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谭红波，1982年9月出生，资深公益人士。公益理念：《公益这个圈子》《公益，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公益》《公益路在何方》《浅谈公益专业化》《公益项目应完善社会影响评估》《中国公益乱在哪里？》《中国的基金会应该如何走向伟大》《慈善应遵循“供需”原则》《基金会要用项目说话》
而立之年，我在想什么？
不知不觉的发现，那些被我认为是“同龄人”（比如MPA的同学，新来的同事）的人都在管我叫“谭哥”，甚至包括那些外表看起来比我老气的朋友。一开始还觉得挺美的，但当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越来越多貌美如花的姑娘们都如此严肃叫我的时候，我意识到“谭哥”这个称呼与成熟和成功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因为我已经三十多了，不再年轻。
其实三十二年，真正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判断，并开始有意识地主动去做一些事情也只是近十来年，从上大学开始的。四年大学其实没正经学什么东西，就忙了三件事儿——勤工俭学、搞社团、搞西部阳光行动：勤工俭学主要是为了缓解家庭经济压力，维持大学期间的生活，所以做过家教、收过废品、当过学校保安、发过小广告；对于一个刚上大学的农村孩子来说，本来挣钱就很不易，又遭遇非典，所以更加艰难，体味了太多的酸涩苦辣，于是想到搞公益性学生社团，去帮助农民工；社团搞大发了，还开始关注农业、农村，我也参加了大学生西部阳光行动，组织大学生开展下乡实践活动，希望通过教育改变落后农村的现状。再后来大学毕业走上公益的不归路，与这一段经历有着很密切的关系。这一段时期认识和接触的人，让我将工作锁定在了公益这个行业。刚开始工作的那几年，有理想，有干劲，有热情，无牵挂，所以跑了很多地方，做了很多实在的公益项目，尤其是在宁夏、甘肃、青海、内蒙等大西北，都撒下了我爱的“种子”，所实施的项目涉及农村教育、医疗、妇女能力建设、社区发展、救灾及灾后重建等领域，像宁夏西吉的女村医培训、顾沟的坡田改梯田项目，还有甘肃的学校援建，玉树的养老院援建等项目，直到现在，还在产生着持续影响。
去年刚迈过三十一岁的门槛，就去死亡门前走了一遭。之前上玉树、去舟曲，看到过很多生和死，没有畏惧过，可能因为我只是看客。但想到自己去年晕倒在路边，吐得一塌糊涂，连掏手机打电话求救的力气都没有，到现在还心有余悸。因为碰到了一个认真负责还较真的好大夫，所以还活着，而且活得有模有样。手术后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因为无事可做，特别爱回忆。想的最多除了刚三个月大的儿子和整天担惊受怕，坐在公交车上以泪洗面、回到家或者在我的病床前却坚强微笑着、每天奔波在家与医院之间好几趟的爱人之外，就是这些年我身边的那些朋友。
也许是病床太寂寞，也许是曾经与死亡是那么近在咫尺，所以在心底里特别期待朋友们能来医院陪我说说话，哪怕只是让我看一眼也行。因为这个，一直在心底里对有些朋友晚来医院看我甚至没来医院看我耿耿于怀。其实，尽管我并没有表现出来，但我真的很珍惜、很在乎每一个朋友。也许是因为我们这些做公益的，除了家庭和朋友，别的什么也没有。
这些年，做公益，很努力也很艰辛，说苦逼也确实有点苦逼，但这是自己的选择，没有什么好抱怨或者炫耀的。十年时间，由一个理想的理想主义者逐渐退变成为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自己生活和家庭的那些小艰难困苦并不值得一提，但公益这个圈子，却让我留下了太多的酸涩苦辣。最无奈的是本应与传统的体制和文化有所不同，进而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任何人怎么努力都逃脱不了体制和文化的大笼子，浮躁依然、逐利依然，更何况好多人其实并不怎么努力。
说无怨无悔是瞎话，其实也曾经质疑和犹豫过。但倒没觉得如果当初不选择公益可能会生活得比现在更好，在这样一个环境和现状下，不管哪一行，都不会轻松。而且，真让我干别的，未必就一定能干好。正因为如此，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在三十岁的时候，开始有些停滞，不再像以前那么投入和付出，少了很多愤慨和闯劲儿。一直没给自己找到合适的理由，直到最近，好几个热心善良的大姐在支持我参加中国扶贫基金会“善行者”挑战100公里的时候，语重心长地让我“别勉强，尽力了就好”，说我“处在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是家里的顶梁柱，健康非常重要”。看到这些话觉得特别贴心，心底里很温暖也很感动，也正好给自己的停滞找到了非常“冠冕堂皇”的理由：这一阶段，我需要沉淀，需要积累，需要将重点放在家庭和自我学习上。当然，参加“善行者”确实是在调整和挑战我自己，但我更希望用亲自参与的方式去体验如何组织筹款活动，如何让公益变成一件比较快乐的事情。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也确实觉得公益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因为那时候只是专注于自己做的那一点点，容易知足。当慢慢地将视野扩大到整个行业，追求“众乐乐”的时候，便开始忧郁，偶尔也会焦虑，但还好，没到抑郁那个程度。看到外界质疑、“泼脏水”，想站出来说两句，却感觉底气并不那么足；看到好的资源和平台没被高效地利用，偷偷心痛但场面上却只能虚伪地敷衍；明知那事儿帮助受助者其实只是一个幌子，除了写点文字指桑骂槐别无他法……这时候，就尝试着回归到“独乐乐”的状态，将自己还是圈囿到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上。如此，当看到MPA同学在微博上说我“虽个不高也不算帅”，但因“‘脑子有病’，手术前后的坚强乐观深深感染旁人”，说我“从大学开始就投身公益，组织了很多公益项目，现在工作之余依然身体力行”，是个“乐观执着有主见、身残志坚有爱心”的人的时候，我会满心窃喜，满血复活，然后继续去为那些家庭困难的孩子找“一对一”的资助人，继续组织为农村学校更换课桌椅，继续在微信公号上发一些充满了正能量的文字，我希望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去呐喊、去影响、去改变。
当然，我养家糊口的工作尽管也是公益，但与“理想”的公益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之前我很在乎，我希望我做的和我想的能够一致起来，也曾试图去努力使他们能够协调。经过了许多曲折和坎坷之后，我发现个体在强大的现实面前，根本就弱不禁风，所以我黯自神伤地将头缩了回去。我觉得可能需要等待，但是傻傻地会等来什么，并不知道。也因为如此，我很怀念在国际机构工作的那四年：可以心无旁骛地将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公益项目的设计和执行中，可以用大多数的时间去思考怎么样更高效地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团队成员在一起是真实的，不用掩藏的，大家是开诚布公的，尽管在技巧和方法上可能有分歧，但目标却是单纯和一致的；机构会尊重每一个工作人员在自己专业领域里的意见，会珍惜和爱每一个员工……我内心深处理想的“公益国”大抵也应该是这样子，可能现在有一些羁绊，有一些力不从心，少一些底气，但是我相信只要坚持往前走，就会距离理想的“公益国”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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