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元年。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四史”），知史以明鉴，方能不忘来时路，直面新征程。
视频 / 成理师生为党诞辰献礼 共唱《新征程》
来源 / 成都理工大学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我是成都理工大学“四史”学生讲述人
朱 鹏 程
成都理工大学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2020级
材料与化工专业 硕士研究生
今天
我们从@兰州大学研究生手中的火炬引燃火种
点亮本次网络学习“四史”活动的火把
让我们一起走进成都理工大学
走近成理先辈为新中国矢志不渝的奋斗历程
成都理工大学的历史，是新中国发展史、建设史的一个缩影。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教育事业百废待兴。党和国家工作重心战略转移，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迫切需要建设人才，特别是工业建设人才。
学校应新中国建设需要，在全国院系调整中诞生，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开始了艰难的创业。
视频 / 成都理工大学宣传片
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建校报告，学校以重庆大学地质系为基础，调集北京地质学院、东北地质学院、西北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的部分教师和干部组建成都地质勘探学院。
在这批教师中，有大批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青年教师，还有一批为 “开发矿业” 做过贡献的老教授和骨干，如 “攀矿” 的发现者和奠基人之一常隆庆教授，足迹踏遍攀西地区，为开发攀枝花钒钛磁铁矿提供了宝贵的地质资料；从重庆大学调来的李承三、李唐泌、周晓和、吴燕生、李之常、张言森、刘祖彝教授，他们是地质学、古生物学、矿床学、测量等领域的老一辈专家学者，为地质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图 / 李承三
图 / 阆中寥家山附近嘉陵江多级阶地图
（李承三手绘）
成都理工大学自建校始，就开始为新中国建设事业和发展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而后孕育了一大批英才扎根在广阔的祖国大地。
周晓和，（原名周光煦，号晓和），男，汉族，1892年11月生，四川成都人。毕业于法国蒙伯里野大学、里昂大学，教授。民革成员。
图 / 周晓和
周晓和1918年毕业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系。1919年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在成都创立分会，并创办了《星期日》周刊，发动学生运动响应北京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因少年中国学会的关系曾与李大钊、邓中夏等革命先驱有较深的交往，在泸县川南师范任英文教员时与恽代英朝夕相处，深受感召。曾在《少年中国》、《少年世界》、《东方杂志》上以周光煦之名发表进步文章。
图 / 少年中国学会会刊《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一期
1920年赴法国入蒙伯里野大学地质系学习，1923-1925年入巴黎大学、里昂大学地质高等研究科学习，并获得毕业证书。1926年回国，任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英文教员及原成都大学教务长；1927年任成都师范大学教务长兼成都大学讲师，1928年任成都大学图书馆主任兼师范大学英文教授；1929年-1931年除了继续在以上学校任教外，还同时在华西大学、石室中学兼授法文、英文课；1932年-1941年任四川大学副教授。1937年作为川大的代表参加了康藏地质考古旅行团；1941年-1949年在西康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兼四川大学教授、川康农工学院教授讲授地质学，并兼任光华大学英文教授；1950-1951年任四川大学地质系教授；1952-1956年任重庆大学地质系教授；1957年以后任成都地质学院地质系古生物教研室教授。
图 / 周晓和（右一）全家照片
周晓和教授青年时代即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和革命先驱的精神感召，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从1918年起开始从事英文教学，几十年来在众多的大学和中学任教，在长期的教学中，发明了自己独特的英文教学法—渗透法，并担任过地质学、古生物学及法语的教学工作。曾著论文及译文发表于《地质论评》、《古生物学报》及《古生物译报》，对我国早期的底层古生物研究有较高的建树。并著有大量“地质学讲义”和“古生物学讲义”，为我国和我校的地层古生物教学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常隆庆，字兆宁，1904年生，四川江安县人。193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获理学学士学位。九三学社社员。
图 / 常隆庆
常隆庆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和地质教育家。1930年任中央地质调查所调查员，1932年任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主任。1939年任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西昌行辕地质专员。1943年任会理益门酒精厂厂长。1946年任四川地质调查所所长。1950年任西南地质调查所副所长、兼重庆大学教授。1952年任西南地质局工程师、重庆地质学校教务主任。1956年任成都地质勘探学院教授，古生物教研室主任。曾任中国地质学会第32届常务理事、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
常隆庆教授从事地质研究工作40多年，撰写、发表、出版20多篇数百万字的学术论文、专著和教材。他在古生物学、大地构造、中国地质和四川矿产地质等领域做了大量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尤其在攀西地质矿产早期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常隆庆教授从1934年起就到荒无人烟的攀西地区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工作，写了著名的《雷马峨屏调查记》。1936年为调查导致金沙江断流的会理大地震原因，他与助手殷学忠先生从会理出发，沿金沙江而上徒步考察到攀枝花，在此次地质考察中，他先后发现了世界著名的攀枝花钒钛磁铁矿和宝鼎煤矿，为此，同年他获得“干城”奖章。
图 / 前往攀枝花探矿的常隆庆（中）等合影
1937年他发表了著名的《宁属七县地质矿产》，这是迄今最早记载攀枝花磁铁矿发现和地质调查的资料。由于常隆庆教授的这一重大发现，使得被称为蛮荒之地的攀枝花成为了世界著名的“钒钛之都”和中国重要的钢铁基地，他被后人誉为“攀钢之父” ，1979年国务委员方毅同志曾深情地说：“攀枝花现在建成了，不要忘了发现攀枝花的有功前人常隆庆教授。”
图 / 矗立在四川攀枝花的常隆庆塑像
从上世纪50年代起，常隆庆教授一直潜心于地质教育事业，他亲临教学第一线，讲授《古生物学》、《地史学》、《中国地质》、《中国区域大地构造学》等多门专业主干课程，并担任研究生指导教师，主编了我国第一部《中国地质学》中专教材。他治学严谨，教书育人，热心培养和帮助青年教师成长，他的许多学生后来都成为重要学术带头人、专家、技术骨干和高级领导干部。
邬宗岳，登山运动员，运动健将，重庆云阳人，1933年1月12日出生。
图 / 邬宗岳
邬宗岳自小品学兼优，1946年考入重庆南开中学。1951年，17岁的邬宗岳当兵进入了军营。1953年，由他任队长的西南空政男子篮球队在四川省首届运动会上夺冠，紧接着又在全国空军运动会上拔得头筹，邬宗岳也因此两次荣立三等。1951年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转业后，曾荣获过'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和'优秀职工'称号。1959年毕业于成都地质学院，同年被选入中国登山队。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图 / 邬宗岳所获奖章
1960年5月，中国的首次珠峰攀登，选择从北坡进发。此前，成功登顶的外国登山队选择的都是相对容易的南坡。而从1921年到1938年，英国人用了17年的时间，7次到北坡侦察、攀登，最终都以失败告终，英国人由此为北坡攀登路线下了定义：“飞鸟也无法逾越。”当时的中国登山队装备极差，任务艰巨。邬宗岳被分配进运输保障队第一梯队，负责海拔7400米至8500米段的给养运输。第一梯队队员需要背负氧气瓶、睡袋和食物，负重约25公斤。而邬宗岳比其他队员多背了铁锤和铁钻等矿石采样工具，每走一步都十分艰难。在将给养送上8500米营地后，邬宗岳先后在8500米以上的高度采集了8块矿石，在天气寒冷又极度缺氧的条件下，邬宗岳以顽强毅力，细心采凿每块矿石，无论是麻岩、大理石岩还是石灰岩、云母岩，每块均为厚3厘米、宽6厘米、长9厘米，非常规则。邬宗岳用羊绒衣包裹着那些标本，背下山时，羊绒衣都磨破了。因为采矿耗时较长，在下撤的途中，疲惫的邬宗岳一度产生了幻觉，情形十分危险。
在邬宗岳等后备支援队员的全力保障下，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中国登山队王富洲、贡布、屈银华三人首次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
图 / 邬宗岳和罗士明在珠峰采集的岩石标本
（现藏于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
征服珠峰后，邬宗岳被中国登山队选派去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学习摄影技术，他很快成了一名优秀的摄影人及出色的登山教练。1961年6月，邬宗岳带领中国女子登山队，登上海拔7595米的公格尔久别峰，打破了女子登山高度的世界纪录。完成登顶后，下到海拔7300米高处时，队员衡虎林掉进深不见底的冰裂缝时，他两次下到冰裂缝深处，抢救遇险的队员。
1964年5月2日，邬宗岳和其他9名运动员，登上了海拔8012米的希夏邦马峰。在极端恶劣的情况下，他成功拍摄了首次攀登这座高峰的电影，公映后轰动世界。邬宗岳因此荣立特等功，并获国家体委“五好运动员”称号。
图 / 邬宗岳获得的奖状
1975年，中国登山队决定再次从北坡登上珠峰，进行综合科学考察，拍摄电影及登顶照片。已在干校劳动8年的邬宗岳被重新征召回队，并被指派为登山队副政委，兼任登顶第一突击队队长，负责拍摄电影，承担心电遥测任务。邬宗岳当时年已42岁，是整个登顶队伍中年龄最大的。队伍即将开赴西藏时，长期分居两地的妻子才由成都调来北京，但他顾不得安排好家事就匆忙地奔赴西藏。
图 / 邬宗岳和妻子王明秀合影
1975年4月下旬到5月上旬，根据气象预报，珠峰地区可能出现好天气周期。中国登山队决定派邬宗岳带领一支突击队上山，进军顶峰。邬宗岳在即将出征时举起拳头，向党委表示：“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带领大家登上顶峰。”
图 / 邬宗岳带领突击队向珠穆朗玛顶峰进军，同战友握别
4月22日，突击队开始向顶峰进发，并一鼓作气到达了7007米高处。高处不胜寒，吹得人连喘气都格外费劲，大家只能侧着身子前行。在7600米高处，突击队遇到了十级以上的高空风，队伍只好下撤。
5月2日，珠峰地区风势稍减。突击队从海拔6000米营地继续向珠峰挺进。为了把大风抢走的时间夺回来，他们一天兼程两个营地，当天就到达了海拔7007米的北坳。晚上，邬宗岳十分疲惫，高山反应使他彻夜失眠。感冒又使他不断咳嗽，嗓子哑得说不出话来。但他叮嘱突击队员要吃好、睡好、注意身体，自己却在低矮的高山帐篷里坐一会，蹲一会，细心思考着第二天怎么通过海拔7400米的“大风口”。
珠峰地区气候变化无常。第二天邬宗岳一行刚出发，风就大起来了，快到“风口”时，风力达到八九级。行军中，邬宗岳除了和大家一样背着鸭绒睡袋、氧气瓶、食品等东西，还多背了一部电影摄影机、一架照相机和一支信号枪。他背向西面吹来的狂风，侧身挪步向北而上，以自己的行动鼓舞队员们的斗志。大家跟着邬宗岳奋勇向前，胜利通过“风口”，到达了海拔7600米营地。
5月4日，队伍在七八级的大风中向海拔8200米高山营地挺进。由于体力消耗太大，邬宗岳不得不在岩石上爬行前进。在严重缺氧的情况下，他的呼吸十分急促，但他仍然不停地端着电影摄影机，拍摄大家与风雪搏斗和行军的镜头。每拍完一个行程，他都以极大的努力去追赶队伍。
在到达营地后，在外国人从未进行过心电遥测的高度———海拔8200米处，邬宗岳向大本营发出了心电讯号，成功地取得了心电图，为研究人类对特高海拔地的适应状况，提供了宝贵资料。次日，突击队向海拔8600米的最后一个营地进发了。为留下攀登海拔8200米以上高度的运动员们与大自然搏斗的珍贵镜头，邬宗岳解开绳子，走在队伍后面拍摄电影。按常规，在高山行军，必须结成登山小组，否则会有危险。这对于老队员邬宗岳来说，他并非不知，但为了更好地完成拍摄任务，他选择了与队友分手。
队伍前进了。邬宗岳却渐渐地落在了后面……
1975年5月27日下午2点半，中国9名登山运动员胜利从北坡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并将觇标第一次竖立在了珠峰的顶端，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珍贵的珠峰测量数据。此后，专家们通过精确的计算，最终得出了8848.13米这个我们都熟知的数字。这一数据，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承认，成为了许多国家地图集和教科书上的数据。
图 / 珠穆拉玛峰
5月28日，当登山队从顶峰下到海拔8200米时，只见邬宗岳的背包、氧气瓶、冰镐和摄像机规规矩矩的放在悬崖边上，旁边有一个滑落的痕迹。下到8000米附近时，人们看到在悬崖顶部风化岩石和冰雪混合的地方，邬宗岳长眠在了他魂牵梦萦的珠峰雪白的怀抱中。
图 /邬前星（邬宗岳之子）在珠峰大本营邬宗岳墓碑前献花
1975年7月19日，《光明日报》以“珠穆朗玛一青松”为题详细报道了邬宗岳英勇献身的经过，并赋诗一首：
巍巍珠峰云天耸，无高不攀众英雄；
可歌可颂邬宗岳，珠穆朗玛一青松！
图 / 邬宗岳烈士纪念碑
（位于成都理工大学橘颂园）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我辈青年勿束于安逸，应奋发图强做栋梁，不负年少。
新中国的沧桑巨变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人恩赐施舍的，而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靠勤劳、智慧、苦干和实干奋斗出来的。
以成理先辈为代表的建设者，都是新中国成长历程的亲历者、见证者。先辈之精神应铭记，我们应牢记先辈不甘人后、敢为人先之进取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下一段“四史”故事，由你们讲述！
活动指导单位：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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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办单位：共青团成都理工大学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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