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的历史叙事结构中，华夏区域农耕民族的礼仪文化相对发达，并由衍化出相应的礼仪和等级伦理序列。而北方游牧民族一直信仰原始宗教，祭祀文化并不发达，也就难以产生跟农耕社会旗鼓相当的文化资源，以及促进族群认同和国家构建的强大的精神纽带。
北方少数民族
在传统的农耕社会中，技术和经验居于主导地位，而老人无疑是知识与经验的载体，由于老人在农业生产中掌握丰富的生产经验，代代相传，尊重老人自然就成为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礼记·乡饮酒义》：“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所以明尊长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通过礼仪等级序列的形式表达对老人的尊敬，充分肯定老人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完全按着岁齿来规定尊崇之程度，这是农耕社会的一个显著特色。
尊老是农耕社会的显著特色
在《左传》中，许多老人都是作为智者的身份出现，作者将尊老的传统凝结于史实之中，并以此表达华夏这一价值的合理性。周代礼仪方方面面都照顾老人，形成一套完备的制度保护老人的地位，“周人贵亲而尚齿”，不但强调族内孝悌，也强调族外尊老。尊老是礼仪文化系统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与农耕社会相比，北方游牧民族对待老人的态度则完全相反。《史记·匈奴列传》：“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游牧社会相对于农耕社会面临着更加严酷的考验，来自于自然和异族的压力使得他们必须作出更适应自然法则的价值取向。在战争状态下，或是面临严酷的自然环境，老人就会成为社会的负担。由于需要不断地迁徙，老人会行动不便，拖累整个族群的行动，这些因素促成了游牧民族“贵壮贱老”的观念。
游牧民族经常要面临大规模迁徙
农耕社会的思想家们，以宗法伦理的视角，把北方游牧民族的“贱老”行为看作是极大的不孝。并认为“贱老”行为严重动摇的礼仪文化的核心，即男权社会的家长制度，也就是危及了社会秩序的基础。所以必须给予严厉批判。其实游牧民族的“贱老”是把族群作为一个整体，在资源相对短缺的草原经济体系中，很多时候都需要通过取舍，保障整个族群的安全。放弃对老年人的福利，从而使得整个族群的福利最大化，是游牧民族作出的有利于整个族群的选择。
游牧与农耕在很多方面都是对立的
在婚姻制度上，农耕社会奉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度。这种制度主要是为了确定继承人而设立的，可以保证嫡长子继承制度得以顺利进行，从而避免王朝更迭时继承权上发生的动乱和冲突，确保政权的稳定性。在春秋时期，婚姻关系出现了保守与开放并行的格局，一方面人们遵守礼制，严守贞操，另一方面也有着相当自由的空间。《诗经》中记载了大量婚姻自由、男女私奔的情节，说明在下层社会流行自由恋爱之风，相对于贵族婚姻的政治联合，平民的婚恋主要还是建立在两情相悦的情感基础之上。
《诗经》中记载了大量古代男女的爱情故事
东周以后，出现了父亲去世以后，儿子娶生母之外的父亲妻妾的情况，贵族旁系不同辈分的男女也有侄子辈娶婶母辈的。但这种情况在周礼传统盛行的华夏地区并不具有合法性，也不是十分常见。主要在晋、卫、郑、齐、楚这些深受蛮夷之风浸淫的地区流行，古人有郑卫之风淫的说法。晋人同戎狄社会联系亲密，楚人在南方长期不被认为是华夏族群。唐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男女礼教上也就不是那么严谨。
武则天也算是李治的后母
在游牧民族中这种事情就很普遍，甚至被定为制度。他们把这种“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称做是“转房婚”，跟“贱老”一样是一种争取族群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当年王昭君就嫁给了匈奴王父子三人。解忧公主嫁了乌孙国的兄弟两代国王。孝庄皇后与多尔衮的绯闻也是基于满族也有族内转婚的传统。
王昭君嫁给了匈奴王父子三人
“转房婚”可以使得妇女和小孩在有一定血缘关系的人下获得保护，维持家族利益，包括人丁和财产。这种婚姻制度是游牧民族面对残酷的自然挑战时的合理选择。在游牧社会中，妇女的生育能力就是社会中最珍稀的资源，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里妇女生育的成活率比较低，如果让育龄妇女守寡，就是对整个部族生育资源的极大浪费。人口对于部族的兴衰意义重大，不管是娶后母还是娶寡嫂，都是在家族血缘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增加人口，为的是维持家族的稳定，是游牧民族在特定自然环境下社会价值和道德的自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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