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6月11日（农历五月十二），爷爷病逝。距今爷爷离开我们已整整36个年头了。每年农历五月，特别是每到端午节前夕，我都特别的思念爷爷，除了我对爷爷的感情，一件事在我心中永远有着挥之不去的印象----爷爷在渭华起义第三次战役失败后的撤退中腿部负伤，这件事刚好发生在端午节前夕。那是在1928年阴历五月初二日晚深夜，敌人偷袭高塘渭华起义司令部，早晨大约5点多，爷爷外出大小便，敌人的偷袭被爷爷发现，爷爷唤醒战友，当敌人距离司令部大约只有120米时，部队紧急撤退。作为司令部的一名参谋，爷爷为撤退中的刘志丹指出了撤退路线，殿后的爷爷撤退中腿部中弹负伤。后来部队攻占保安，爷爷在回忆录中说，那天正好是端午节。从我记事起，爷爷给我的印象就是走路腿不麻利。在我年轻时，爷爷经常给我讲起渭华起义，讲自己腿部中弹一事，就因此事正好发生在端午节前夕，所以，这才给我有了那么深的印象!每当想起爷爷时，爷爷当年那些惊心动魄的经历总会浮现在我的眼前。1926年夏，就读于西安承德中学的爷爷由于镇嵩军反动军阀刘镇华围困西安无法回家，爷爷参加了我党举办的西安学生暑期训练班，在这里，爷爷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世界观发生根本变化”（爷爷回忆录中原话），7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0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像爷爷说的，他的“人生观变为唯物主义者，从此坚定了他的革命目标奋勇向前，有了自己的信仰”（爷爷回忆录中原话）。1927年元月，爷爷“决心投笔从戎、弃文就武”（爷爷回忆录中原话），毅然报名投考国共合办的陕西省立中山学院，3月中旬，经中共陕西省委派遣，以国民党省党部特派员公开名义，指定爷爷、吴密、张克勤三人，组成三人中共特别小组，亦称党的特别支部，赴商县临时国民党部指导国民党党务事宜，这个三人党的特别小组，亦是今天中共商县最早的党组织。爷爷负责中共商县特支工作，化名余甲驹。
1927年年底，爷爷于华县高塘受华县党组织指派，来到高陵县驻扎的许权中旅。1928年初，又随许权中旅到陕西洛南三要司，五月初到潼关。后来从前线撤回的部队在从潼关开赴渭华地区瓜坡前，爷爷“自告奋勇” （爷爷回忆录中原话）打前站探路，结果被后面派出的同伴出卖，被逮住的爷爷被吊在树上毒打，幸好被路过的受渭华党指派前去迎接部队的王尚德、姚兆丰、李毓章解救，这个经历，爷爷在自己的自传中写到，差点“作了刀下鬼了”、“命差点休矣！可以说，我是躺在被窝里听爷爷讲渭华起义故事长大的。在我青少年时期，爷爷晚上给我讲的最多的就是渭华起义中的故事，以至于我对渭华起义中的人和事深深烙印于脑海。记得爷爷给我讲过，在渭华起义第二次战役中，尤其是“胜负在顷刻间，十分之十我军必败敌之胜”（爷爷回忆录中原话），因为敌人来的是一个师，而且是骑兵，我军方面“早晨把队伍派出华县赤水和渭南崇凝去了，军队实在万难力支，要胜必须出奇兵”（爷爷回忆录中原话）。爷爷向唐澍司令献策唐代诗人诗：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敌人远时不准用手枪射击，一律用步枪射击，敌骑兵临崖下时，再用手枪发射，才发挥作用。同时叫高塘南堡、北村群众拿锯拿斧把胡同崖上树伐倒，丢在通往街上去的路上。刚完成任务，敌人打马前进，再没这么巧，我军向赤水去的部队及时赶回，到了敌骑背后，这时我军前后夹击，顷刻之间敌败阵逃跑了。爷爷还给我讲过，在渭华暴动第二次战役前，爷爷曾化装成商人去华县城刺探敌情，在回高塘路上侦察出四个敌探上高塘刺探我军情况，这四个敌探最后被捉。爷爷说，要不是这四人被捉，第二次战役就不会有那么充分的准备。爷爷给我讲过，就是我前面讲到的第三次战役那次敌人的偷袭，我军虽然被迫转移，但却保存了力量，爷爷说，要不是他夜间出去大小便，我军休矣，当然，爷爷这次转移途中腿部中弹，留下永久伤痕！洛南保安过一个安宁的端午节。爷爷给我讲过，从农历五月初二日转移，直到初四日中午才吃上一顿饭，那时战士们已经是咕噜饥肠，但总算还是吃了一顿饭。这时，爷爷建议夜渡秦岭占领保安，农历五月初五日到达并占领保安，并在保安过了一个安宁的端午节。爷爷当年对我讲过，“现在的人们在家吃的饱穿的暖，可那时，我们连一顿饭都吃不上，那叫一个难呀！“（爷爷回忆录中原话）张家坪失败后，独自逃亡的爷爷逃向西安途中遇见高克林，随后又碰巧遇见刘志丹。后来，在爷爷的陪伴、护送下，刘志丹和爷爷在返回西安。爷爷的回忆录中写到，其间，他和刘志丹二人翻山越岭，夜间，他们二人有时背靠着背席地而睡，为安全期间，有时一个晚上还要更换六七个地方；夜间饥饿难忍，渴了就山间凉水……爷爷当年曾对我说过，在那种残酷、严峻的形势下，他们之所以能坚持下来，就是因为心中对党有着坚定的信念和执着的追求！渭华起义失败送走刘志丹后，爷爷也回到到华县，但因华县党组织已转移，爷爷从此失去组织关系。虽说失去了党的关系，但爷爷并未失去对党的信仰。正像爷爷自传中说，从1928年7月至1949年5月期间，爷爷在外在家，“对党工作私自进行，力争胜利”（爷爷回忆录中原话）。1949年6月，爷爷再次参加革命工作，8月下旬，任华县第五区政府任文书，1950年3月调第三区任区营长，1950年6月又被调华县人民武装部任军事参谋职，同年6月至9月在陕西军区民兵大队学习期间被评为学习模范，1951年在华县护铁路时被评为护路模范。1959年11月，爷爷响应国家精简人员号召，从党的需要出发，从华阴百货公司退职回家。就退职回家这件事，爷爷回忆录中写到，“回家有这个号召，他作为是一名革命军人，是受党教育的人，党叫干啥就干啥，现在国家困难，需要人参加农村建设，他应义不容辞！”（爷爷回忆录中原话）就这件事，后来我想，爷爷也是多么的伟大，爷爷的思想境界是如此之高，这在今天看来可能是件不可想象的事！十年“文革“中，爷爷受到不公正待遇，但爷爷“始终没对党的信仰产生动摇” （爷爷回忆录中原话）！爷爷在世时曾对我讲，他有生之年最大愿望就是再能见到渭华起义中那些并肩作战过的战友。1982年，我终于替爷爷实现了这一愿望，为爷爷联系到渭华起义中的老战友、时任中顾委委员的高克林。1983年9月，时隔55年后的两位渭华起义老战友，终于在陕西宾馆相见，会面那一刻场景至今我记忆犹新，两位老人抱头痛哭，诉说着当年那场震惊西北的大起义！
纵观爷爷一生，在我的脑海中，爷爷虽没有波澜壮阔的历史，却有着辉煌的一页！想起爷爷当年在世时，时常对我说过的话 “红旗虽不因有我而红，但却有我而更艳”，我总是会对爷爷肃然起敬！在爷爷影响下，自爷爷起，我们一家四代人都对党抱有忠诚的信仰，都有光荣的共产党一员！
写到这里，还有一事可以看出爷爷心愿，那就是为我起了“军红”这个名字，爷爷希望我们的军队永保红色！今天，在时代大洪流下，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30多年的工作中，始终兢兢业业，没有为爷爷这些先辈们抹黑，也为祖国的建设贡献了自己应有的力量，我倍感光荣！我有这样的爷爷，我倍感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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