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刚砸宝案2014年10月17日再次开庭，精彩程度超出想象！
上午9点，朝阳区人民法院“王刚砸宝”案第二次开庭。庭审过程是很激烈、很紧张的，翟健民、王春城没有出庭，委托了北京电视台、王刚的律师；他们不承认对砸杯事件负有责任。被告律师甚至几次打断我们委托的专家证人发言，对专家证人的资质表示怀疑，强调已方鉴赏团专家王春城“在首都博物馆工作四十多年”的资历，陪审席和旁听席一直紧张聆听，可是，在最后答辩环节，突然出现了最高潮与大转折，将紧张气氛一扫而空。
王刚砸宝，律师在法庭上提交了一份节目鉴赏团《专家意见》，作为实施砸瓷的依据。
我们就拿着这份《意见》质疑：一份包含了52个字鉴定意见的文书，首行空了五个字符，这严肃吗？根据被告律师的陈述，三个专家在一起各自作出鉴定结论，专家之间会互相影响，不是“背靠背”鉴定，鉴定流程是不是有问题呢？？王春城本人说，鉴定流程经常发生变化，有时候让拍照、有时不让拍照，究竟有没有流程呢？？最后一点是致命的——这份专家意见文本上三个署名专家的名字都辨认不出来，严格来讲这就是没有完成签名，鉴定行为根本没有作出！
我站起来问被告律师：“你说明一下哪个签名是哪位的？王春城，翟健民、拉达的签名各是哪一个？”
被告律师一直都在端详那三个签名，猛然间看到我站起来，躲不过，竟然笑了，说：“您猜一下？”
——后来被告律师真的没能告诉我这三个签名各自算谁的，一般律师也不敢代当事人瞎说，因为案子这么重大，双方这么较劲，万一说错了对方要求鉴定笔迹，那可就麻烦了。
他机智地说：“这不是法律文书。”
轮到我这法律工作者不予置评了：鉴定意见竟然不是法律文书？
其实从去年开始，庭审就纠结在这种回避、顾左右而言他的僵局中。翟健民、王春城在被追加为被告之前，曾经到法院谈过一次话，法院做了笔录。我们的专家证人对他们那次提出来的论点重新准备了一次答辩，也陷入了这种无论专家说什么，被告都一概否认的僵局。
鉴赏团在节目中对压手杯的鉴定意见是“类似器型康熙时期才出现”，然而他们在向法庭说明时，却举出了从明代中期至民国时期的22件压手杯，其中三件更是成化时期的，来跟付常勇的小杯进行纹饰对比。这等于已经承认了器型自明代已经出现，自己推翻了自己的鉴定意见。
翟、王两位鉴赏家还向法庭列举了耿宝昌永乐款识的四种书写方法，说这四种款识书写方法都与小杯有所不同，证明小杯是假的。我们委托的王治国专家用上海博物馆墙上的款识标本，证明从明代到清朝的款识都是不同的写法与书写风格，表明款识书写方法向来都是多种多样。耿宝昌书中的康熙的款识也不尽相同，雍正款也是不同书写方法，乾隆款也是同样。款识和纹饰都一样，都是手工做的、画的、写的，都是非标准化的，作坊式的，如果出现了完全一样的、克隆的，才证明是假的，不一样就对了。
翟、王鉴赏家向法庭表述，认为明代仿本朝压手杯仿品稀少，明代中期没有仿制永乐的记录，后期也很少遇到。我们委托的专家拿出了耿宝昌研究，永乐器的仿款从明中期至民国从未间断。孙瀛洲明确论述正德时官民窑开始仿制永乐、宣德瓷器与年款，直至民国未间断。还有专仿永、宣、成窑瓷器。当代专家王春城的领导、首都博物馆馆长的著作中，也肯定了这一点。翟、王“自以为是”，看法是不成立的。
翟、王鉴赏家还强调小杯光泽、白度与永乐间器物区别，认定为仿品，但是却没有出示比对的物品。王治国专家指出即便是永乐器物，釉色与光泽也是不同的，鉴赏家脱离对比物、基于某种主观概念的感官感知即为鉴定结论是不负责任的。
翟、王鉴赏家还一口否认现代科技检测的地位，认为只有宋代以前的瓷器使用科技检测，对明朝时期不适用，且目前文博行业普遍不用科技检测。王治国专家介绍十余年来，博物馆都在购入、使用科技检测设备，这些都是可以证实的事实。就连早期的耿宝昌本人，也曾经拍过微观图，而且进入了公开出版的著作。
翟、王鉴赏家还认为老化痕迹能够仿出来，王治国专家于是请被告能否找一个现代仿品的厂家仿一仿这种老化痕迹，以证实其说法。在去年第一次开庭时，王治国专家特意在潘家园购买了一只暗刻龙纹小杯，本次开庭前上个月王治国特意又去景德镇买了一只现代仿品的小杯，指出这一只已经是现代最高水平的仿品了，但是一“打光”就能够看出暗刻龙纹工艺的暗刻工艺是仿不出的，老化痕迹更是现代是不可能仿制出来的。翟、王说老化痕迹是现代仿造的痕迹，没有关系，因为这一点是可以鉴定的，有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可以专门进行“痕迹”鉴定，看究竟是“老的”还是“仿的”。
对于王治国、梁亚力厚厚的鉴定意见和附录、引证的文献资料，当庭出示的彩印本图书原件，被告律师就是一句话：“原告专家的意见都是主观推断。”
就在这种僵持中走到了最后答辩环节，我们先答辩，表示：不接受调解。这次诉讼追求的就是改变媒体作风，要求一个尊重历史、尊重文化的态度。
接着轮到被告律师总结答辩，此时他突然打破了僵局，放弃了所有的烟雾弹、掩体以及挣扎的姿态，明确表示道：
《天下收藏》是一档电视娱乐节目，而非文物鉴定活动。
鉴赏团的专家上节目不是来鉴定的，而是来娱乐的。
被告突然间承认了事实真相，旁听席上传来了夹杂着愤怒、鄙视和失望的嘘声。
想不到北京电视台、王刚突然放弃了抵抗，搞的我们很有力的拳头也感受到了空虚和迷茫。
被告律师这样答辩：付常勇参加节目也是想上镜，如果付常勇认为自己的藏品是文物，就不应当来参加这个节目。节目的专家鉴定意见也不是鉴定书，只是节目的一个环节。付常勇在参加节目当时自述的东西是十七、八岁时因给人治病获得的赠品，说明不能对藏品出处作出准确陈述，没有出处就不是文物，那么付常勇只要上镜就达到目的了。（至于被砸了的器物），节目录制规则付常勇应该遵守，签了《生死文书》，就要承担砸毁的后果。总之，本案与文物鉴定无关，只是电视节目，简单的节目录制合同关系，不承担砸毁的赔偿责任。
我说:你这相当于推翻了之前坚持认为“砸的对”的结论，承认了自己无根据砸毁他人财物。
被告律师说：不是文物！
我说：对，不是文物，是他人财物、有价值的东西，那就应该承担法律后果。
被告律师激动地回答道：“问了他七遍退不退，回答了九遍不退!是你自己让砸的，你让砸我还不砸？”
——在被告律师的策略中，《生死文书》应该这样发挥作用。付常勇签的《生死文书》是对于自己的财物的自愿处置，砸了白砸。
事实固定到了这个阶段，第二次庭审结束。
被告律师有权利代表北京电视台、王刚以及鉴赏专家们说出真相，他也确实说出了真相：鉴定都是走过场——不要再质疑鉴定流程、鉴定的准确性了，一切是为了娱乐。
但是被告律师没有权利代付常勇说话，付常勇在上节目之前曾经给自己杯子鉴定过，鉴定书上写的值30万-50万，付常勇是凭中医手艺过着小康生活的实在人，对艺术品的泡沫不了解也不接受，他不认为自己的杯子值几十万块、甚至像王春城在节目中说的这种压手杯值5000万！但是他确信自己的东西是有价值的，他可不是来娱乐的，被告律师不能代付常勇说这个话。
我们才是付常勇的律师，有权代付常勇说：他是带着信赖参加节目，他既不想娱乐别人也不想娱乐自己，结果意外地被娱乐了，所以才会很愤怒。北京电视台娱乐的不仅是观众，还有来参加节目的持宝人。
——要知道，北京电视台可从来没有公示过节目政策：“真的别来上节目，假的可以来随便娱乐？”……
做节目是娱乐的——
用摧残别人的精神来娱乐，
就对精神进行赔偿；
用砸别人东西来娱乐，
砸的是什么，就应该照价赔什么。
被告律师在这次庭审诉讼策略的改变，与之前的策略是矛盾的。一直以来，被告一直要标榜自己的鉴赏团构成是从业人员、权威的、资深的，在打造一种权威的鉴定结论，并且引出节目的亮点“砸是不砸”，节目收视率在落槌一刻飚高，四被告均因此获益，当然要对节目引发的相关后果法律责任。天下收藏播出几年，既有被砸的，也有不被砸的，不被砸的都有评估价，这些都误导了节目的观众、上节目的持宝人，使他们对节目产生了信赖，认为鉴定流程是确实存在而且严谨的。
这样复杂的法律关系，怎么能说在法律上只是简单的“录制合同”行为呢？在法律上，《天下收藏》包含了处分他人财产的行为，主持人王刚主导节目，最终节目自行决定是否实施对他人财产的损害。节目'自行决定'处置他人财产的行为是否能够由<生死文书>免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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