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全球化与国家化是相互对立的，全球化就是等于去国家化，最后世界进入大同，所以全球化必然导致主权困境，从而引发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国家化的矛盾。反之，国家化就是等于去全球化，由此必然引发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兴起，自由主义秩序的瓦解，世界秩序的碎片化与国家之间矛盾与冲突的加剧。如同发生一战与二战之前的欧洲和世界，而目前世界正处于相似的危机之中。
但是，事实上全球化的基础恰恰在于国家化，所谓全球化无非是在国家利益基础上的一种自愿平等交换，互通有无，合作共赢；就如同社会中人与人在市场基础上自愿平等交换一样。所以，与其说全球化错了，不如说问题出在国家自身产业与贸易政策和战略的错误。
目前，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投资大国。但是，对外投资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短期内对于资本来讲可以获取更大的利润，另一方面，对外投资可能说明国内投资环境与政策的恶化。对外投资可能导致国内投资的不足，经济增长的减速以及停滞，并由此进一步导致就业率的下降，政府财税的减少，等等。与此同时对外投资也有可能缩小自身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差距，导致工业和经济活动重心的转移。
从历史上看，发达国家最终走向衰退无不与投资转向有着直接关系，比如英国、美国以及日本等等。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货币工资收入上的差异已成为重要的比较优势，哪里单位劳动力成本低，企业家就会到哪里投资；现代大规模生产过程能够以相等的效率在世界各地实现，那么资本投资将永远寻求劳动力成本最低的国家，因为那样才能达到成本最小化和利润的最大化。
19世纪是欧洲的世纪，更是大英帝国的世纪，以产业效率为中心，英国创造了一个贸易的而非领土的帝国。但是，在1870年以后英国开始走向由盛而衰，其原因在于资本的流出与对外投资的加速发展，1870年至1913年间，英国的对外投资增长了近250%，1913年达到了40亿英镑，相当于近一半的英国储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除了土地之外，英国资产的一半多在海外。
英国对外投资从短期和对资本来讲比在其国内投资盈利更高，但是，长期来看对英国和世界经济结构都带来深远变化。美国的崛起与繁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9世纪后半期的经济全球化与资本和技术的转移，20世纪成为美国的世纪。但是上世纪70年代美国开始走上由盛而衰的轨迹，其根本原因也在于其对外投资的加速与国内产业的转移。因为国内市场的饱和，利润空间的稀薄，导致美国公司将加工和制造迁移到低工资的发展中国家，最初是日本，亚洲四小龙，然后是中国，美国跨国公司在这些国家进行生产加工，然后再将产品返销到国内和世界其它地方，这样显然可以降低成本，提高利润。
制造业的转移导致美国大片工厂的倒闭和萎缩，许多美国公司在本土只保存总部和研发中心，而产业空洞化又导致失业率剧增。进口大于出口，美国成为纯粹的消费型大国，美国自己生产的东西越来越少，除了农产品和别国无法加工生产的高科技产品，美国的消费越来越依赖于进口，其影响是贸易赤字急剧上升，美国2010年贸易赤字总额达到49789亿美元。
长期以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美国低端产业的转移和外包对美国经济有利，他们相信新的和更高技术水平的工作将神奇般地在美国出现，但是事实上这一幕并未发生。相反随着低端产业的转移和外包，跟随其后的是中高端产业的转移和外包，因为相对成本而言，公司宁愿用廉价的外国劳动力而不去设法提高国内的生产效率。在无国界的经济全球化时代，转移外包比寻求生产过程中的技术进步以降低国内单位生产成本要便宜得多，因此企业管理者已经没有多少动力去投资研究改进技术以提高国内劳动生产力。
美国正在重蹈英国的覆辙。那么，对于正在成为世界投资大国的中国来讲，又应该如何看待投资转向的利弊呢？是否要反思对外投资是不是一种错误的国家发展战略？对于中国来讲，目前经济已经面临相同的问题：一方面随着国内投资的过剩，资本自然趋于从海外寻求投资机会，这样势必加速中国海外投资与走出去的步伐；另一方面，国内投资必须在不断调整经济结构的基础上，把衰弱过剩部门的资源转移到新兴部门中去，而且跑得越快越好，否则经济增长率就会下降。
经济增长率与资本投资率的低下，会使经济进入衰退的恶性循环，同时如果海外投资加速，国内投资无所事事，必然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重蹈美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衰退的覆辙，在推动产业转移的时候，忘记了推动国内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如何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值得中国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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