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把两次世界大战定性为“科学战”，将战败原因归咎于科学技术落后。在此后的重建中，科学技术成为救命稻草。
文 / 张文政
编辑 / 徐臻
10月31日，201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大隅良典来到日本首相官邸，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面，安倍在10月3日已经亲自致电向他表达祝贺。当天，安倍允诺，“（日本）政府将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其中尤其将对基础研究加以重视。”
政府对诺贝尔奖重视的背后，是日本以科技立国为核心建立的一整套体制。这让日本在战败后迅速走出了低迷的经济、政治泥沼，飞跃进入全新的时代。
日本政府把两次世界大战定性为“科学战”，将战败原因归咎于科学技术落后。在此后的重建中，把科学技术作为救命稻草，又在20世纪80年代初抛出“科学技术立国”论，以及2001年的“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科学技术一直在日本的国家价值体系中处于特殊位置，在整个国家战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科技立国进入官方文件
大隅良典的获奖，再次让日本政府在2001年提出的要在“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的说法回到公众视野。这是日本提出的“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里的一部分。
这份计划中写道：“发表与投入相符的质量高数量多的论文，增加国际影响力大的论文比例，不断出现如以诺贝尔奖为代表的国际科学奖获奖人，使获奖人数与欧洲主要国家相当。在今后50年中，日本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达到30人左右；要建立有相当数量的研究基地，能够吸纳国外优秀科研人员，创造世界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并向世界广泛传播知识。”
它一度被视作一项浮夸的政治宣言，仅服务于短视的政治利益。不仅一些国家的媒体发出对日本政府这一计划的嘲讽，就连日本本国的一些科研人员对此都表示不解。
但这种解读并非全部是事实。诺贝尔奖被公认是学术评价的最高水准，在现代国家对科学技术有计划推进的模式下，科学技术与国家、企业形成了命运共同体，诺奖的数量某种程度上和国家内部整个的科技战略、科技政策的行政体制的优良程度有关系。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海波认为，二战后，日本在相当时期内，在基础研究领域都留给人“搭便车”的形象。所谓“搭便车”，就是从国外购买和引进先进技术。这种方式使日本在二战后的经济恢复中快速用上了最新技术，并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1956年5月，日本科学技术厅成立，主要任务是对科学技术进行综合性的行政管理（人文科学以及大学的研究除外，归文部省管理）。1959年2月，另一个更强有力的、高度集权的科学技术中央机构——科学技术会议成立，以便制定新的发展战略、编制科技的长远规划。这标志着日本政府第一次强力控制了国家的科学技术行政。
这一时期，发生了战后第一次行政体制改革，日本的科学技术行政体制形成了由相对独立的科学技术厅、文部省以及各省厅与发展技术有关的行政部门所构成的分散型科学技术行政体系，互不干涉、灵活、政策有较强针对性。
由此，日本的科技政策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以科技厅和文部省为主制定的基础研究政策，另一部分是在通商产业省制定的产业政策的主导下，各省厅制定的与科学相关的政策。
政府在研究投入上逐年加大砝码，1970年日本投入的研究经费是1960年的6.5倍，10年后是25.4倍。科研投入占GNP比重由1960年的1.1%上升到1970年的1.59%，到1980年接近2%。
由于2000年以后的日本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的获奖研究成果大都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取得的，这个“2%”也被认为是日本科技工作者取得重大科技突破的原因。
1980年伊始，日本各主要报纸的新年特刊都以不同方式表现了“技术立国”、“确立自主技术”、“培养尖端技术”等主题内容，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寄予了厚望。
1980年3月，日本通产省在《80年代的通产政策构想》中，提出“科技立国”的口号，把提高创造性自主技术的开发能力作为以后的基本政策，这是日本第一次在官方文件中明确提出“科技立国”，它继而成为上世纪80年代日本的科技政策和新的基本国策。
《科学技术基本法》酝酿的27年
1995年11月，日本《科学技术基本法》以议员立法形式在参众两院获得一致通过，成为日本科技政策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科学技术基本法》属于13项“基本法”之一。所谓基本法，就是“就教育、农业、环境等在国家政治中占有重要分量的领域，明示制定关于国家制度、政策、对策时的基本方针”的法律。
《科学技术基本法》把科学技术定位为“知识产权”，规定了日本为实现“科学技术立国”目标的基本方针，并将其定位为国家的最重要课题之一。它的制定意义在于让社会各界深刻认识到本国经济和科技所处环境之严峻。
尽管内阁会议决定尽早实现政府研发投资的成倍增长，但一直没有进展，《科学技术基本法》成为促使政府研发投资根本性增加的强有力后盾，而且为在国家预算之外强力推进科学技术振兴政策创造了条件。
事实上，内阁早在1968年就将《科技技术基本法》草案提交给国会，但当时未获通过。由于日本政府和知识界在关于振兴科学（或科技）的法律应该如何处理人文与自然科学、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研究、政府管理与大学的自治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上未能达成妥协，甚至在提案的法律条文中未就大学中的科研事项作任何规定，惹恼了主管教育机构的文部省，在执政党内部也没能获得统一意见。
时隔27年之后取得进展，主要是因为日本面临的国际经济和技术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时，日本科技实力尽管受到肯定，可是发展偏重于产品化的应用和开发研究，忽略基础科学教育的落实；科技决策体系偏重于行政官僚体系的指导与介入，忽略了科技研发的创新。
在1993年的大选中，社会党成为众议院第一大党，1955年以来的自民党一党执政画上句号。当时自民党总裁桥本龙太郎就对科技厅官僚出身的尾身幸次说：“为了争取选民，以便在下次选举中重归政权，自民党应该多提出法案，《科学技术基本法》的法案就交给你了。”
为彻底挽回选举劣势，1994年3月，自民党党内的科学技术分会开始讨论《科学技术基本法》的立法问题，下决心着手经济结构的优化和科学技术政策的转型。3个月内召集了相关部委、学界、研究机构、产业界的8次工作会议后，提案被交付到自民党科学技术文教商工联合委员会商议。
自民党同时与超党派的“科学技术与政策议员联合会”联手，吸收科学技术会议、日本学术会议、经团联（日本大企业的联合会）、日本商工会议所（中小企业的联合会）、理研董事长、东大总长、学术振兴会监事和国立大学协会、国立公立大学工会联合会的意见之后，与社会党新党魁组成“执政党科学技术基本法研讨项目组”，又经历长达5个月的调整，在10月27日以议员提案的方式提交国会审议，在1995年11月15日得以公布施行。
从1956年到1995年间，日本自民党执政政府通过立法和设置新机构（科学技术会议和科技厅），逐步削弱了反对者——日本学术会议的影响力，通过各个击破的方式完成了研究体制的重组。但另一方面，因为一度有日本学术会议这样“真诚的批判者”，日本科学技术会议制定的科技战略都具有较强的操作性。
纵观上个世纪整个80年代乃至90年代前期，日本的科技政策以及科技战略目标逐渐呈现出以下几个重要转变：首先是改变了过去以引进外国技术为主的“吸收型”战略，开始采取以依靠国内自主研究开发来谋求技术进步的新战略；其次从侧重于新产品应用和开发研究转到逐渐加强基础性科学研究的轨道上；第三，重点加强尖端技术的开发研究，将高科技作为谋求政治军事大国的手段。
总体来说，追求协调发展和创造新价值是这一时期日本科技战略的主要方向。
在政治层面表明重要性
与《科学技术基本法》配套出台的，是具体规划科学技术在21世纪发展目标和方向的第一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原有的文部省与科学技术厅合并，新成立的文部科学省成为真正负责执行与推动科技政策的机构。日本首相开始主导“科技政策”的核心目标与整体方向——因此，安倍会在第一时间给大隅良典打电话也就不奇怪了。
作为文部科学省的外围机构，日本学术振兴会成立后一直十分活跃。它负责制定具体的科学研究项目，掌管的“科学研究费”是日本最大规模的竞争性申请类科研费，占日本政府全部竞争性科研费的六成以上，是当前日本科研经费最重要的来源之一。
日本学术振兴会的科研经费预算就纳入在“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之内，保障研究人员能够从大学、企业或国家获得充足的研究经费，从而安心专注在研究上。
它还在斯德哥尔摩开设了“研究联络中心”，就设在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选机关——卡罗林斯卡研究所内，向世界宣传日本科学技术。这一举动的动机引来不少外界揣测。
为了进一步实现对科学技术政策的统筹化制定，2001年1月6日，科学技术会议（CST）改组为综合科学技术会议（CSTP），由首相直接指导，为内阁制定并实施综合科学技术战略提供智库支持。
CSTP每个月都要举行会议，而不像CST一年只开一两次会；讨论内容不仅像CST那样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并且更加重视科学技术与社会、人类的关系，还包括伦理难题；另外，CSTP能主动提出新的政策建议，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只是被动地响应首相的质询。
日本在这一阶段行政改革的思考逻辑，其实是欧美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倡导的新政府运动以及配套的行政机关缩编、行政程序的简化等措施，也即日本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进行的“小而能政府”改革方向。
2012年12月26日，安倍就任第96任日本首相，在施政方针演讲中，安倍提出要把日本建设成为“世界最适宜创新国家”，而CSTP就是建设“世界最适宜创新国家”的指挥部。要强化其统揽创新政策的职能，就需要在权限与预算方面获得前所未有的强大推动力。
2013年6月，日本政府颁布《日本再兴战略》强调应“强化CSTP的指挥部作用，破除省厅间的纵向分割，在战略性领域实施政策资源的集中投入”。同时，为解决日本所面临的最紧迫课题——经济复兴，日本政府还制定了《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明确提出“科学技术创新立国”的方针，从而明确了科学技术政策与创新政策的一体化改革方向。
日本政府据此推出了被称作“强化领导职能三支箭”的措施，其中包括：设置“科学技术创新预算战略会议”，建立“科学技术重要政策行动计划”制度；设立跨越省厅及学科、产业领域边界的横向联合型项目“战略创新性创造项目”（SIP）；设立支持具有高风险高影响的研究开发的“创新性研究开发推进项目”（ImPACT）。
为进一步强化CSTP主导科技政策的作用，2014年它被再度改组为综合科学技术创新会议（CSTI）。
在这些改革过程中，各界也发出了质疑。2015年10月16日《朝日新闻》就引用千叶大学教授的评论抨击道：“研究体制如何和诺贝尔奖的热潮相连接呢？过于着急改革，那么请问‘改革’到底是什么？”
有个细节值得玩味。2013年3月1日，第二届安倍内阁成立后，首次召开CSTP。本来规定每月召开一次，每次时间约一小时，但民主党执政时期，特别是菅直人、野田佳彦担任首相时期，几个月才开一次，而且每次只有20多分钟。曾在2009年1月至2013年1月任CSTP成员、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校长白石隆表示，“从首相挤出多少时间用在综合科学技术会议上，可以具体显示出对科学技术及创新政策的重视程度。”
“民主党政权下，CSTP没有按时召开，”安倍在这一次全体大会上特意强调这点，“为了推进科技创新，我们需要在政治层面上表明它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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