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到颍州才半年，朝廷又有诏命，让他改知扬州。刚刚安顿好的家，又得搬！二十年来，就这么搬来搬去，江湖漂流；这淮上行舟，已整整十次了，苏轼恍然看见自己从一个风华正茂的少年，在岁月的风尘里，渐渐变成须发苍苍的老者。南宋词人蒋捷《虞美人》词说得好：“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人生情境，率多如此。
元祐七年（1092）八月，苏轼又接诏命，让他回京任兵部尚书，后又加职侍读学士。苏轼尽心竭力，一心想把小皇帝引向明君之路，但是很快就有政敌出来弹劾他，甚至拿他七年前草拟的诏书中的语句来罗织罪名，一而再，再而三，不把苏轼排挤出京城不罢休。官司打到最高层，太皇太后明辨是非，将一干宵小贬到外地。但是他们的目的也达到了，苏轼入相之事被搁置下来。闰之夫人多年跟随苏轼奔波颠沛，忧劳成疾，此时病情加重，竟至不治，于元祐八年八月去世。这对于苏东坡的打击，可以想见。他写下《行香子》一首聊以寄托心情：“昨夜霜风，先入梧桐。浑无处，回避衰容。问公何事，不语书空。但一回醉，一回病，一回慵。朝来庭下，飞英如霰，似无言，有意伤侬。都将万事，付与千钟。任酒花白，眼花乱，烛花红。”
就在此时，太皇太后（英宗皇后高氏）却也驾崩了，临终前，还牵挂着一干老臣的命运。因为她已经感觉出，即将独立执政的孙儿赵煦对她的抵触和对新政的偏爱，那么，老臣们最好的结局只能是归隐。
正如她所料，十八岁的宋哲宗很快便被一帮拥护熙宁、元丰新政的人所包围，杨畏、章惇、吕惠卿等卷土重来。元祐诸臣——高太后所重用的人——将被清算，已是注定的事。苏轼首当其冲，被赶去“知定州”，定州是今河北省下辖的一个县级市，在石家庄和保定之间。本来他想去越州（今浙江绍兴），因为不远处常州还有他原来置下的田地房产，以后可以就近归休。但皇上既然不肯开恩，他也只好从命。王诜、王巩、苏门四学士以及苏辙一家前来送行，苏轼是说着笑话离开的，他以自己特有的幽默感，来冲淡那压抑的氛围。从九月三日太后辞世，到九月二十六苏家启程，新政派之行动，何其迅猛果决！
在定州，苏东坡严整三军，修葺营房，尽心作为，有如其他任何一处任职。这人的好处，在于即有道家的潇洒随性，又有佛家的空明旷达，更有儒家的济世情怀。这后一点，彰显他的踏实可靠和慈悲为怀，即是道家所谓的赤子之心，也是佛家所说的菩萨心肠。所以说，在修养的极高处或极深处，各家思想是融通贯通的，并不对立，有对立也只是表象，是皮毛。
在定州，词人李之仪为他做幕僚，更加深了对他的了解和倾慕，二人结下深长的友谊。每每如此。无论东坡先生到哪里，自然会有追随他的人，这些人甚至之个人安危、顺逆于不顾，以一亲东坡为荣幸。这些人的品质里，有一种贞正的质素，叫人崇敬。他们绵延了文明，绵延了人性的可爱。
元祐九年（1094）春，宋哲宗改元绍圣，意即要继承神宗所推行的新政。但事实上，章惇、吕惠卿等人完全抛弃了王安石的革新主张，一味迫害元祐老臣以泄私愤，北宋党争的后期，政治生态就是这样，权力成了报复政敌的工具。我们借古诗十九首里的话说，“焉得不速老？”苏轼此时一心只愿回川中养老，但元丰党人岂可让他如愿？仍是故伎重演，劾奏苏轼知制诰时所作词命皆讥刺先朝。赵煦于是下令削去其两学士衔，以左朝奉郎知英州。这才不过在定州待了半年多，又要搬家。定州在河北，英州在岭南，相距遥远，路途艰险。苏轼已是五十七岁的老人了，却还要去岭南多瘴之地，所以在汝州与苏辙话别时，二人都不免伤感。然后苏辙又拿出自己的积蓄，帮助哥哥一家迁居。苏迈就此带领家人去常州宜兴安家，苏轼只打算带小儿苏过去南方。但是不久，又有新诏：夺苏轼左朝奉郎知英州事，改承议郎，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又是差不多像黄州那样的遭际了，苏轼倒也看得开，惟盛暑中觉心寒而已。他原本想只带苏过一个赴南，但是一直随侍身边的忠仆墨郎夫妇却坚持跟随前往，朝云也偷偷留了下来。人情冷暖，实可令人感慨，最寒冷的，是人心；最温暖的，也是人心。
章惇、蔡京等人迫害元祐老臣的活动竟愈演愈烈，不惟生者，竟然连死去多年的司马光、吕公著等人也不放过，要他们家产充公、子女削职，甚至还想烧毁《资治通鉴》，可谓丧心病狂！以至于连同党的人也觉得过分了，《资治通鉴》才得以保全。“小人”之“小”，胸怀小是主义。不由得想，章惇名字里这个“惇”字（义为厚朴）可真有点名不副实了！而此次“绍述”之变，竟祸及八百多人。
在惠州，苏轼依然是游山看水，作诗写词，心情倒觉得比在北方还放松。他是一个能发“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之问的人，随性悠游是本色。所以，不久便有了那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惠州一绝》：“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黄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诗酒人生，旷达性情，苏东坡在艰难中也能活得有滋有味，兼之略懂修养之道，健康也无大碍。但年轻的朝云却染了病，竟至弃他而去，年仅三十四岁。老东坡此时开始真正仳离岁月，悲伤可以想见！
苏轼总是因诗及祸。几首《纵笔》传到京城，他的“逍遥自在”令人嫉恨，这使他又遭贬琼州别驾，不得不移居南国更南处——荒凉的海南岛。惹祸的那首小诗是这样写的：“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人家不管你是怎样的“霜风”满面，“病容”凄惨，就是不许你“春睡美”，哪怕只是暂时片刻也不行。于是苏东坡渡海南行，没有什么，生命都不过是“赘疣”而已，遑论只是移居？
在海南岛，物质匮乏，而心情尚属安适，大苏依然是交了一群老少朋友，切磋诗文书画，还应邀授课，在荒凉孤独里也有充实快乐。一直到1100年，二十五岁的赵煦突然驾崩，苏轼才有了北归的希望。一路迤逦归来，船到金陵，有故友邀去渡江至仪真（今仪征市），登金山妙高台。此处镌刻着李公麟所绘东坡居士像。苏轼凝然伫立，注目良久，感慨万端，遂于石上题诗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苏东坡便与世长辞了。
尾声
宋哲宗驾崩后，端王继位，是为徽宗。徽宗是哲宗弟弟。苏轼离世之后不久，蔡京做了宰相；紧接着，徽宗下诏，司马光、苏轼等二十一人子弟不许在京城做官，然后立“元祐党人碑”于端礼门，碑上刻元祐老臣文彦博、苏轼等一百二十人罪状，皆追贬。并下令搜取苏轼诗词文章，尽行销毁，刻文的石碑者亦不例外。
但是，诡异的情形就在于——苏轼诗文禁而不止，越禁锢，越珍贵。终于在二十七年后，等来宋高宗赵构的平反。《苏文忠公赠太师制》文中说：“故礼部尚书……苏轼，养其气以刚大，尊所闻而高明。……叹异人之间出，惊谗口之中伤。……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时；君子之道暗而彰，是以论世。倘九原之可作，庶千载以闻风。可特赠太师，余如故。”
又四十五年后，南宋第二个皇帝宋孝宗赵眘（shèn），于乾道九年（1173）为元祐老臣平反，捣毁元祐党人碑，苏轼复为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加“文忠公”谥号，并下令遍天下搜集苏轼诗词文章，刊印《苏轼诗文集》，赵眘亲为作序。至此，苏东坡才真可以含笑九泉了。
谁知道呢？呵呵，也许他只有一声苦笑，因为历史，有时太像小儿的游戏。（全文完）
【特别说明：苏东坡生平资料参考了李时英先生纪传体长篇小说《苏东坡》（昆仑出版社出版，2006年版）。这组《苏东坡》系列文章所用图片部分来自网络，只为增加排版美感，其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在此特别向原作者致敬！若有不当请联系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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