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7月12日我委已根据国家机构改革要求更名为徐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之后一个多月，8月30日，我由外商投资企业管理处调往外贸管理处。
当时领导找我谈话，我不同意去，因为我在外企处巳经工作了十一年，比较了解这些年外商投资企业政策的变化，逐渐积累了经验，对企业情况比较熟悉，处理工作也较为得心应手。从工作的连续性考虑，领导答应可以再斟酌一下。没想到，过了几天，局里就下了文。
照道理说，外贸工作我並不生疏，但国内外大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外贸进出口情况已经形成新的格局。
在我调往外贸处仅不到四个月，我国经过了十五年的艰苦谈判，终于在2001年12月11日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按照对世贸的承诺，对外贸易经营权放开，部分国营企业专营的商品也要放开，这意味着对外贸易将迎来了一个新的浪潮。
恰好那一年美国911恐怖袭击发生，给对外出口冲击很大，对企业的影响直到2004年才有所缓解。
同时我市属国营外贸公司早巳脱离国家条条直属管理，历史包袱沉重，人均负债达38万元，改制步伐举步维艰。
有利的环境和不利的因素使对外贸易进入了一个相对复杂的发展阶段。
我感觉自己好命苦啊，怎么最艰巨繁忙的工作总让我碰上呀！
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内需，省政府考核市里的十项指标中，实际到帐外资和出口二项指标的具体工作在我局里，偏偏在外资外贸初起发展阶段，我都在这两个处室工作。
对外贸易的管理要更加注重宏观经济的了解，学习和研究各项经济调控政策非常必要。
我更加关注中央二套经济频道节目、四套国际新闻和访谈节目的报道，为了跟上形势，写出有质量的工作报告和分析材料，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先看这些节目，重要信息我都会随时记下来，然后再找些电影剧看。林有时会笑话我说：“整天就知道吃完饭上床，捧着饼干盒，一边看电视，一边嗑瓜子，一边抹眼泪！”
调查研究，给领导当好参谋是我们基层干部的职责。我组织处里对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民营、农产品企业分类调研，分析产品结构，积极推进发展主体申报进出口自营权。
到2003年10月1日起，我国进入加入世贸三年过渡期后，承诺实施了审批制全部改为登记备案制，申请自营进出口权企业蓬勃发展。
随着我国经营主体的增加，产品出口值的扩大，市场竞争激烈，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磨擦加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等因素，至2009年，我国先后于2003年与2006年两次调整出口退税率，第一次是全面下调，第二次以调结构为目的，考虑资源和环境的保护，解决贸易失衡问题，实行严出宽进的政策导向。
在外贸起起落落的动荡下，各兄弟市竞相追逐的进程中，我局从2003年开始制定我市对外贸易促进政策，每年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调整，在出口增量、结构调整、开拓国际市场、支持品牌建设、公平贸易应诉、出口信用保险等方面拿出建设性意见报市政府，有利地促进了我市外贸出口的快速健康发展，到2007年我市外贸绩效评价为全省第六位。
2004年，市政府提出本届政府出口超南通，当年超扬州，无形给我局增加了更大的压力。为了实现市政府提出的目标，我们除了抓面上的管理，也排出重点出口大户个别帮扶，有什么问题及时帮助协调解决。
大约是2005年，徐工集团的工程机械首次从新疆阿拉山口报关出口中欧地区，但阿拉山口海关以工程机械是许可证产品为由不予放行。进出口公司老总非常着急，电话找到我请求能否帮助他们解决。
我先后上报了省外经贸厅、南京海关、外经贸部、海关总署，並将各部门意见汇总报告阿拉山口的上级部门乌鲁木齐海关，经反复协商，力争说明情况，终于使阿拉山口海关放行出口。我以电话方式只用了二天时间使问题得以解决。
徐工进出口公司老总感到特别意外，专门来处里感谢我。我也很有成就感，使我更深地认识到，虽然我们是地方部门，但只要掌握好政策和不畏困难的坚定决心是何等重要。
为了全市外贸企业做好服务，我局先后与海关签定了关贸合作备忘录，推动区域通关一体化；我作为徐州海关、徐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行风监督员及时与海关、检验检疫局沟通信息，共商解决企业难题。
与省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签订协作会议，推动政策性保险的开展，提高企业防风险能力。通过努力，省信保公司对全省首家农产品出口公司—徐州黎明食品有限公司承保了出口险。
组织各大银行与企业对接会议，解决企业资金紧张问题。
因为长期的工作紧张和压力，我身体过早地出现了更年期症状。失眠、出汗、焦虑，心中好像压着一块大石头，每晚只好借助于安眠药物来睡觉。
2002年—2003年正是我父亲病情加重时期，经常转换医院治疗，看着他在病中的挣扎，我内心很是焦急痛苦。可是一上班，桌上的两部电话频繁响起，我一边坚持着处理着各项工作 ，右耳又出现了耳鸣和神经性疼痛，一边心里惦记着在医院病中的父亲，为不能常去看他而内疚不已，使我自己病状也越来越重。
当我去门诊部杨大夫那里诉说我的病痛和内心的矛盾，杨大夫说：“你那么焦虑干什么？谁人不会死，你也要死的啊！这样你的病能好吗？”这句话重重地敲打了我，使我负罪感减轻了好多天。
到了星期天，我去陪伴父亲，当他安静的躺在床上时候，我就背着他坐着，轻声唱他喜欢的京剧，一边唱，一边流着眼泪不让他看到。
我的朋友们来看我父亲的时候，看我老是哭，就劝我说：“你不要那么难过，你眼泪太多，他走的时候会背在身上很累的。”
在父亲生命垂危的最后的一个月，我每天下了班推着自行车总是犹豫是向医院走还是向家走，有时都走向医院方向很近了，会又折回去家的方向，因为我太忘不掉有天我去父亲那刻骨铭心的场景。
他当时已经不大能说话，也没有什么力气，氧气瓶一直挂着。看见我来了，不知哪来的力气，突然把手从被窝里伸出，抓住我的手立刻放在他的心口上，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我惊愕了，接着难过得眼泪又扑簌簌地涌出来，我是他心爱的女儿，他是不舍得离开我啊！
在他生命快要到尽头的最后一个礼拜，我每天仍然在编写政策培训材料，一直都没有去医院，各种矛盾心理交织在一起，我麻痹自己，逃避父亲最后对生命渴望的眼神，不能面对他对亲人那种不舍的情感......
2003年8月15日晚，父亲走了，我和林奔向医院，哦……我后悔得大哭，整整七天我都没有去陪他，我是个儒夫，我感觉自己是个罪人。
父亲走后，我精神垮了，躺在床上，焦虑抑郁的感觉纠缠着我，难受极了，连话都不想说。可我们原来安排在一家大酒店的培训班时间还有三天就到了。什么都定好了，我还没从悲伤中走出来。我想找人替代我去上课，但无果，我只好支撑着自己去完成这项工作。
培训工作结束后，局里在星期天组织去云台山旅游，我跟着大车到了云台山。可浑身无力，抑郁和焦虑得厉害，心口堵得死死的，我实在没法去玩，就躲在领队田书记的小车上躺着。
等大家从主景区回来，田书记让处里的年轻人一定把我拉出来，接着去停车场右边还未开发好的宽阔地带去游玩。
刚开始我还由同事李晋泉架着，渐渐地，呼吸着大自然清新的空气，看着碧绿的青山、潺潺的溪水，领导和同事们不断暖心的问候，我感觉身上有了力气，心里轻松了许多，我慢慢地跟上了大家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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