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湖•大队长（一）

        上世纪六十年代，农村99.99%都是人民公社编制。庄湖村是大村，一个村就是一个大队——庄湖大队，隶属于延陵公社，下面共十六个生产队。

       1968年10月18日，我插队于此。大队长贡芝芳，当年46岁，体格健壮，年富力强。他父亲贡松川，抗日战争时是陈毅的部下，一次战役中英勇牺牲。大队长是革命烈士的后代，血染的五星红旗上有他父亲的血。因此，我对大队长有点小崇拜。

         抗日战争时期，陈毅数次光临庄湖村，有一次在庄湖人的掩护下从日本鬼子的鼻子底下脱险。庄湖地主赵书桂家的屋子，曾经作为茅山革命根据地新四军作战部，其哥赵书林跟着陈毅参加革命，解放后在北京当官。庄湖人对陈毅有一种特殊的感情，1969年“九大”以后，陈毅在《人民日报》上排名靠后，庄湖人愤愤不平，牢骚满腹。大有把陈毅看成“庄湖人”的架势。

         我和贡芝芳有缘。他是大队长，我是知青小组长，学习开会见面时，经常聊些与会议主题无关的话题。

         第一次，我到大队部参加会议，贡芝芳主持会议，把我介绍给到会的干部们，并当场任命我为大队会议记录员。因此，我位子挪到大队长旁边，伏在讲台上记录。此讲台十分粗笨，由几块厚30公分，宽50公分的整木组成。当年，木材属于紧缺物资，这讲台用料也太浪费了。那天阴雨，感觉桌子有点回潮。会议结束，大队长笑呵呵地对我说：“你想不到吧？这讲台是用棺材板钉成的。” 我十分诧异，忙问：“哪儿来的棺材板？”大队长一边用手比划，一边不紧不慢地说：“庄湖与蛟塘之间一块空地，下面有不少古墓，埋了不少做官的有钱的，棺材板这么厚，这么宽。我们不用，迟早也烂掉。”

        后来在生产队劳动的过程中，庄湖的盗墓之风得到证实。在这里盗墓是公开的秘密，官不管，民不扰。具体工作流程是：1、白天勘探。派一人用一根长约一米五的钢钎从地面向下深入，如果感觉异样，能听听轻微的“咚咚”声，便定为疑似墓葬地，做上记号备用。2、晚上盗墓。一般6个人一组，在记号处向下掘进，根据棺材大小和准确位置挖成长方形的坑，最后将棺材板从坑中取出，去除杂物浮土，拖至庄湖边。3、深夜运送。早有小船在庄湖边等候，连夜将棺材板送至延陵，或金坛，或九里。那儿有下家接货，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毋庸置疑，棺材板肯定用来打家俱，下家赚更多钱；盗墓者的收入肯定比在生产队挣工分高几十倍。至于出土文物，不是他们关心的事，除了偶尔斩获少量金银首饰外，其它东西即使价值连城，他们也不识货。

        第二件与大队长有关的难忘之事，发生在1969年夏末的一天早晨，他到知青屋找我：“走，我们在村里转一转。”我跟着出来，他压低声音对我说：“昨夜，你们二队金如到东庄湖十六队的渔塘撒网偷鱼。”我问：“你怎么晓得的？”他得意地答道：“有人举报的。你跟我去，不用讲话，看我的。”

        不一会儿，我们俩跨进金如家。金如正捧着大碗，喝着内含大米饼的大麦粥，见我们来了，放下碗笑脸相迎。大队长问：“昨天晚上出去了吧？”金如憨笑着：“没有啊！生产队学习一结束，我就到家里睡觉了。”这样的回答，好似在大队长预料之中。接着，他胸有成竹地问：“你的撒网搁在哪？”金如一听此话，脸上掠过一丝红晕，指着房门说：“在后面。”大队长说：“把渔网拎出来看看。”金如心里七上八下，知道凶多吉少，乖乖将渔网从房门后取出，摊在地上。大队长指着渔网问道：“金如，做坏事总要露出马脚。你这渔网还是去年冬天用的，半年了，怎么不沾灰啊？”我仔细一瞧，渔网真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金如知道事情败露，无话可说，只是傻傻地皮笑肉不笑，听候大队长处罚。

       大队长破案之精明，让我大开眼界，更加崇拜他，下面的第三件事，真真切切地让我大跌眼镜。

        那是1970年夏天，我被调到大队部参加清队工作。某天，大队长对我说：“六队队长的老婆虐待家里婆婆，群众看不下去。我们多次规劝无效，今天又犯病了。大家乡里乡亲，又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好弄。你代表大队部教育教育她。”我说：“试试看吧！”随即大队长派人去她家传唤。我转念一想，此人是小队长管不了，大队长啃不动的“骨头”，我预感不是好“教育”的，肯定十分棘手，如果真的碰上泼妇，我一个男人，不好对付。她要是耍赖诬陷，我跳到黄河洗不清。于是，便去庄湖一队搬援兵，请来回乡投亲插队的上海知青高建。高建是我好友，一请就到。

        不一会儿，六队队长老婆被带到大队部，我和高建跟在后面到。我们俩开门见山，使出浑身解数，高谈阔论“教育”她。她似听似睡，犹如风从耳边过，不理不睬。高建耐不住了，恼火万分，指着她的鼻子骂道：“你再这样下去，矛盾性质要转变，要对你实行人民专政！” 久经沙场的她看到高建耍态度，不当回事，从鼻子里发出“哼哼”两声，好像是说，“小知青，发什么火！你在老娘面前还嫩了点。”眼睛恶狠狠地瞪着他，一言不发。她之所以如此不屑与反感，后来乡亲们揭秘，论资排辈，高建是比她晚一辈的后生，外甥教训舅母，比她虐待婆婆性质更恶劣。当时高建全然不知，怒不可遏，猛拍了一下桌子。她先是一惊，接着不等他发表更严厉的词语，就迅速拉下自己裤子，指着下身冲着高建说：“你什么东西，它都不如。” 她突如其来的惊世骇俗之举，让我们没见过大世面的小知青无地自容，仓皇逃离。后来，多亏清队小分队的两位姑娘好说歹说，劝她穿好衣服，哄她回家，才算了事。

        我们受到惊吓，大队长跑来安慰。他咬牙切齿地说：“什么困难都想了，还没有想到她会玩这一手！这种人，他妈的比反革命难弄，打不死，吃不下。”我很惊讶，大队长是从来不嚗粗口的人啊！

        追记：此事过后不久，高建被调到延陵中学任代课老师。文革后恢复高考，被南京师范大学录取，然后继续深造，到华东师范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在北京科普出版社工作。1998年，患肝癌病故，英年早逝，十分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