择薄弱环节,以为胡氏之嫂李氏是最好的突破口。依据是李氏久居张家,必知就里;她又并非张家族人,与案件无切身利害;又是女流,经不起刑吓,容易说实话。果如所料,李氏供出了因奸情酿成命案的缘由,而且还供出了与胡氏通奸的张纯修。经审讯,张纯修如实承认,证实了李氏的供词。
案情出现了根本转折,初彭龄顺藤摸瓜,决定审讯犯证。为了避免串通,初彭龄安排分头同时审讯各案犯。严刑之下,案犯们将案情一一供明画押,而且供述相同。再讯胡氏,也供认不讳。杀人主犯是张大有,而非其父,已确凿无疑。张大有一度越监,拿获后由初彭龄单独审讯。张大有自知众供已明,无可狡辩,当堂供明来龙去脉,与其他证据别无出入。案件已水落石出,初彭龄正在依律拟定奏折,忽然传来胡氏在监自缢身死的消息。胡氏自杀貌似畏罪,其实是被逼。围绕这一诡计,又掀起一场风波,竟然让嘉庆皇帝也上了圈套。
真情完全暴露,张大勋家产荡尽,懊恼沮丧,尤其是妻子的不贞,无地自容。但他仍不甘罢休,还想把水搅浑,转移视线,梦想翻案。他虽身陷囹圄,仍想法找人出了个主意。就是孤注一掷,逼迫胡氏自杀,然后请求检验“羞秘骨”,以示清白;再叫胡氏之兄以此为口实进京翻控,没了活口,或许会有转机。所谓“羞秘骨”,是清代吴芗提出的一种见解。其说:女子阴道深处有块小骨叫“羞秘骨”,平时不会坠下来,一旦施加外力使它坠下来,就像闸门一样,把阴道关闭。指出除了用刑外,更可用针灸的方法使其下坠。查南宋提刑官宋慈著《洗冤集录》并无此说,不知有无科学性。
张大勋依计安排,重金托请女监卒转告胡氏:“既已招供与兄、职通奸,无颜面苟活人世,况案结后必担重责,如其被剐街头,不如早寻死路。倘能借此翻异,或可保全名节。”胡氏依嘱自缢了。胡兄也去了都察院。嘉庆十二年正月,刑部将安徽对此案的审办结果和处理意见依法奏报,嘉庆皇帝亲批:“张大有即行处决……余依议。”圣旨刚下,都察院呈上胡兄控状:“安徽巡抚无端翻异苏州原判,故入人罪,滥用非刑,致妹胡氏含冤而死等等。”绘声绘色,介有其事。嘉庆一看,产生了动摇。于是,收回成命,张大有暂缓正法。委派刑部侍郎玉麟随带吏部员外郎长庚即赴安徽查核。玉麟在初彭龄的陪同下逐一审讯有关犯证,多数供述如前,惟有正凶张大有与张大勋的儿子全盘翻供,坚称死者系中煤毒。而张大勋的儿子之前已呈递了控状,内容与胡兄的控状完全一致。张大勋则请求检验其妻胡氏尸身,以辨其贞洁与否。
玉麟没有急着下结论,而是密派长庚前往案发地暗访,取获新证。长庚装扮成行贾,借故在张家村逗留,打听本案因由。邻舍纷纷述说张家的种种丑闻,并指出:死者的住房狭小,三人睡卧已很拥挤根本没有地方烘木板。长庚亲去踏勘,画下了图样。长庚又去到药店,婉转探听到:嘉庆八年闰二月,张家佣工曾购买红砒四十文,说是张大有要治疮。不久,就听说张家出了三人命案。张庚获得两大要证,星夜回省禀报。玉麟等再提张大有和张大勋的儿子严刑审讯,二人已无法狡辩,只好如实吐供。对张大勋所提检验胡氏“羞秘骨”以判断胡氏是否淫乱一节,“舍可信之确证检无凭之秽骨”,初彭龄和玉麟一致认为实为荒唐,严词驳回。
玉麟将复讯情形上走后,嘉庆皇帝即降旨将张大有正法。就在玉麟拟尊旨行刑之时,寿州又上报一起因烘木板煤气中毒致二人死亡的命案。这起命案也是由小丫头淫乱引发的,作案手段与张大有案异曲同工,如出一辙。
原来,寿州有个尹富豪,家中有个婢女,人称“小丫头”。小丫头刚成年,就被尹子奸污。后来,尹富豪把小丫头配给长工李保为妻。这小丫头也是野马一匹,一旦脱缰收不住蹄子,又与尹富豪的妻侄孙怀遇、雇工余德海等人通奸,先后被雇工李双孜和木匠吴学高撞见。李、高二人本想趁机敲诈,结果不成,十分气恼,就在院中混骂,扬言:如再捉获,定将奸夫奸妇统统杀死。孙怀遇听到,即起杀人灭口之心。于是,便串通尹子、尹攀桂、余德海和小丫头四人,趁夜晚李、吴二人大醉酣睡之机,挖洞入室将他们掐死,然后整理好现场,从里面关好门,爬洞而出。次日,他们佯装叫人起床不应,就假做慌张,叫来邻居,挖洞进入,“发现”出事了。
尹富豪将以李、吴二人无故身死报官请验,恰被张大有的侄子闻知。张侄想此案如也报烘板中毒,定可牵制张大有一案,证实江苏原审不谬,或可从中捞根救命稻草。他说通了尹富豪,愿出钱买通仵作、地保、尸亲等人,默认伪造现场。就这样,又一起“烘板中毒”案出现了。刚推翻了一起烘板中毒案,接着又出现了一起,初彭龄心里暗自好笑。他连夜提审,迅速揭穿了“烘板中毒”的假相,将两案具结一并上奏朝廷,很快接到批复。
两案中所涉及到的职官与民众,皆按罪恶轻重进行了相应惩处。两江总督铁保也受到了追究。嘉庆皇帝专为他降一道谕旨说:“身为总督,核办三命重案疏忽敷衍,既不详查,又纵容僚属调停息事……”盛怒之下,革去官衔,降二品顶戴。就是这个铁保,在接下来的嘉庆十三至十四年的李毓昌(山东即墨人)江苏山阳县查赈救灾遇害案中,被嘉庆皇帝斥为“始终昏愦”、“无用废物”,革职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
初彭龄在“煤毒”案中悉心推鞠,秉公查办,得成信谳,不负委任,得到嘉庆皇帝的褒奖。
初彭龄(1749—1825),字颐园,原籍山东莱阳北黄村,迁居即墨县海堤村(今即墨市金口镇海堤村)。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进士,官至工部主事、兵部尚书。嘉庆二十一年(1816),将户籍转入顺天(北京),卒后葬于京西山吕村。
(该文载于《即墨谱牒》2016年第2期,总第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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