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红楼梦》的版本、译本和文本研究，构成了这部伟著在世界传播、被广泛解读的复杂系统。从目前资料来看，对这三者的分别研讨，代有其人，著述纷陈，而探究它们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红楼梦》译本和《红楼梦》研究关系的论文或专著却较为罕见。然而，翻译并不仅仅是语言转换，翻译过程贯穿着对翻译对象——从原著版本、文本内涵，到作者生平、写作背景，直到相关的文化习俗等等——不断深入的研究，其间也必然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
把翻译活动当作一项特殊的学术性研究，还是只把它看成一种语言转换技巧，正是优秀的翻译家和一般译者、低级译手的区别所在。因此，一部优秀的译著，无论是遵循等值理论还是等效原则，采用异化方式还是归化策略，所包含的都不会只是原始文本的信息，一定还包含了许多相关的学术信息以及译者独到的领悟，再加上源语和译语不同文化内涵的转换、交融或替代，实际上使译著成为原作的一个新的版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把翻译称为一种“创作”。
而当这个“新的版本”进入学术视野，当学者凭借或兼采这个“版本”研究原著时，就有可能做出新的解读，从而构成对原著意义的“再生产”。从学术史来看，在文化交流的最初阶段，当异国语言不仅对一般读者、而且对大多数学者也还是一道文化栅栏的时候，这个“新的版本”往往被视为具有“原版”的意义。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对“原著”的研究，也受到译本忠实程度或误读程度的制约。而随着文化交流和语言交流的发展，直接对原语原著的研究以及兼采译本的对照研究都逐渐深入，又会推动翻译的精良化。精良的译本包含了更多的学术信息，同时再精良的译本与原著之间的文化差异仍不会消失，对这部著作的再生产性解读也不会停止。考察这一过程时，缺少了任何一环及其联系，对当今红学的全息图像来说，都有碍其丰富和完整。
美国红学与中国红学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美国学者所依据的文本除了抄本、刻本、影印本、中文排印本外，还有英译本。甚至到在上世纪60年代，通晓中文的美国学者也还不多，所以美国早期《红楼梦》评论根据的大多是英译本而不完全是原著。那么，译者怎么译，译了什么，译了多少势必影响美国的红学研究，王际真（Chi-Chen Wang）英译本可以说是一个典型范例。
在《红楼梦》的英译本中，王译本是非常独特、重要而应引起特别关注的，王际真之前的英译本如乔利（H.Beneraft Joly）译本是为了教授中文语言，王际真之后的英译本如霍克思（David Hawkes）译本在翻译时接受了美国红学的研究成果，而王际真译本则是受中国红学影响译成后又影响美国红学研究的，可称中国红学和美国红学之间的桥梁和纽带。首先，中国红学影响了王译本，王际真颇受胡适“新红学”学说之影响，推崇“自传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王译本的取舍和面貌。其次，王译本影响了美国红学，王译本问世之后，不仅为美国学者提供了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的对象，而且一定程度上影响了60年代的美国红学的研究方向和某些立论。因此，本文以中国红学、王际真英译本、美国红学为研究对象，探讨它们交替推进的良性互动关系。
二
美国人知道《红楼梦》这部小说似乎并不晚，但最初了解较为肤浅，介绍也未称详实。如美国汉学家卫三畏（Samuel WellsWilliams）1848年出版《中国总论》(TheMiddle Kingdom),被称为“当时美国研究中国最早最具权威的著作”，已经注意到《红楼梦》的存在与影响。但是，卫三畏认为，“《水浒传》和《列国志》是写得最好的两部作品”，并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来介绍，而对于《红楼梦》却仅仅一笔带过：“其中最流行的小说是《红楼梦》，但遭到不少反对。”
此后大约半个多世纪之久，对《红楼梦》的认识在美国几乎归于沉寂。直到王际真着手把《红楼梦》译成英文，才渐渐激发起普通读者甚至是专业学者的兴趣，为美国红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所以沈从文认为，“以《红楼梦》一书研究而言，他就是把这部十八世纪中国著名小说节译本介绍给美国读者的第一人”。
王际真，原籍山东桓台，早年毕业于留美预备学堂（清华大学前身），1922年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威斯康辛及哥伦比亚大学，曾任纽约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Museum of Art）东方部职员、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主持哥大东亚系达二十年，“那个系的基础，原是由他奠定的”。
1929年，王际真英文节译本《红楼梦》(Dream of the Red Chamber)，由纽约道布尔戴出版公司（New York:Doubleday）和伦敦劳特莱基出版公司（London : G. Routledge）出版，共三十九章，371页，由阿瑟·韦利（ArthurWaley）作序。此本多次重印，在英语读者中颇有影响。1958年，王际真又由纽约特怀恩出版公司（New York : Twayne Publishers）出版《红楼梦》(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英文增订节译本二版。增为六十章，将前八十回节译成五十三章，后四十回节译成七章，共574页，由马克·范·多伦（MarkVanDoren）作序。
王际真《红楼梦》英译本的出现，是有红学发展背景的。上世纪20年代，正值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兴起，《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和历史地位被重新评估。王际真1929年初译本诞生于胡适新红学之后，颇受其学说之影响，推崇胡适提出的“自传说”。阿瑟·韦利在序言中说：《红楼梦》是中国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打破了中国小说传统大团圆结局；一切现实主义小说，当然都是自传体小说，而《红楼梦》更是完全意义上的自传体小说。这段话道出了英、美两家公司重视和出版英译《红楼梦》的理由，而这个评价和认识显然也源自胡适。
1958年的增译本诞生于胡适来美之后，更受胡适亲炙。1950年胡适曾将甲戌本借给王际真参考，1951年又送给王际真一套甲戌本的缩微影片。这对增译本产生了三方面影响：一，内容增加，1958年的增译本比1929年的初译本内容几乎增加一半；二，更加重视曹学，进一步考证了曹家的家谱，康熙、雍正年间的历史背景和高鹗的续书情况；三、有助于增译本情节取舍和文字处理的优化。如1929年初版时把“此开卷第一回也”混入正文，这是沿袭高本而造成的。王际真声明：“在高本中评论被错误地当作正文的一部分印刷。在我发表于1929年的初版译著中我犯了相同的错误，因为当时我只有高本可用”。1958年增译本根据甲戌本订正了这个失误。在对后四十回的处理上，王际真从后四十回中节译七回，这七回主要内容分别是颦卿绝粒、宝玉失玉、黛玉病死同时宝钗出阁、贾府被抄、凤姐惨死、宝玉出家与袭人改嫁，而这些恰恰都是胡适对后四十回特别欣赏的部分。
王际真1958年译本问世之后，对美国红学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随后产生一系列研究论文，形成美国红学的初兴期。普利策奖得主马克·范·多伦的序言，就是一篇自有见地的《红楼梦》比较研究论文。此后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1966年，弗雷德里克·P·布兰道尔（Frederick P.Brandauer）在《景风》（Ching Feng）第九卷第三期发表《<红楼梦>中的某些哲学含义》（Some PhilosophicalImplications of the Hung-Lou-Meng）。1967年，沃尔特·G·兰洛伊斯（Walter G.Langlois）在纽约《东西方文学》（Literature of East andWest）第十一卷上发表《<红楼梦>、<大地>和<人类的命运>：中国社会变迁的编年史》（TheDream of the RedChamber, The Good Earth, and Man’s Fate: Chronicles of SocialChange in China）。1968年，安吉拉·荣格·帕兰得里（Angela JungPalandri）在纽约《东西方文学》（Literature of East and West）第十二卷上发表《<红楼梦>中的妇女》（Women in Dream of the RedChamber）。此期论文用的《红楼梦》版本都是王际真本。当时可得的英译本只有王译本和麦克休姐妹（Florence and Isabel Mchugh）译本，但是麦译本是一个从德文再译成英文的转译本。我们知道，同样内容，即使用同种语言三人口耳复述也会出现变形和偏差，又何况是用三种语言：中——德——英进行接力传递呢？而且麦译本仅“选译了《红楼梦》全书内容的五分之一”，“学界对其评价不高”。因此美国研究者选择从中文直接译为英文的王本，是更为合理的。
不过，这批研究者虽仍受胡适很深影响，却并不囿于胡适所开拓的两条道路——作者与版本，而是投向了《红楼梦》的文本，开始注重《红楼梦》中的爱情悲剧、神话框架、儒家理念和妇女新观，从而表现出和中国红学不同的走向，初步显现了美国红学的一些特色。这一趋势，固然由于美、中两国文化背景、理论观念和研究方法有很多不同，但也与他们所依据的版本——王际真译本有关。
王际真译《红楼梦》虽然推动了美国红学，但本身不是为红学而翻译的，并不以给研究者提供一个完整、可靠、最接近原著的史料性文本为目的。王译本受商业运作影响，目标是英语世界的普通读者。在20世纪初，西方世界的读者对中国的认识极少，美国的出版商为了英美读者的需要，就向给王际真提出两条翻译原则，第一，只保留小说中的爱情线索；第二，突出两个特色：异国风情和传奇色彩。由此也造成王译本两个特点：
第一，按照畅销书出版要求，译者对原文内容进行了大幅度的压缩和改编，“译本节缩之法，以宝黛情史为主，外此枝叶，多从删汰，惟能显示中国之风俗习惯为西人所欲知者，则亦留存，如秦氏之丧是。”因此，与麦本一样，王本也是一个节译本。1929年版仅包括一个楔子和三十九章，删节较多。1958年版虽然增译到60章，但相对于《红楼梦》120回仍是一个节本，每一回也多有删节。节译本不能视为仅仅是对原作进行了压缩，实际上，选择哪些章节译，哪些章节不译，本身就体现了译者的审美倾向和读者预期。20世纪60年代，张爱玲在美国中西部进行研究工作时，曾调查过美国大学生对《红楼梦》的熟悉程度，结果显示：“知道《红楼梦》的学生倒不少，都以为跟巴金的《家》相仿，都是旧家庭里表兄妹的恋爱悲剧。美国大学生能读中文著作的决不会“不少”，那么这“不少”大学生应该是从王译本“知道《红楼梦》”，而“旧家庭里表兄妹的恋爱悲剧”正是王译《红楼梦》给他们的印象。
第二，译本表现为书商意愿和译者意图折衷妥协的产物，采用“归化译法”，呈现出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倾向。译文语言也力求采用现代语汇，使译本易于被英美以及其他英语国家一般读者接受以扩大销售圈。例如，书中女子之名皆译意，如黛玉作Black Jade；男子之名皆译音，如宝玉仍作Pao Yu。从客观而言，姓名翻译的双重标准可能产生附带的暗示作用：男性角色是具有自我意识的独立个体，而女性角色可以“物化”，是某种“物件”，似乎也暗合了某些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国，如中东后宫一般的场景，或可满足部分西方读者的“东方想象”。译本中有些奇特的命名方式不太像名字，展现出某种“异域风情”，增强了译本的吸引力，成功地满足了英语国家读者对英译中国文学的猎奇心理。而这一翻译方式，不但得到西方读者的认可，而且获得中国学者的肯定。吴宓曾说“于王际真君所译，不嫌其删节，而甚赞其译笔之轻清流畅，并喜其富于常识，深明西方读者之心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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