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队长的自身最大优势就是力气大，而且肯卖力。重活抢着干，比如抬柴油机、扛罱泥船、开河、送公粮，他都冲在前。夏收夏种，他穿着老婆自留地收的棉花织成的土蓝布对襟上装，忙得汗流浃背。放工回家，衣服一脱，塘里一跳，浑身惬意透了。第二天照样生龙活虎。 小队长同时具备小领导的特点，敢于得罪群众，看到谁偷懒耍滑，他是一针见血，不留情面。
一年初冬，大家在麦地锄地。突然，小队长叫起来：“手不要停，不就是那么回事，干嘛永远听不够？听，有屁用，能听出大米来？”回头一看，队里几十人在田里都手扶锄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耳朵对着南方，眼睛里充满胜利的喜悦，脸上的神情如同中了大奖一般。干嘛呢？一打听，原来今天刮北风，送来微弱的火车的鸣笛声，他们正在洗耳恭听。声源来自南面20公里开外的丹阳火车站。我十分纳闷，为什么这么多人痴迷火车的鸣笛声？原来庄湖地处丹阳、句容、金坛、丹徒四县边界，太偏僻了。加上庄湖周围水网七湾十八绕，交通不便。直到上世纪60年代末，这里绝大多数人没有坐过火车，甚至没有见过火车。
这儿贫下中农农经历简单，识字不多，每天下田劳动是“走走一条线，站站一大片”，这么多人，要是天天不讲话，不要把人闷死了。我们刚到生产队时，根据上级要求，除了五类分子，其他社员都要背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下田。在田里，也不便于学习，只有小队长偶尔喊一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其它时间，必有“黄段子”出场。生产队不是工厂，其细胞是“家庭”，一家两代人甚至三代人在田里。譬如，父母与女儿同在田里，这些人即使满腹黄段子，也羞于启齿。偏偏我们队里有个赵元龙不同，一家五口在生产队劳作，是夫妻俩带着三个儿子。更凑巧的，他就是“黄段子”高手。他有两句口头禅。一是“一天不讲X，太阳不斜西”；二是“小姑娘的耳朵拿到扬州修理了，我讲的她们听不到。”其实，都是托词，谁不听啊？经常一个个笑得人仰马翻。往深里说，赵元龙就是“性启蒙”、“性教育”的义务老师。
这种场合，小队长赵柏林也经常不咸不淡地弄两句。有一次，我们五个知青到延陵澡堂洗澡，小队长也去了。在澡堂，大家一丝不挂，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想，城里来的人是不是不一样，把我们五人瞅个遍。第二天到田头，小队长有素材了，当着大家的面描述五位知青的生殖器官，如同揭秘外星人一样津津乐道，而且有意艺术加工，夸大其词，听者全神贯注，兴趣盎然。我们五人如同赤裸裸地示众一样难堪。
有次，大家在晒场用连枷拍打麦穗，在赵元龙的黄段子结束之后，小队长紧跟来一段“赛屌大会”。讲完之后，队里妇女一合计，准备让小队长出洋相。以泼辣闻名全队的小菁走到小队长面前：“小队长，刚才听你吹了，今天我们要知道你的家伙属于哪一档？”其她妇女一阵附和声。对于妇女的刁难，他见识不止一次。小队长赵柏林不以为然地说：“你们要见识，很简单，一包大前门。”小菁回应也快捷：“行，我们把一包大前门放在场子中间，你光屁股跑过来拿。好不好？”在旁边看热闹的，跟着起哄，异口同声“好！小队长来一个。”
小菁立即从丈夫贡小法口袋里掏出大半包“大前门”，往打麦场中间一扔，招手叫小队长就范。小队长一见大前门香烟，眼睛都红了，几大步就冲到场子中间。小菁等七八个妇女也眼尖手快，反应迅速。拿起手中连枷对着他的屁股、胯下一阵狂捣。
小队长拿着“大前门”退下场来，假装生气的说：“你们妇女太坏，下手太狠，我到处痛死了。”小菁叉着腰理直气壮地回答：“你不脱裤子就拿大前门，你说话等于放屁在先。今天已经便宜了你，否则不把麦芒塞到你裤子里才怪呢！” 那时的我已经读了12年的书，头脑中早已形成非黑即白的教条观念，眼睛里容不下半点沙子，认为赵柏林有些行为有损“雇农”的形象。50年过后回想起来，赵柏林应该是农村优秀的基层干部，以身作则，吃苦在前，敢于领导，公平办事，不化公为私，与群众打成一片。他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毕竟瑕不掩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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