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老人。
我们都知道俄罗斯人是非常热爱自己祖国的，同属东欧国家波兰人的爱国主义传统，也跟俄罗斯一样。
研究东欧政治与经济的学者金雁说，她觉得像波兰人那样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认同感，在全世界都很少见。同时，波兰人的大国主义并不自私，他们爱国，似乎是出于一种单纯的信仰，而非对其他国家有仇恨，干涉别国的沙文主义。
下面就是她当年在东欧与人通信时写下的一篇关于波兰人爱国主义的文章。
（注：本期电台节目内容也来自金雁老师的《东欧札记》，讲的是前苏联解体后出现的音乐团体“法西斯摇滚”。喜欢我们电台的朋友可到蜻蜓、喜马拉雅、荔枝搜索主播“刘簧书”收听更多东方时政观察的好书。）
××：你好！
来信提到波兰人的爱国主义传统问题，的确，这是每个到过波兰的人都能感受到的。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引以为骄傲的历史和文化，都有自己的民族英雄，都有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但说实话，像波兰人那样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认同感还是很少见的。我在上封信中谈到波兰人为了民族解放而“不怕流血”的传统，就是一个明证。世界上恐怕很少有哪一个民族在被占领六年间不出一个“汉奸”集团，也很少有哪一所学校尤其是著名学府像雅盖隆大学那样全体教师都为民族而牺牲。
有时，波兰人的民族自尊甚至使人感到有些偏执和非理性。在罗兹大学学波语期间，一次老师讲授语法，我发言说：波语在许多地方很像俄语……不料波语老师塔代乌什先生立即打断了我的话，说：“不对！应当说是俄语很像波语！俄语中很多东西是从波语学去的！”其实我很清楚，塔代乌什那样的饱学之士更不会不明白：作为西斯拉夫语的波语与作为东斯拉夫语的俄语之所以相像，是因为它们本出同源，即同源自原始斯拉夫语，谈不上是谁学了谁。当时我觉得塔代乌什的执拗有些可笑，可是不久我就发现这是波兰人的一个语言习惯：在谈到波兰与其他民族的比较时，他们总是说那个民族如何像波兰，而从来不说波兰像这个民族。
共产党执政前，波兰现代史上有两个大人物：一是波兰光复的元勋、民族英雄和独裁者毕苏茨基元帅。他出身于波兰社会党（左派政党，后来的统一工人党与该党中的一派有渊源关系）阵营，先在奥属波兰从事独立运动，后来坐过德国人的监狱，反德复国成功后又领导了新生的波兰反对苏饿的战争，被尊为波兰的国父。他对内实行铁腕统治，建立了独裁的萨纳齐（波兰语“整顿”之意）政体，对共产党人与自由主义者一概予以镇压，对外则既反苏又反德，持强硬的民族主义立场。二是曾任波兰总理的西科尔斯基。他是战前波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主张议会民主，是毕苏茨基与萨纳齐体制的反对派。战时他曾担任波兰流亡政府首脑，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大气候下主张与苏联合作，因而受到流亡政府内反苏派的非议。这两个人中，毕苏茨基的民族主义形象突出，而西科尔斯基在意识形态上与今日波兰更吻合。
然而在今天的波兰，人们对专制而民族主义的毕苏茨基的评价，远比自由民主派而不那么民族主义的西科尔斯基高。如今毕苏茨基几乎已成为民族的偶像，从工会领袖到企业家，从教会到“前共产党人”，几乎没有不说他好的。华沙大学历史系主任加利茨基教授是研究毕苏茨基的权威，他也因此而成为剧变前后都大红大紫的很少几位学术明星之一。我曾与他交谈过毕苏茨基评价问题，按他的讲法，毕苏茨基几乎是个十全十美的完人。而对于西科尔斯基，人们的评价就相对较低而且分歧较大，尽管目前波兰无论政治还是经济实际上都是在实现西科尔斯基的理想。在与我交谈过的人中，很多人对西科尔斯基对苏不够强硬提出批评，甚至有人对他反对萨纳齐政体也颇有非议。
我还向从工人到教授的许多各阶层波兰人询问他们对毕苏茨基与瓦文萨的比较印象，结果无一例外地都认为毕苏茨基高于瓦文萨，尽管这两个人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说是“开国元勋”，而且瓦文萨比毕苏茨基“民主”得多。当然，人们对于现任政治家总是比较挑剔，对于历史偶像则容易把他理想化，正如德国人对俾斯麦、法国人对拿破仑的评价一般都高于现任领袖一样。不过尽管如此，波兰人“扬毕抑瓦”的理由仍是很有趣的：有人认为瓦文萨只是反抗了苏联，而毕苏茨基则苏俄德奥都反；还有人认为毕苏茨基是打败了苏俄而保卫了民族独立的，相比之下，瓦文萨只是在苏联人开明起来后才保卫了波兰的独立。换句话说，对外的民族主义立场是否强硬，几乎是这种评价的唯一标准。
对前共产党政权领袖的评价也是如此，是否反苏以及反得是否坚决是主要的标准，而对“民主”的态度倒是次要的。哥穆尔卡尽管是因为在1970年波罗的海三城事件中下令向群众开枪而被赶下台的，但他在1956年顶过苏联，因此波兰人现在对他的评价相对较高；而卡尼亚是因对团结工会过于温和而被赶下台的，但他没有什么反苏“壮举”，因此人们对他的评价很不怎么样。对于继卡尼亚之后登台并实行了军管的雅鲁泽尔斯基，人们的评价则因对军管是否含有反苏动机的看法分歧，而有所不同。有人认为军管是苏联授意的，因而大诟其人其行；有人则认为军管是为了防止苏联军队进来，因而认为应该谅解雅鲁泽尔斯基。而对雅鲁泽尔斯基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章，即圆桌会议与和平交权，却好像已被遗忘了，没有什么人提及。
战后波兰第一任共产党领导人贝鲁特是随苏军回国的，在任内搞“肃反”、攻铁托、唯斯大林马首是瞻，变革后的今天他自然成了前领袖中挨骂最多的一个。但我认识的波兰朋友中也有一人说了他一句好话：贝鲁特死在苏联，只这一点就令人同情，谁知道他是不是叫克格勃给弄死的？这话其实让我感到颇为滑稽，因为贝鲁特是1956年参加苏共20大、听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后受到刺激，心脏病突发而死在莫斯科的。西方舆论一直把他当成被“解冻”的春风“吓死”的“斯大林分子”。而这位波兰小伙子却做这样一番充满嬉皮士式幽默的解释！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反映了波兰人的一种民族情绪，即似乎只要是被苏联人“害死”的波兰人就是好人。
因此，我也就能理解波兰统一工人党改建为社会民主党的那次党代会上的气氛。那次大会的会场不但取消了共产党的传统标语（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甚至也没有欧洲社会党会场的传统标语（如“民主、人道、社会主义”）。会场上唯一的标语是：“波兰是我们愿为之奋斗的唯一价值！”
居里夫人
如果把布格河两岸的苏联与波兰“和平演变”的进程做一比较，一个最明显的区别是苏联（主要指俄罗斯）的“演变”伴随着民族自卑感的蔓延，而波兰的“演变”则伴随着民族自尊心的膨胀。在俄罗斯，如今不仅法捷耶夫与肖洛霍夫，就连普希金与托尔斯泰也似乎失去了价值，年轻人把大马戏和大剧院芭蕾舞这样高雅的文化都弃如敝屣，却对西方二三流的进口商业影片崇拜得神魂颠倒，社会上以讲外语为荣，白俄罗斯与俄罗斯西部诸省甚至还出现了学习波语的热潮。然而在波兰，小至邮票设计，大到城市规划，都出现了一股“复古”之风，文化的基调是弘扬传统，人们对哥白尼、肖邦、密茨凯维支、显克微支、居里夫人敬仰得五体投地，对外国人讲波语的要求达到近乎苛刻的地步……波兰人的民族主义传统正得到空前的发扬光大。
但另一方面，地处东西文明之交汇、屡经世界风云之洗礼的波兰，在传统上也具有强烈的世界主义色彩。而且可以说，民族主义传统与世界主义传统的互补与结合，正是波兰国民精神的一大特征。古代波兰文化源头的多元性与近代波兰四次被列强瓜分的历史，都强化了这一特征。亡国后的波兰人把自己的解放与宗主国人民的解放、并进而与一切民族的解放联系在一起，很多波兰民族精英都认为波兰的自由只有在人类自由的背景下才能实现。这一切铸就了“无祖国”的波兰人特有的世界主义情怀。他们摒弃孤立主义眼界，喜欢为“解放别人”而战，为超国界的“人类正义”而奋斗，因而成为一个以爱“多管闲事”著称的民族。这在世界上也是突出的。波兰人“多管闲事”的著名事例有：
18世纪末的波兰民族英雄科希秋什科，史称“三次大革命中的英雄”。他先后率领波兰志愿者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与1794年波兰革命，并且都立下了殊勋。
贝姆将军
法国革命与拿破仑战争中，大批波兰志士组成波兰军团站在法国方面参战。军团的军装袖口饰有“普天下自由的人们是兄弟”的口号，集中地体现了波兰军团的世界主义理想。值得一提的是，“波兰军团战歌”在剧变前后一直都是波兰国歌，这首歌是波兰军团在意大利参加反奥地利战争时创作的。
19世纪初的波兰革命家贝姆将军（1794—1850）1812年率波兰军团帮助拿破仑进攻俄国；1830—1831年领导波兰起义；1848年又投身于匈牙利革命，领导了特兰西瓦尼亚（今属罗马尼亚）的保卫战，匈牙利民族英雄裴多菲当时就是他的副官。匈牙利革命受挫后，他又在奥地利领导维也纳10月起义，建立了民主的市议会。欧洲革命彻底失败后，他逃往当时与镇压1848年革命的元凶俄国为敌的土耳其，改信伊斯兰教，成为阿勒颇（叙利亚）总督。虔信天主教的波兰人民却并不因他的“叛教”而否定他，仍奉他为民族英雄。
与贝姆齐名的另一位波兰民族精英梅洛斯拉夫斯基（1814—1878），16岁时就参加了1830年波兰大起义。1848年他先后参加了普鲁士的三月革命、西西里岛的意大利民族解放起义；1849年又参加了欧陆革命的余波——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并领导巴伐利亚—巴登地区的起义。最后他回到波兰，又领导了1863年起义。
还有我们中国人比较熟悉的东布罗夫斯基（他参加过俄国民粹派运动，后为巴黎公社主要将领并为公社战死沙场）、符卢勃列夫斯基（经历与前者相似，公社失败后仍为第一、二国际活动家）等。在20世纪的工人运动中投身德国工运的波兰人卢森堡、参加俄国工运的拉狄克、捷尔任斯基等，实际上也属于这一传统。
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两大传统对波兰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也十分深远。波兰共产党与后来的统一工人党，就是由民族主义色彩较浓的波兰社会党和世界主义传统较浓的波兰与立陶宛王国社会民主党各自的左翼联合而成，只是这两股潮流在国际共运中却未能很好地融合，反而形成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国际主义）的长期斗争。20世纪30年代的“三W事件”与波共被共产国际解散都与此有关。
世界主义传统还体现在政治以外的其他方面，“世界语”为波兰人柴门霍夫所创，也实非偶然。现今的波兰人同样继承了这两种传统。波兰人从不认为“民主化”只是波兰的事，他们视波兰“民主”运动为世界“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因而喜欢插手别国的“民主化”进程。在东欧的“多米诺骨牌”式连锁反应中，团结工会的人在各国“大串联”是起了相当作用的。不过平心而论，波兰人的世界主义倒并没有争当老大乃至称霸世界的动机（长期成为别人瓜分对象的波兰也没有这种资格），而是一种纯粹的价值追求，这点倒是比苏联人那种与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结合成为沙文主义大杂烩的所谓“国际主义”可爱得多。
总之，正是由于世界主义精神的互补，波兰人极其强烈的民族主义传统既没有导致孤芳自赏的封闭性，也没有成为沙文主义的老大狂，这应该说是波兰人的长处之一。民族主义的亢奋使他们率先摆脱了莫斯科的控制，而世界主义的背景又使他们易于开放、外向，易于吸收世界文化之精华。在目前尤其是使他们汇入世界市场经济大潮的有利因素之一。
摘自金雁著作《东欧札记二种》，东方出版社。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联－俄罗斯、东欧问题研究专家。
曾任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院苏联东欧处处长、俄罗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现任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所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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