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农村99.99%都是人民公社编制。庄湖村是大村,一个村就是一个大队——庄湖大队,隶属于延陵公社,下面共十六个生产队。
1968年10月18日,我插队于此。大队长贡芝芳,当年46岁,体格健壮,年富力强。他父亲贡松川,抗日战争时是陈毅的部下,一次战役中英勇牺牲。大队长是革命烈士的后代,血染的五星红旗上有他父亲的血。因此,我对大队长有点小崇拜。
抗日战争时期,陈毅数次光临庄湖村,有一次在庄湖人的掩护下从日本鬼子的鼻子底下脱险。庄湖地主赵书桂家的屋子,曾经作为茅山革命根据地新四军作战部,其哥赵书林跟着陈毅参加革命,解放后在北京当官。庄湖人对陈毅有一种特殊的感情,1969年“九大”以后,陈毅在《人民日报》上排名靠后,庄湖人愤愤不平,牢骚满腹。大有把陈毅看成“庄湖人”的架势。 我和贡芝芳有缘。他是大队长,我是知青小组长,学习开会见面时,经常聊些与会议主题无关的话题。
第一次,我到大队部参加会议,贡芝芳主持会议,把我介绍给到会的干部们,并当场任命我为大队会议记录员。因此,我位子挪到大队长旁边,伏在讲台上记录。此讲台十分粗笨,由几块厚30公分,宽50公分的整木组成。当年,木材属于紧缺物资,这讲台用料也太浪费了。那天阴雨,感觉桌子有点回潮。会议结束,大队长笑呵呵地对我说:“你想不到吧?这讲台是用棺材板钉成的。” 我十分诧异,忙问:“哪儿来的棺材板?”大队长一边用手比划,一边不紧不慢地说:“庄湖与蛟塘之间一块空地,下面有不少古墓,埋了不少做官的有钱的,棺材板这么厚,这么宽。我们不用,迟早也烂掉。”
后来在生产队劳动的过程中,庄湖的盗墓之风得到证实。在这里盗墓是公开的秘密,官不管,民不扰。具体工作流程是:1、白天勘探。派一人用一根长约一米五的钢钎从地面向下深入,如果感觉异样,能听听轻微的“咚咚”声,便定为疑似墓葬地,做上记号备用。2、晚上盗墓。一般6个人一组,在记号处向下掘进,根据棺材大小和准确位置挖成长方形的坑,最后将棺材板从坑中取出,去除杂物浮土,拖至庄湖边。3、深夜运送。早有小船在庄湖边等候,连夜将棺材板送至延陵,或金坛,或九里。那儿有下家接货,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毋庸置疑,棺材板肯定用来打家俱,下家赚更多钱;盗墓者的收入肯定比在生产队挣工分高几十倍。至于出土文物,不是他们关心的事,除了偶尔斩获少量金银首饰外,其它东西即使价值连城,他们也不识货。
第二件与大队长有关的难忘之事,发生在1969年夏末的一天早晨,他到知青屋找我:“走,我们在村里转一转。”我跟着出来,他压低声音对我说:“昨夜,你们二队金如到东庄湖十六队的渔塘撒网偷鱼。”我问:“你怎么晓得的?”他得意地答道:“有人举报的。你跟我去,不用讲话,看我的。”
不一会儿,我们俩跨进金如家。金如正捧着大碗,喝着内含大米饼的大麦粥,见我们来了,放下碗笑脸相迎。大队长问:“昨天晚上出去了吧?”金如憨笑着:“没有啊!生产队学习一结束,我就到家里睡觉了。”这样的回答,好似在大队长预料之中。接着,他胸有成竹地问:“你的撒网搁在哪?”金如一听此话,脸上掠过一丝红晕,指着房门说:“在后面。”大队长说:“把渔网拎出来看看。”金如心里七上八下,知道凶多吉少,乖乖将渔网从房门后取出,摊在地上。大队长指着渔网问道:“金如,做坏事总要露出马脚。你这渔网还是去年冬天用的,半年了,怎么不沾灰啊?”我仔细一瞧,渔网真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金如知道事情败露,无话可说,只是傻傻地皮笑肉不笑,听候大队长处罚。
大队长破案之精明,让我大开眼界,更加崇拜他,下面的第三件事,真真切切地让我大跌眼镜。
那是1970年夏天,我被调到大队部参加清队工作。某天,大队长对我说:“六队队长的老婆虐待家里婆婆,群众看不下去。我们多次规劝无效,今天又犯病了。大家乡里乡亲,又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好弄。你代表大队部教育教育她。”我说:“试试看吧!”随即大队长派人去她家传唤。我转念一想,此人是小队长管不了,大队长啃不动的“骨头”,我预感不是好“教育”的,肯定十分棘手,如果真的碰上泼妇,我一个男人,不好对付。她要是耍赖诬陷,我跳到黄河洗不清。于是,便去庄湖一队搬援兵,请来回乡投亲插队的上海知青高建。高建是我好友,一请就到。
不一会儿,六队队长老婆被带到大队部,我和高建跟在后面到。我们俩开门见山,使出浑身解数,高谈阔论“教育”她。她似听似睡,犹如风从耳边过,不理不睬。高建耐不住了,恼火万分,指着她的鼻子骂道:“你再这样下去,矛盾性质要转变,要对你实行人民专政!” 久经沙场的她看到高建耍态度,不当回事,从鼻子里发出“哼哼”两声,好像是说,“小知青,发什么火!你在老娘面前还嫩了点。”眼睛恶狠狠地瞪着他,一言不发。她之所以如此不屑与反感,后来乡亲们揭秘,论资排辈,高建是比她晚一辈的后生,外甥教训舅母,比她虐待婆婆性质更恶劣。当时高建全然不知,怒不可遏,猛拍了一下桌子。她先是一惊,接着不等他发表更严厉的词语,就迅速拉下自己裤子,指着下身冲着高建说:“你什么东西,它都不如。” 她突如其来的惊世骇俗之举,让我们没见过大世面的小知青无地自容,仓皇逃离。后来,多亏清队小分队的两位姑娘好说歹说,劝她穿好衣服,哄她回家,才算了事。
我们受到惊吓,大队长跑来安慰。他咬牙切齿地说:“什么困难都想了,还没有想到她会玩这一手!这种人,他妈的比反革命难弄,打不死,吃不下。”我很惊讶,大队长是从来不嚗粗口的人啊!
追记:此事过后不久,高建被调到延陵中学任代课老师。文革后恢复高考,被南京师范大学录取,然后继续深造,到华东师范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在北京科普出版社工作。1998年,患肝癌病故,英年早逝,十分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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