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到颍州才半年,朝廷又有诏命,让他改知扬州。刚刚安顿好的家,又得搬!二十年来,就这么搬来搬去,江湖漂流;这淮上行舟,已整整十次了,苏轼恍然看见自己从一个风华正茂的少年,在岁月的风尘里,渐渐变成须发苍苍的老者。南宋词人蒋捷《虞美人》词说得好:“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人生情境,率多如此。
元祐七年(1092)八月,苏轼又接诏命,让他回京任兵部尚书,后又加职侍读学士。苏轼尽心竭力,一心想把小皇帝引向明君之路,但是很快就有政敌出来弹劾他,甚至拿他七年前草拟的诏书中的语句来罗织罪名,一而再,再而三,不把苏轼排挤出京城不罢休。官司打到最高层,太皇太后明辨是非,将一干宵小贬到外地。但是他们的目的也达到了,苏轼入相之事被搁置下来。闰之夫人多年跟随苏轼奔波颠沛,忧劳成疾,此时病情加重,竟至不治,于元祐八年八月去世。这对于苏东坡的打击,可以想见。他写下《行香子》一首聊以寄托心情:“昨夜霜风,先入梧桐。浑无处,回避衰容。问公何事,不语书空。但一回醉,一回病,一回慵。朝来庭下,飞英如霰,似无言,有意伤侬。都将万事,付与千钟。任酒花白,眼花乱,烛花红。”
就在此时,太皇太后(英宗皇后高氏)却也驾崩了,临终前,还牵挂着一干老臣的命运。因为她已经感觉出,即将独立执政的孙儿赵煦对她的抵触和对新政的偏爱,那么,老臣们最好的结局只能是归隐。
正如她所料,十八岁的宋哲宗很快便被一帮拥护熙宁、元丰新政的人所包围,杨畏、章惇、吕惠卿等卷土重来。元祐诸臣——高太后所重用的人——将被清算,已是注定的事。苏轼首当其冲,被赶去“知定州”,定州是今河北省下辖的一个县级市,在石家庄和保定之间。本来他想去越州(今浙江绍兴),因为不远处常州还有他原来置下的田地房产,以后可以就近归休。但皇上既然不肯开恩,他也只好从命。王诜、王巩、苏门四学士以及苏辙一家前来送行,苏轼是说着笑话离开的,他以自己特有的幽默感,来冲淡那压抑的氛围。从九月三日太后辞世,到九月二十六苏家启程,新政派之行动,何其迅猛果决!
在定州,苏东坡严整三军,修葺营房,尽心作为,有如其他任何一处任职。这人的好处,在于即有道家的潇洒随性,又有佛家的空明旷达,更有儒家的济世情怀。这后一点,彰显他的踏实可靠和慈悲为怀,即是道家所谓的赤子之心,也是佛家所说的菩萨心肠。所以说,在修养的极高处或极深处,各家思想是融通贯通的,并不对立,有对立也只是表象,是皮毛。
在定州,词人李之仪为他做幕僚,更加深了对他的了解和倾慕,二人结下深长的友谊。每每如此。无论东坡先生到哪里,自然会有追随他的人,这些人甚至之个人安危、顺逆于不顾,以一亲东坡为荣幸。这些人的品质里,有一种贞正的质素,叫人崇敬。他们绵延了文明,绵延了人性的可爱。
元祐九年(1094)春,宋哲宗改元绍圣,意即要继承神宗所推行的新政。但事实上,章惇、吕惠卿等人完全抛弃了王安石的革新主张,一味迫害元祐老臣以泄私愤,北宋党争的后期,政治生态就是这样,权力成了报复政敌的工具。我们借古诗十九首里的话说,“焉得不速老?”苏轼此时一心只愿回川中养老,但元丰党人岂可让他如愿?仍是故伎重演,劾奏苏轼知制诰时所作词命皆讥刺先朝。赵煦于是下令削去其两学士衔,以左朝奉郎知英州。这才不过在定州待了半年多,又要搬家。定州在河北,英州在岭南,相距遥远,路途艰险。苏轼已是五十七岁的老人了,却还要去岭南多瘴之地,所以在汝州与苏辙话别时,二人都不免伤感。然后苏辙又拿出自己的积蓄,帮助哥哥一家迁居。苏迈就此带领家人去常州宜兴安家,苏轼只打算带小儿苏过去南方。但是不久,又有新诏:夺苏轼左朝奉郎知英州事,改承议郎,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又是差不多像黄州那样的遭际了,苏轼倒也看得开,惟盛暑中觉心寒而已。他原本想只带苏过一个赴南,但是一直随侍身边的忠仆墨郎夫妇却坚持跟随前往,朝云也偷偷留了下来。人情冷暖,实可令人感慨,最寒冷的,是人心;最温暖的,也是人心。
章惇、蔡京等人迫害元祐老臣的活动竟愈演愈烈,不惟生者,竟然连死去多年的司马光、吕公著等人也不放过,要他们家产充公、子女削职,甚至还想烧毁《资治通鉴》,可谓丧心病狂!以至于连同党的人也觉得过分了,《资治通鉴》才得以保全。“小人”之“小”,胸怀小是主义。不由得想,章惇名字里这个“惇”字(义为厚朴)可真有点名不副实了!而此次“绍述”之变,竟祸及八百多人。
在惠州,苏轼依然是游山看水,作诗写词,心情倒觉得比在北方还放松。他是一个能发“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之问的人,随性悠游是本色。所以,不久便有了那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惠州一绝》:“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黄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诗酒人生,旷达性情,苏东坡在艰难中也能活得有滋有味,兼之略懂修养之道,健康也无大碍。但年轻的朝云却染了病,竟至弃他而去,年仅三十四岁。老东坡此时开始真正仳离岁月,悲伤可以想见!
苏轼总是因诗及祸。几首《纵笔》传到京城,他的“逍遥自在”令人嫉恨,这使他又遭贬琼州别驾,不得不移居南国更南处——荒凉的海南岛。惹祸的那首小诗是这样写的:“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人家不管你是怎样的“霜风”满面,“病容”凄惨,就是不许你“春睡美”,哪怕只是暂时片刻也不行。于是苏东坡渡海南行,没有什么,生命都不过是“赘疣”而已,遑论只是移居?
在海南岛,物质匮乏,而心情尚属安适,大苏依然是交了一群老少朋友,切磋诗文书画,还应邀授课,在荒凉孤独里也有充实快乐。一直到1100年,二十五岁的赵煦突然驾崩,苏轼才有了北归的希望。一路迤逦归来,船到金陵,有故友邀去渡江至仪真(今仪征市),登金山妙高台。此处镌刻着李公麟所绘东坡居士像。苏轼凝然伫立,注目良久,感慨万端,遂于石上题诗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苏东坡便与世长辞了。
尾声
宋哲宗驾崩后,端王继位,是为徽宗。徽宗是哲宗弟弟。苏轼离世之后不久,蔡京做了宰相;紧接着,徽宗下诏,司马光、苏轼等二十一人子弟不许在京城做官,然后立“元祐党人碑”于端礼门,碑上刻元祐老臣文彦博、苏轼等一百二十人罪状,皆追贬。并下令搜取苏轼诗词文章,尽行销毁,刻文的石碑者亦不例外。
但是,诡异的情形就在于——苏轼诗文禁而不止,越禁锢,越珍贵。终于在二十七年后,等来宋高宗赵构的平反。《苏文忠公赠太师制》文中说:“故礼部尚书……苏轼,养其气以刚大,尊所闻而高明。……叹异人之间出,惊谗口之中伤。……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时;君子之道暗而彰,是以论世。倘九原之可作,庶千载以闻风。可特赠太师,余如故。”
又四十五年后,南宋第二个皇帝宋孝宗赵眘(shèn),于乾道九年(1173)为元祐老臣平反,捣毁元祐党人碑,苏轼复为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加“文忠公”谥号,并下令遍天下搜集苏轼诗词文章,刊印《苏轼诗文集》,赵眘亲为作序。至此,苏东坡才真可以含笑九泉了。
谁知道呢?呵呵,也许他只有一声苦笑,因为历史,有时太像小儿的游戏。(全文完)
【特别说明:苏东坡生平资料参考了李时英先生纪传体长篇小说《苏东坡》(昆仑出版社出版,2006年版)。这组《苏东坡》系列文章所用图片部分来自网络,只为增加排版美感,其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在此特别向原作者致敬!若有不当请联系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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