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患癌的朋友是一个养生杂志的总编，一位老者。说起我们的相识，颇有一点戏剧性：有一天，一位年轻的女子找我，她是一家养生杂志的编辑，受Y主编之托，前来和我联系。原来，当时《生活报》开设了一个专栏“彭祖话题”，我是其专栏作者，每周写一篇关于养生的文章。该专栏办了九年，引起了Y主编的注意，据说他每期必读，赞赏有加。他对小编辑说：“这个小伙子写得不错，你去找他，让他给我们写一点文章！”我对小编辑说：不是小伙子，是老伙子了。
我去见了Y主编，他年近六十，瘦高个，在编辑部很受人尊重。九十年代曾主持一本气功杂志，发行量巨大，经济效益极为可观。他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很严肃，据说从来不参加吃请，这次破例请我吃了一顿饭。见面以后，杂志为我提供了一页版面，开设了名为“营养屋”的专栏。每月撰写一篇文稿。我和他没有私交，纯粹是以文会友，稿子都是电子稿，发到编辑部信箱里就可以了。稿费不多，但从不延误。
第一次见面以后，没再见过面，有时电话联系，所谈都是稿子的事。
不经意间，Y主编已经退休，继任者是他的儿子小Y，他上任伊始就传话过来：我们的合作继续。他年轻且独身，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于杂志，在延续了杂志原来风格的同时，亦多有创新。
我的《养生三记》出版以后，送了他一本，他读后很感兴趣，特地找我商量，说可以在杂志上连载，这使我有知遇之感，也使我们的合作更加深入了一步。
小Y给我的印象是年轻，但很沉稳，和乃父一样，他话语不多而感情真实，一望而知，不是那种工于心计的人。这使我们的合作很轻松。我的几篇大稿，如《睡方在哪里》、《生食疗法古今谈》等，都是通过连载的方式刊发。特别令我敬重的是，他尊重原作，从不乱删乱改，即使有需要改动之处，也总是提前和我商量。稿费虽然微薄，却能够及时汇来，可谓心细如发。
Y主编得病的消息，我是偶然知道的，打电话询问小Y得到证实。Y主编得的是肺癌，已属晚期，正在进行放化疗。我想去医院探视,，小Y说他父亲谁也不见，我只好托他捎去一些营养品。
几个月之后，接到小Y电话，他父亲已经走了。出殡那天早晨，小Y家去了很多人，除了亲友，还有杂志社的同仁和领导。这些人，没有几个认识的，只有杂志社的小编一路上陪着我。遗体告别时，我见到了玻璃罩里的Y主编，经过病魔的折磨和残酷的放化疗，他已经蜷缩得不认识了，尤其令我惊异的是，他口腔大张，像是拼命挣扎着，要呼吸一口空气而不可得，可以想见在病床上经历了多么大的折磨和痛苦。
这一天是2008年7月22日，天气酷热，天河园送殡的人们躲到背荫处，不敢直面烈日，有人干脆坐在汽车里不肯下来。在等候时，我躲过抽烟的人，找了一个有阴影的地儿，独自闷坐。湛蓝的天空，炙热的骄阳，角落里的寂静，勾起无端的一丝愁绪。Y主编六十几岁的人生，由于癌魔的突袭嘎然而止，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别人？我不相信宿命，更多想到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多人退休以后身体状况大不如前，甚至罹患恶疾？
曾见到一些海外六七十岁的老年人，尽管步入老年，依然满世界地跑，打理自己的生意。他们步履矫健，谈笑风生，全无老态。Y主编退休时身体并无大碍，但离开自己饱含心血的杂志，从惯常的忙碌突然转换为无所事事，心理上的失落感可想而知。当然，退休所导致的生活规律重大改变，很多人会欣然面对，调节自己的心态。问题在于，Y主编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退休后容易陷入落落寡合的孤寂状态。有资料说，和别人比较疏远的人，与普通人相比更容易罹患癌症；而性格忧郁、感情不外露的人患癌症的危险性比性格开朗的人要高出十几倍。
人群从大厅里涌出来，打断了我的思考，在回程的汽车上，头脑里不断涌现出昔日的回忆，和Y主编交往的许多画面，如同过电影般挥之不去。往事如烟，令人不堪回首，我心里默念：Y主编，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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