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的悲剧

1644年4月25日（崇祯甲申年三月十九日），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在煤山自缢身亡，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他们找到了崇祯的遗体，并发现了其自杀前写的血书遗诏，内容是：

“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致逆贼直逼京师，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崇祯虽有自责，却把亡国的责任一股脑儿推给臣下，他想以自己的死挽救全北京城百姓。

谚语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李自成在《登基诏》中也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可以说完全认同崇祯的想法。

郭沫若先生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说：其实崇祯这位皇帝倒是很有问题的。他仿佛是很想有作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走着错误的路径。他在初即位的时候，曾经发挥了他的“当机独断”，除去了魏忠贤与客氏，是他最有光辉的时期。但一转眼间依赖宦官，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三暮四，轻信寡断。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所措。对于老百姓呢，虽然屡次在下罪己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明史》批评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这个论断是一点也不苛刻的。

郭先生与《明史》的作者未免都是以成败论英雄的事后诸葛亮，除魏忠贤时赞其果断，更换文臣武将时又嫌其任性。例如一个老鼠被关在木箱里，它要逃出来，是东咬一口西咬一口好呢，还是找准一个地方咬下去好呢？

大凡一个王朝刚建立的时候，那些开国者大都先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然后制订自以为可传至万世的国策。殊不知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何况社会的发展变化是任何人也无法精确预见的。朱元璋作为大明朝的开创者，他确实殚精竭虑，想出不少巩固统治权的办法。但这些办法朱元璋可用，他的儿孙们就未必能用，例如惩治贪官用剥皮萱草法，足够严厉，但直到其临死也未使腐败绝根。朱元璋绝对想不到后世子孙们有几十年不理朝政的，有醉心于干木匠活而将生杀大权交给宦官的。

崇祯接手的时候，明朝已经走过了259个年头，朝廷内与社会上的积弊早已不可救药，崇祯一朝用了五十个首辅（宰相），平均每年换三个，也算一项世界纪录，不能说这五十个人都是草包吧，但仍每况愈下。即使崇祯罢免掉所有的官吏（这是不可能的），重新提拔起来的人也仍然会把主要的精力用于内耗，改朝换代似乎是唯一的结果了。

当时的满族总人口不足百万，清兵不足二十万，借用一个吴三桂就把李自成赶得仓皇逃窜。同样是连年荒旱之后的土地，同样是缺衣少食的百姓，何以在明朝治下就不能忍受，遍地起义，烽火燎原？何以对异族的统治就没了脾气，任杀任剐？根本原因在哪里？笔者认为崇祯的悲剧是诚信缺失。面对灾荒，崇祯一面“罪己”，一面“责吏”；一面高喊免征，一面下令“严为催科”。上行下效，都是说一套做一套。李自成大军就是靠杀富济贫发展起来的，假如崇祯也照此办理，何至于自绝于江山社稷？

这里仍然援引《甲申三百年祭》：崇祯帝，公平地评判起来，实在是一位十分“汲汲”的“要誉”专家。他是最爱下《罪己诏》的，也时时爱闹减膳、撤乐的玩艺。但当李自成离开北京的时候，却发现皇库扃钥如故，其“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皇家究竟不愧是最大的富家，这样大的积余，如能为天下富家先，施发出来助赈、助饷，尽可以少下两次罪己诏，少减两次御膳，少撤两次天乐，也不至于闹出悲剧来了。

2013年5月14日发表于《天津中老年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