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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好真善老不衰——访夏志清先生

作者:张惠

在最繁华的纽约曼哈顿,沿着哥伦比亚大学所在的街道走过几个街区,拐过一道弯,静谧和清凉便把喧嚣隔在了身后,夏志清先生的家到了。

我们刚敲了一下门,门就开了,露出一张和蔼的、微笑的脸,这就是夏志清先生了,一见面还幽了一默:“哟,现在的访问学者都这么年轻、这么美呀。”我和同学忍俊不禁,相视一笑。年轻?像我们这种修炼到灭绝师太级的女博士,现在走在大街上小孩子只怕得叫阿姨了吧?只是在夏先生面前,我们的老师都是他的学生,更不用说我们这些小字辈了,自然都成小不点了。至于美啊,夏先生有那么一个清丽脱俗的女儿,见惯了沧海再赞一泓弱水的话,只能说明他太善良了,一笑。夏先生口里还忙不迭地客气地说:“请进,请进……不用脱鞋,不用脱鞋。”我们不好意思地说:“我们还是脱鞋进去吧,别踩脏了您的地毯。”“没事,有人打扫的。”

为什么只敲了一下门门就开了?当时我们只是微微有点意外,倒没有深思,等到后来师母让我们吃橘子时无意中说的一番话才让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在我们之前,曾有一位国内学者到美国后打电话想拜访夏先生,夏先生很高兴地答应了。只是到了约定的时间,左等他也不来,右等他也不来,把夏先生和夏师母都吓坏了,担心他初来乍到迷了路,偏偏打这学者的手机又没电关机,也没法联系,只能干巴巴等着。直到晚上,师母开门的时候突然发现门口有许多水果,也没有任何只言片语。是邮差送给隔壁邻居签收的?这邻居还外出了,无法确定。直到邻居回来了,确认不是他们的,夏先生和师母才满腹狐疑地把水果拿回去。那个学者到底来没来?来了为何过其门而不入,只是放一堆水果呢?这个谜可难猜。直到后来一个电话打过来,才解开这个疑问。原来,这位学者果然是迷了路了,结果到的时候晚了,一敲门,没人应,他以为夏先生怪他来晚了,脸皮薄,放下水果就走了。夏先生夏师母感叹地说:“怎么会怪他来晚呢,我们可是一直都等着的啊。那天为啥没见成,可能是这房子太老了,门铃不是很好,我们只要不在客厅而是在厨房书房的话,根本都听不见。唉,他要是敲门没人应,打个电话呀。”哦,我们这才反应过来为啥我们来时一敲门就开了,想必是夏先生知道我们要来,留心着呢。唉,他们对于我们这些晚辈,也真是太善解人意,惟恐我们受一点委屈呀。

从门厅到客厅,触目所及,靠墙的都是书架,落落大满。刚在沙发上落座,不及细看,夏先生就发话了:“你们哪一位是张惠呀?”我赶紧站起来说:“夏先生,是我。”“商伟还专门提前打了电话呢,说他的学生要来看看我。你们商老师就经常来呀,现在收了你这么一个学生啊,不错,不错。”我在哥大的指导老师是商伟教授,此次来拜访夏先生,原只想悄悄自己来一趟就是了,没想到蒙商老师不弃,平时以弟子视我,此次还提前跟夏先生打了招呼。夏先生接着自言自语道:“你这个名字不好,'惠’,太平常了。”一句话把我们大家逗得想笑又不敢笑,夏先生又说:“看她的名字多好,红艳,又红又艳。”这下可憋不住了,大家哈哈笑成一团,我微微低头抿着嘴笑,红艳启齿粲然一笑,惊雷拍着腿笑,怀宇兄一贯板着脸作冷面小生状,也不禁翘起了嘴角。我边笑边说:“夏先生,他的名字更好呢,'惊雷’、'惊雷’,'于无声处听惊雷’呢。”夏先生偏不笑,一本正经地附和道:“就是就是。”其实夏先生不提,我根本不会联想到自己的名字还有何玄机。按照夏先生的标准,我的名字真是太普通了。当然,我知道夏先生的意思,一方面是打趣,另一方面呢,是提醒我既然没有好名字这样的“内美”,那就该多重视学识修养这样的“修能”。

夏先生当年在美国是如何求学的呢?夏先生自言道,当年写《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时候,耶鲁大学中国现代文学方面的书因为不多,不到一年就读完了。鉴于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现代文学资料更加丰富,因此夏先生每月乘公车前去哥大,抱了满摞的书回耶鲁,一本本依次看去。到了下个月,回哥大,还书,重借,如此周而复始、乐此不疲。想中国现代文学有偌多书籍,如何得以穷尽?夏先生道:“当然是看得完的,只要一本本看下去。”此语不免让我们惕然而惊:固然,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但岂可把生命有限当作逃避求知的借口?我们有时候都是太宽以待己啦,却不想世上原没有终南捷径,倒从来都只是“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正因如此,坏书才不可看。倒不是看了坏书人一定就会学坏,只是人生有限,伟大的著作都未必来得及遍览,又哪有时间去“从恶”?

趁着怀宇兄先问夏先生问题的空,我们打了个招呼:“夏先生,先参观参观您的书。”“去吧,去吧。”但见众书架或宽或窄,或高或低,依墙立架,错落有致。藏书中,有成套的典藏,也有罕见的孤本,有艰深古奥的中国文学,也有舒卷灵动的西洋著作……其中很多书已经发黄发脆,看来是很有一些年头了。

我回到刚才的座位上,咦,怎么花瓶里的一枝勿忘我掉在面前的茶几上?一向爱花的我不假思索地拿起那枝花要插回花瓶,没想到我这个不起眼的动作被夏先生看见了,说:“莫管它,莫管它。”而且还中断了和怀宇兄的谈话,苦恼地说:“那花是假的,假的。我不喜欢。”我自然知道是绢花,不过这花瓶里素白的铃兰配上紫色的勿忘我,倒也楚楚有致。鲜花固然最好,但先生和夏师母都年纪大了,绢花毕竟好打理些。可夏先生指着屋里的三个花瓶里的花说:“看,都是假的。都是人家送的,太太不舍得丢。我喜欢真的。”我不禁想起先生以前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时,之所以能够独树一帜,就在于不拾人牙慧、人云亦云,而是老老实实坐下来一本本书去看,有自己的独得之趣。

至于他的《中国古典小说》,更是一部是以独到眼光审视中国白话小说传统的著作,比如一反《水浒传》是忠义赞歌的成说,倒是认为其中男人对待女人的手段和处置“仇家”的方法太过血腥凶残,实在说不上是什么“忠义”行为;假“替天行道”之名,行“同类相食”之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阴暗面的索引来看。今天他对假花的苦恼,岂不正和他学术上的“求真”相映成趣?

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探讨中国新文学小说创作的发展方向,尤其致力于“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发掘并论证了张爱玲、张天翼、钱钟书、沈从文等重要作家的文学史地位,使此书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经典之窗。但其中正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他所发掘的四人,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都已声名鹊起,蔚为大家,独有张天翼相形见绌、默默无闻,是不是先生当年看走眼了呢?当问及先生这个问题时,先生立即否认:“当然不是,当然不是。”那为啥唯独张天冀不红呢?“唉,就是没人捧他嘛。当年我提张爱玲、张天翼、钱钟书、沈从文四个人的时候,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这三个人都有人跟着写文章评论,参与的人多了,他们的价值发掘得就更充分,更能被人认识。张天翼本来三十年代就已经大红,他的作品美国也有译本看。鲁迅有些嫉妒他,叫他放弃搞幽默。四十年代,他有肺病,此后他被派去主编儿童文学,讽刺小说写起来就不方便了。慢慢没人理,共产党也没人理他,就冷落了。”说到这,夏先生若有所思,顿了一下,对我们说:“你们年轻人不妨看看张天翼,他很幽默,反映的方方面面也多,是可以作博士论文的好题材。”“那您当年为啥不评评张恨水呢?他的《啼笑因缘》当时多轰动呀。这几年还有人重拍他的《金粉世家》呢。”“我不评流行小说的。”看来老爷子不但有个性,还挺有原则呢。

谈着谈着,说到了夏先生的好友唐德刚先生,据说唐先生最近中风住院,身体大不如前。一提到唐先生的病,夏先生关切之情溢于言表:“他不该住在那么偏僻的地方!说他他也不听!”他又半告诫我们说:“年轻的时候,可以住在风景优美、人迹稀少之处;年老了,就该住在闹市,离医院什么的都近,有什么事立即就能办。我有一个朋友,前不久也中风了,情况比他重得多,送医院送得及时,现在一点事都没有。他要是早听我劝,这次哪会这么厉害。” 众所周知,1986年夏志清先生与唐德刚先生之间曾发生著名的红楼论争。美国《中报》在同年10月的一篇特稿中,对这次论争曾加以报导,并冠以《震动海内外的红楼梦论战风波》的醒目标题。双方观点尖锐、措辞激烈,语惊四座、一石千浪,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当然也不乏看客的起哄与热衷。10日晚,在纽约文艺协会的一次宴会上,唐、夏二公握手言和,尽弃前嫌。但时至今日,仍有人对红楼论争津津乐道并不乏以其中只鳞片爪来推断唐、夏两先生者。不过据我愚见,两公乃互为庄子惠施。外人看来的青梅煮酒、华山论剑的交锋,未尝不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的快意;固然有运斤成风的间不容发,更多的是互相成就的惺惺相惜。从唐先生得病一事使夏先生痛心疾首斯可为一证也。

张昌华先生曾写到夏先生动过心脏手术,并不无感慨地写下:“近些年的夏志清,尽管事业有成,名扬天下,但体弱多病,常在回忆中生活。每临秋风,面对落叶,他会不无伤感地说'年龄稍长的朋友,就像孔乙己碟里的茴香豆一样,不多了,已经不多了。’'每给小鬼抓去一个,我生命上就添了一块无法弥补的空缺。’一种'手折衰杨悲老大,故人零落已无多’的悲绪难以拂去。”就我们此次拜访所见,客厅正对面的一张桌子上,确乎满满地放着数排药瓶,颇有触目惊心之感。但言谈之中,却丝毫未见夏先生的衰暮之气、悲绪伤感,反而奇思妙想、陶然自乐。按说他现在定然没有文债缠身,也不消再为著作忧心,但他偏偏还是对书情有独钟,手不释卷。我们要参观参观他的小书房时,他还不好意思地说:“太乱了,太乱了。”确乎,桌椅几案上,报纸、书刊,摊开的,半掩的,堆摞的……但正觉得这凌乱自有跳脱之感、鲜活之气,那井然有序的书架,清清爽爽的书桌,让人起敬畏之心,却未必生亲近之感。

不觉天色已晚,须告辞了。临行前,望得先生题字留念。夏先生的反应倒也有趣:“我先看看别人怎么给你写的……我写什么好呢?我可不称你'张惠学妹’,你太小了,怎么会是我的学妹呢?也不称你'张惠女士’,随便谁都可以称'女士’呀,太生分了(注:我是北大学生,而夏先生1946年曾在北大任教;我现在哥大东亚系求学,而夏先生1961年任教哥大东亚系,1969年为该校中文教授,1991年荣休后为该校中文名誉教授。因为这种渊源,所以他力图斟酌一个恰当的称谓,亦由此可见其小处也绝不随便也。)……嗯,我称你'张惠同学’,嗯,就这样,又合式又大方。”写完之后,他看一看:“对了,我再按个印章。比他们的好,他们都没给你按章,不正式。”说着找出了两个印章:“哪个好呢?”在纸上比了比:“你喜欢哪个呢?大的这个还是小的这个?”好容易品评完毕,他拿着那个“最合适”的,郑重其事地按下去,惟恐印泥放久了颜色不显,还使劲摁了摁。没想到手一滑,印章“啪”掉到了地上,把我们唬了一跳,惟恐印章摔坏了,幸而完好无损,但夏先生却不理会印章,只是发愁地看着题字:“怎么办?坏了,坏了。”原来刚才印章滑落的时候在纸上抹了一道红痕,其实长度不过一厘米,且斜斜向上,平添了几分俏皮,但夏先生很不满意:“我要重写。”“哎呀,不用不用。夏先生,这样就很好啦。”“这是个败笔呀,要不,”他又拿出一支涂改液,“用这个擦擦,这个很好的,一擦就看不见了。”好容易才说服他不用改,我们笑了又笑,觉得老爷子真是可爱得要命,还会用时下小学生流行的涂改液;当然,认真的劲头更是无人媲美,想必做学问的时候,也是这样固执地精益求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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