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
以为解决工伤者的问题很简单，
按着“工伤治疗--工伤认定--康复出院--伤残鉴定---获得赔偿”这些步骤走就好了。
作为一个社会工作者只要去医院派放普法资料，与工伤者普及《工伤保险条例》，事情就完了。
后来发现，这条标准之路，太多关卡了，申请工伤认定的时候，工伤者没有劳动关系证明，厂方又不配合、医院诊断证明等病例资料被厂方收走，导致工伤者本有的申请康复治疗及伤残鉴定等个人权利需要乞求厂方才能完成、致使后续厂方不按法律规定赔偿，双方协商不成，工伤者需要艰难走法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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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槽？哪里难呀？没有劳动关系证明，找证人呀，打官司呀”
“卧槽？哪里难呀？病例资料在厂方，直接找厂方要呀”
“卧槽？哪里难呀？协商不成，找律师打官司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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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友没有劳动关系证明不是个别案例，是普遍存在现象
劳动关系
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劳动者在申请工伤认定时需要证明和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例如：劳动合同，工卡，工资条，厂牌，证人证词，出入证，罚款单，警告信等。工伤者（一个工人）没有劳动关系证明、没有社保、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厂牌，就需要通过证人证词来证明事实劳动关系，可是我看到一般这种情况下同厂的其他工友也是没有的？那该怎么办呢？
再者，走法律程序证明劳动关系，消耗的时间需要很长，以工友个案为例，耗时11个月才证明劳动关系。
工友不敢向厂方拿回自己的病例资料，工友认为，自己去要，老板是不会给的
病历资料
工伤者没有勇气跟厂方要回属于自己的病例资料，担心与厂方的关系弄不好，厂方之后会不出钱治疗；担心以后自己没有办法在厂里继续工作，家庭没有经济来源。工人与工厂，好像扮演着小孩与家长互动的角色，工人做什么事情都跟厂方提前申请，例如工伤者住院和康复期间，进出工厂宿舍、医院，都要经过工厂请假批准同意，工人不敢跟厂方表达自己的合理基本诉求，老板不尊重工人的劳动价值，很多工人心里在想，如果老板对我好一点该多好呀！
最后
工伤走法侓程序，消耗时间长，工人不想耗，也耗不起
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职工因工伤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现实是，厂方不支付工资，或是支付每月最低工资标准1510元，对于只有每月工资作为经济来源收入的工友，是没办法支撑自己，支撑家庭的生活开支，再要走法律程序，和厂方“撕破脸”，厂方故意拖延时间，一走便是2-3年。
陪伴、协助工友获得工伤赔偿待遇，只是同耕为了完成伟大使命的一个介入载体。
推翻固定思维“以为”---“揭晓”真实存在状态
”我将是工厂第一个受工伤后拿到平均工资的人，
以后工厂其他工友都会有的“
英大姐第一天住院时，刚好碰上关于停工留薪期工资主题定点交流活动，她参加后才知道,停工留薪期期间工厂要发放平均工资给工伤者,而她每月只得1510元(平均工资3500元)。
她告诉我，工厂给受伤工友的工资一直都是1510元，她想争取平均工资。劳动仲裁开庭前，她跟我说：“如果这次成功，我将是工厂第一个受伤后拿到平均工资的人，以后其他工友都会有的。”
我对英大姐的第一印象停留在，定点活动自我介绍环节（介绍名字及动作示范兴趣爱好）时，英大姐当时说话声音很小，动作扭扭捏捏，当要求再来一次时，大姐害羞的往圈子外面躲。
如今，大姐参与在医院探访住院工友、邀请工友参加活动、在高校宣传99公益日动员学生筹款等机构的志愿工作。更重要的是，大姐能够勇敢代理自己的工伤案子，与厂方在仲裁庭上自如平等对话。
“我现在是该回老家，
还是回东莞”
李大哥因病例资料在厂方处，无法申请工伤认定到同耕求助。这种案例，司空见惯，一是让工友向厂方索取，二是通过身份证到医院档案科打印。
在得知以上方法时，李大哥表现出很担忧，一直在假设厂方、医院不配合。我“推”着大哥“做了再说”。
次日，李大哥去医院打印资料，护士告知，这是不能申请工伤认定的。
当时因活动错过李大哥电话，等我回拨过去时李大哥很着急说：“我打了很多次电话给你，你没有听，我现在在火车站，准备回老家了，我不想申请，太难了，斗不过厂方”。
我有点责怪自己，因为大哥已经在火车站了，我只能通过电话处理，一是分析申请工伤认定的作用；二是告知处理工伤过程可能遇到的困难；三是了解大哥的身体情况、经济情况，是否能支撑他坚持；四是表示机构会陪同、支持他共同解决工伤问题；电话那头的大哥几次沉默、哽咽，他几次问我：“我现在该回老家还是回东莞”。
我一直没有回答，我把决定权归还给李大哥。最后，大哥还是选择回老家。
那句没说出口的“回东莞”，是我内心希望的，应该也是大哥期待的。但我们谁也没有说，因为我们都清楚对于孤身一人在东莞、没有劳动关系证明、没有社保、工伤期间无法工作且厂方不发工资的工友们来说，处理工伤过程真的太艰难了，不仅消耗金钱、精力，还需要承担很多的心里精神压力。
我们很无奈，但我们没有选择。
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失败的案例，它的失败不在于工友选择放弃，而在于工友第一次求助，我是否能够评估到，工友暂时是没有办法独自处理工伤事情的，他需要陪同，需要处理那颗一直被厂方、被社会伤害的心，而我只是隔空时遥控性的给出建议，盲目推着工友往前冲，造成工友心理二次受伤。
“工友发生工伤后，一直被工厂伤害，被有关部门踢皮球，她心理有很多伤需要独自面对......”
熊大姐的个案我跟进了8个月，经过医院探访---参加定点活动--热线咨询---来访面谈一系列接触。每次见面，大姐都会喋喋不休的告诉我，“我在医院康复治疗，厂方让我回去上班，说我不回去打我自离”、“厂方说，我的伤不是工伤，是自己问题，厂方让我一个女的抬300多斤的重物才扭伤的，我抬不动，我腰每晚疼痛，吃不好，睡不好”、“我的工伤认定书在厂方那里，我想补充工伤认定，厂方不给我，怎么办”...
开始，我耐心的倾听并给予建议，因为工不停重复诉说某件事情，一定是这件事情给她造成了伤害，需要倾诉。后来，无论我怎么安慰，给予什么建议，大姐都没有办法听进去，依旧在自己的世界里，重复又重复的讲述故事“厂方怎么说，社保局怎么说，劳动局怎么说”。
我感觉到被念经，大脑爆炸，有种想屏蔽接收信息的冲动。后来工友需要我协助写文书，因为她晕车严重，没办法来机构，要求我去她居住的镇上拿资料写，我有些“火气”，因为我们不是律师事务所，不包办处理工友的事情，只是通过协助工友处理工伤，让工友有所改变或是成长。我想放弃，只要协助工友寻找法律援助，让律师包办处理，就可以完事。
我把想法告诉工作伙伴老虎，他说：“工友发生工伤后，可能会再次被工厂人员伤害，被有关部门人员踢皮球，她心理有很多伤需要细致化解，如果申请法律援助，只是帮她拿到了赔偿，她心理的伤痕会一直跟随着她，像她这样没有社会资源的工友，是我们的主要服务对象；类似这样境遇的工友最后无奈之下才会求助于我们。”
我静下来想了想，决定继续跟进。
次日，我主动约大姐面谈，大姐一见面喋喋不休，我尝试直接干预，喊“停”大姐，一起慢慢梳理她的整个案件，协助她看清楚事情背后的原因。
劳动仲裁阶段，熊大姐一直要求我帮忙代理，因为她害怕，不知道如何与厂方辩论。我鼓励她自己开庭代理，因为工人与老板很少能够实现对话，但在仲裁庭上，老板与工人是平起平坐的，可以进行直接对话，熊大姐需要走出这个坎。
现在，熊大姐的个案准备进入一审阶段，最近一次面谈，我发现熊大姐的改变，她没有以前过分的焦虑，能听进去我说话的内容，对于工伤外的事情可以安静地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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