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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陶弘景《寻山志》
本帖最后由 韩邦亭 于 2013-2-15 10:31 编辑

读陶弘景《寻山志》

韩邦亭

    陶弘景(456年~536年),字通明,号华阳居士,丹阳秣陵(今南京)人。他是南北朝文化史上百科全书式的人物,集思想家、宗教家、科学家和文学家等诸多光环于一身。他前半生热衷于仕途,后半生痴迷于宗教,巨大的转折使其生命历程带有一定的传奇色彩。宋·王质在《书陶通明谱》中评价说:“通明高风,发于梁齐宋去就之际。”陶弘景的好友萧衍登基之后,多次请他出山未果,故常修书咨询政治和艺术问题。“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陶弘景因此也博得了“山中宰相”的美名。
     长期以来,人们对陶弘景的认识只停留在宗教和科技上,却忽视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其实,陶弘景还是一位优秀的诗人和杰出的辞赋家。他传世辞赋不多,但是艺术成就很高,早年创作的《寻山志》就是一篇独具魅力的辞赋佳作。


     《寻山志》虽不以赋名,却是一篇标准的骈体辞赋作品,写于作者十五岁那年。文章讲求对仗,工于押韵,堪称六朝骈赋中的佳构。在用韵方面,韵随意转,自然天成,体现出作者驾驭语言的娴熟技巧。
     在张燮在其《书陶弘景传后》中这样评价《寻山志》:“……此其自命,果度越于时流,而仰青云,睹白日,果无负于香炉之双导也。”作者在开首就说:“倦世情之易挠,乃杖策而寻山。”这也是本文的出发点。作者开门见山,直奔主旨,行文可谓利落至极。
     陶弘景的思想绝非空穴来风,这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南史·陶弘景传》记载说:“至十岁,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研寻,便有养生之志。”他在早年“深慕张良为人”,把张良奉为自己修身立命的楷模。那是一种看透繁华、功成身隐的洒脱情怀。陶弘景在其后来的《辞官表》中陈述道:“尧风冲天,颍阳振饮河之谈;汉德括地,商阴峻餐芝之气。臣栖游早日,簪带久年。仕岂留荣,学非待禄。”文章一方面显示出作者不凡的骈文功底,一方道出了辞官归隐的情感。作者追求一种“灭影桂庭,神交松友”的超脱境界。《与亲友书》中也说:“畴昔之意,不愿处人间,年登四十,毕志山薮。” 这里所说的“畴昔之意”,恐怕在《寻山志》中就早现端倪了吧。
     遁世寻山是六朝辞赋的主流题材之一,《寻山志》之前,即有谢灵运的《山居赋》。谢灵运写道:“陵名山而屡止,过岩室而披情。虽未偕於至道,且缅绝於世缨。”在文中,谢灵运抒发了拔俗卓立的思想感情。谢灵运笔下的环境是“行地之多艰”,陶弘景的笔下也是“实穷阻而备艰。”从主旨上看,《寻山志》和《山居赋》是一致的,但行遣词造句之法上看,陶弘景的作品显然是另辟蹊径,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前人的束缚。
     陶弘景用典不落前人窠臼,似不费吹灰之力。“若夫飞声西岳,邀利东陵,楚湘之洁,吴江之矜;轻死重气,名贵于身,迷真晦道,余所弗丞。”用典自然,生动贴切,寥寥数语之间,展示出作者的高洁志行。作者把伯夷、叔齐和盗跖进行对比,把屈原和范蠡(一说伍子胥)进行对比,鲜明地提出“轻死重气,名贵于身”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陶弘景还是一位写景状物的圣手,他“每经涧谷,必坐卧期间,吟咏盘桓”。作者沉迷于自然山水之美,自有佳句:“荆门昼掩,蓬户夜开,室迷夏草,径惑春苔。庭虚月映,琴响风哀,夕鸟依檐,暮兽争来。”在这里,作家为读者描绘出一幅草舍清幽、四时有韵的美妙画卷。《梁书》中这样介绍陶弘景的生活情趣:“特爱松风,每闻其响,欣然为乐。有时独游泉石,望见者以为仙人。” 在很大程度上,《寻山志》为陶弘景设计了一条明朗的人生轨迹,他是想在游山玩水之间根除“害马之弊”。


      作为一名博学的宗教家,陶弘景在其辞赋作品中传达出淡泊清冲的玄妙思想,这主要是源自老庄哲思的影响。“玄虽远其必存”,其中的“玄”即深奥之理,这显然是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第一段中的“害马之弊”和“解牛之刀”二典均出自《庄子》。《庄子·马蹄》中说:“夫马,陆居则食草饮水,喜则交颈相靡,怒则分背而踢。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齐之以月题,而马知介倪闉扼鸷曼诡衔窃辔。故马之知而能至盗者,伯乐之罪也。”文中的马已失去了自然之性,这对于人来说也是十分悲哀的事情。庖丁解牛的故事家喻户晓,它自然地道出了养生之理。当然,我们也不难发现,陶弘景的用典也弥漫着孙绰《游天台山赋》的文风。
     上文中提到“飞声西岳,邀利东陵”之典,早在《庄子·骈拇》中就有相关的评价,《庄子》说:“伯夷死名于首阳之区,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而这里的“首阳之区”,按其地理位置来讲,正在西岳华山以北。文中的“蓬户”一词,最早见于《庄子·让王》:“原宪居鲁,环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户不完,桑以为枢。”作者轻视人间的利禄功名,追求个性的自然回归。因此,“蓬户”也成为作者崇尚心灵自由的文化符号。这种潇洒出尘的思想也体现在他的事迹行动上,他毅然抛弃了京师生活的繁华,把自己完整地交给水秀山青的大自然。《梁书》中较为完整地记载了这个史实:“永明十年,上表辞禄,诏许之,赐教以束帛。及发,公卿祖之于征虏亭,供帐甚盛,车马填咽,咸云宋齐以来,未有斯事,朝野荣之。”陶弘景用辞官归隐一举践行了自己在《寻山志》中阐明的人生理想,他没有想到,这个举动给他带来了无上的荣耀。
     作者在接下来的文字中表达了对春秋贤者伯昏无人的仰慕之情,此人是列御寇的老师。他写道:“悟伯昏之倜宕,蹑千仞而神休。”而《庄子·田子方》中也记载过伯昏无人的豪迈,他教育列御寇说:“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由此可见,陶弘景辞赋境界宏阔,气势壮美,显然是庄子文风的自然延续。在他的笔下,他贬斥了晨生夕死的朝菌和不知晦朔的蟪蛄,歌颂了千岁不老的灵椿和万里遨游的鹏鷃。《庄子》创造的完美形象被陶弘景巧妙地移植过来,这正是其开阔心境的准确体现。
     陶赋中充满了玄之又玄的道家之气,元·刘大彬有《陶真人赞》:“高卧白云,晨飧绛霞。弟子如林,著书满家。濯神九清,腾耀三景。与天为徒,如日之炯。”对陶弘景的一生进行高度概括,这个评价得到了人们的公认。除了老庄思想的影响外,《寻山志》中还有《淮南子》和《抱朴子》的影子,在此就不再一一论述了。


    《寻山志》很好地梳理出作者的人生理想,这和屈原“香草美人”式的抒发有着很大的区别。但是,我们也不难看出屈原作品对陶弘景的巨大影响。他写道:“眇游心其未已,方际夕乎云根。”作者徜徉于自然风光的大美之中,捕捉到“坐看云起时”的美妙感受。一个“眇”字就把作者的情绪体验生动地传达出来。屈原在其《哀郢》中写道:“心婵媛而伤怀兮,眇不知其所跖。顺风波以从流兮,焉洋洋而为客。”在《悲回风》中也感慨地说:“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统世而自贶。眇远志之所及兮,怜浮云之相羊。”不难看出,陶弘景在遣词造句上是有所本的,但是和屈原所展示的的情调有很大的区别。
    从另一个方面讲,陶弘景是极其崇拜屈原为人的。他在赋中热情地歌颂了“楚湘之洁”,显然,这是对屈原高洁情怀的赞美。笔者曾经在《屈原赋》中这样评价屈原:“生命交融,悲怆之旋律犹在;人格坚守,神话之思绪奔腾。其生也短暂,其志也洁诚。其情也博大,其色也盈容。壮哉!慷慨抱石,非文化之悲剧;忧愁抑志,乃价值之典型。” 或许可以作为对“楚湘之洁”的一个解读吧。《楚辞·渔父》这样记载屈原的思想,“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两位诗人都有拔俗之志,但是采取了迥然不同的做法,一位葬身鱼腹,一位则是寄情山水。
“亟扈兰而佩蕙,及春鴂之未鸣。且含怀以屏气,待惠风而舒情。”作者表达了韶华正好的赞美和珍惜之情。而屈原早在《离骚》中就吟唱道:“恐鹈鴂之鸣先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诗化的语言表现出一丝淡淡的哀伤,作者流露出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带有预见性的担忧。 《楚辞·远游》中的诗句:“谁可与玩斯遗芳兮,晨向风而舒情。”这是一声曲高和寡的哀叹,而陶赋的情调则是轻松自如。很显然,陶弘景对《楚辞》的研究是很深入的,他能够活学活用,如数家珍。     屈原终其一生,没有摆脱残酷现实的束缚,虽然这是个人的不幸,但却是文化的万幸。而陶弘景则始终站在一定的高度俯瞰人生,在与山水交融的过程中阐释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陶弘景有诗《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诗曰:“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高步瀛先生在《南北朝文举要》中引用蒋心余的话评价该诗:“笔底自具仙气”。这个评价同样适用于陶弘景的辞赋艺术。《寻山志》是一篇“仙气”十足的辞赋佳作,而这种“仙气”是饱受世俗沾染者所不具备的,也正是陶赋的可贵之处。

主要参考书目:
王京州《陶弘景集校注》
高步瀛《南北朝文举要》
杨义《楚辞选注》
姚察、姚思廉《梁书》
李延寿《南史》
张庆利《庄子选译》
王洁红译注《淮南子》
本文作者出席枣庄作家文学沙龙(摄影:曹诏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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