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本人王秉,原名王世秉。上世纪30年代末生于市郊永南里的一个小村。在童谣“砻砻粙(音“尺”,福州方言稻谷),粙砻砻”呵护声中诞生,过了多轮“阿蛴(蝉)叫,荔枝红”后逐渐成长、懂事。在爱唱曲(唱民歌)、爱听评话、爱看戏的姨妈、伯母等的熏陶下,学会了许多民歌、民谣。时常“真鸟仔,啄菠菠……”哼个不停。
五六岁时,搬到福州帮洲。厝边有一块叫长长(音“唐”)埕的大草地,那是放牛娃们会聚的乐园。放牛娃天天盘诗,盘诗内容涉及天文、地理、历史、习俗多方面,一问一答,现编现唱,我经常去看他们,增多见识。
贰
该上学了。那时私塾(人教斋)盛行,也有官办小学。私塾读《三字经》《千字文》等等古书,很无趣,且经常挨先生打手心。我选择读小学。
小学老师很和气,称我们“小朋友”。教学也是用福州话,但读课文却用国语(那时叫“官话”)。第一天上学回家,爸爸问:“学了什么?”我说:“xiǎo xiáo māo,tiào tiào tiào,嫩嫩其猫仔,跳啊,跳啊跳。”爸爸大笑说:“才学三个字?人家斋里一次至少也会学十来个字。不过学了讲官话,也不错。”
在小学,老师教课文用国语,然后都用福州话“说”一遍。“说”,有时只是用福州方言读一读。可是到了中高年级,老师也读不来,只是说一说大意。
叁
到了中学,老师讲课就全用国语,很多字用福州话读不来。个别有文化的国学家长说:“读不来有办法,找《八音》呼(这里要读‘ku1’)一呼”这里说的“八音”就是《戚林八音》。可是我却学不会。
中学毕业了。1957年,高招人数大缩减,全国只收20万人。那年我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报到那天,辅导员让我们报数:“一、二、三……”,报完,辅导员马上就认出我们几个是福州人。怎么认出来?他说,你们说“一(i7)、七(ci7)、八(ba7),全带入声,现代汉语里已经没有入声的音了,只有你们还保留着。这很难得,是你们学古代汉语的优势。”
说“优势”,也是“弱势”。由于我们的福州腔的普通话,闹出了许多笑话:“吃饭(chī fàn)”,我们说“cī huàng(音似‘七换’)”,惹得食堂里的师傅大笑,我们方言里没有唇齿音“f”,我们韵母里没有前鼻音,因此“弹琴”与“谈情”分不清。为此,我们必须加倍用功,天天抱着辨音辅导材料——“会糊我的粉红活佛龛,就糊我的粉红活佛龛,不会糊我的粉红活佛龛,别胡糊我的粉红活佛龛……”练习。
老师们安慰我们:“没关系,会学好的。”他们还提醒,学语言不能静态学,只坐在教室里读材料,更应该动态学,到社会上与北京居民聊天,下农村去向农民们学习,这才能学好。
肆
动态学习的机会来了。进入“大跃进”年代——“58、59”年,刮起了“多读书就是走白专道路”之风。学生们放下书本,与工农兵相结合。几乎近一年时间,北师大师生去十三陵,去密云修水库,到老根据地焦庄户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确,语言学了不少,比静态学习有效得多。可是书读少了。知识缺陷越来越明显。直到陈毅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与首都大学生讲话,大批“书读越多越反动”之说,并向全国知识分子道歉以后,这股逆风才停止。
岁月无情,匆忙间将到毕业时间,专业不分了,毕业论文也不写了,连教学实习都草草收兵,我们囫囵吞枣地毕业了,我被分配到北京市中小学教材编审处工作。
1964年,经父母再三申请,在省教育厅厅长王于畊的帮助下,我调回家乡,分派到闽侯专区中学教师进修校。名为教师进修校,实际上不搞教师进修,而是被派到福清一中、长乐一中、闽清一中等各县重点中学去巡视,督促高中毕业班工作。我们语文教研室4个人,组长原是省报编辑,我和另一个年轻人都是刚毕业的学生,没教过书。到学校指手画脚,说三道四,那些老教师很有意见。我申请到基层教书。不久,就批准了。1965年8月,被插到闽侯县上街镇闽侯第十三中学。
组长肖马非常支持我,他说以后可有了一个教改试验点了。他一直要搞语文教学改革,本来在福清二中设了一个试验班。可是,县里怕影响升学率,不很支持。他认为闽侯十三中是新建校,没有什么升学压力,可以大展拳脚。十三中领导听说专区要在他那儿搞教改试验,认为这可以提高他们知名度,也表示支持。
可是,难度不小。我要学生在校内不讲方言,用普通话交谈,做不到,只勉强维持在语文课堂上讲普通话。从两周写一篇大作文,改为一周一篇大作文,一天一篇小作文,还一班办一个大墙报,发表学生小作文。这只有部分学生能做到。课堂教学改老师讲学生听的讲述式,为师生答问的讨论式、互动式,但很难进行。大力开展课外阅读,推荐当时非常流行的《燕山夜话》,可是买这本书读的学生也不多。
校领导很看重我这个“连降4级”的教师,第一学期,我就被评为校“先进教师”,还把我列为入党培养对象,动员我写了入党申请,校长还为我这个“童男仔”介绍“对象”。我尽力工作,可是平地一声巨响,“文化革命”爆发,上街中学(十三中以后改名)大乱,万念俱灰的我又逢父母双亡。只好回老家逃避。几个姐姐帮我张罗,我闪电式结婚组成家庭。妻子是小学教员,妻兄也是老教师,岳母是酷爱民间文艺的旧式老人。一次,我在表姐食杂店废纸堆中发现一本线装的《戚林八音》,如获至宝,这下有事可干了。我们夫妻与妻兄三人研究,依“八音”语序,将普通话与方言对照编写了许多有特色的福州话语汇。
伍
我们乐而忘忧地研究“八音”还不到一年。学校来电报通知各老师马上返校“复课闹革命”。
为改变“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状,上街中学校长由上街公社革委会陈长星副主任兼。陈主任说:“复课闹革命”重点还是“革命”。他要我跟他下乡宣传“农业学大寨”继续“革命”。
我跟陈主任走遍了上街的大部分村庄,宣传学大寨,宣讲“老三篇”,赞扬“公社化”。上次在北京下乡,向工农兵学习是“动态式”的学习普通话,这次跟领导下乡应该算“动态式”的学习福州话。
原来,福州话文、白之分分明。我们知识分子群体说话“书言书语”,而农民群众讲的是大白话。那是独具特色的福州话。如“过去”,乡下人说“往囊(音nang3)日”,“往囊回”;“关系”,乡下人说“敆(gak1)涉”,“不要紧,没关系”,要说“毛敆涉”“谢谢”,说“起重”;“走过场”“做秀”说“做文肆”……此外,福州话里还含有本地民间故事(传说)的俚语,如“五帝搦(niek7,抓)你”“相思病倒芋域”“贻顺哥烛蒂”“缺哥望小姐”“郑堂烧火炮”等等,都是独具特色、无法替代的。
这期间,我用大白话做宣传,运用了闽剧、民歌、评话、快板形式,创作了许多作品。至今,有的农民还记得我的方言快板“老三篇日日读,罔(音muong5,越来越)读罔爱读,读完有干劲,做代(做事)都卖(勿 会)口 或(音“或”,累)。”
陆
“文革”结束后,知识分子又“香”起来,恢复办重点学校,闽侯一中复办了,我被调到一中,全力应试,拼升学率,似乎又回到50年代那种氛围中去。
在闽侯一中16年,评上了高级职称。负责学校教学研究室工作外,还参加师大李如龙领导的省语言协会活动。主要是贯彻《国家语言文字法》,探讨语文教学与汉语规范化的问题,并协助他们方言调查,以编写《福州方言词典》;以后,福州也成立语言协会,由师专陈庆武,出版社刘玉山等人负责,我是一名理事,吸收全市中小学优秀教师参加,出了一本《语言文字规范化与语文教学》。我退休后,听说因为经费拮据,协会悄然停摆。
我退而不休,被福州四中,英语学校招聘继续从教。还协助四中校长陈瑞洛创办日升中学(民办)初中。任职期间,对方言兴趣不减。写了许多有关方言的文章,有的被编为文艺节目演出,有的在福州报刊上发表。至今仍兴犹未足。
时过境迁,一个语言工作者,目睹福州方言由盛及衰过程,有着“无可奈何花落去”之慨。今有志之士掀起方言保卫战,可佳可赞,本人愿为之献微薄之力。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