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事春秋】父亲是个闲不惯的人 | 散文 马其亚

我跟父亲在这个世界上一共相处了53年。印象中，父亲从来都是忙忙碌碌的，没有闲着的时候。

父亲没有上过学，但是特别勤劳。我四五岁时，就能记得父亲早起晚睡，喂牛、赶牛耕地、耪地、收割庄稼的情景。母亲说，她嫁过来之前，就听说父亲敦厚朴实，吃苦耐劳。我出生后不久，我们家就被爷爷奶奶分开单独过。全家的财产只有三四亩薄地和一间半不知道哪辈祖宗留下来的破旧老屋。还有一条耕牛以及犁耙等，需要跟大家（爷爷家、大爷家）和邻居互助，父亲负责喂牛和大家的耕种。那时候大爷在公家上班，三叔上学，姑姑尚未出嫁。奶奶和大娘都是小脚。

吃大食堂那年，我七虚岁，对于再往前的记忆，只有零星片段。几个月前，听当年邻居立英大嫂说，刚入社第二年收麦子，社员们可高兴了，大家相互吆喝:“去'早干’地里割麦子了！你家的麦子是全队最好的。”

“早干”，是乡亲们给我父亲起的外号，因为总是比别人起得早、干得早而得名。我依稀记得，有一次在利民河西的砖瓦窑旁边，父亲跟人抬砖坯上窑顶，有人在下面喊他的这个外号。那时候我可能六七岁，应该是大食堂时期。我还记得有劳动小组得了黑旗，我父亲那组得的是红旗。

入社那年，我家麦子为什么是最好呢？立英大嫂说:“二叔去运河桂青那里拾了两个月大粪，晒成粪饼子，弄回来全都上那麦地里了。”立英大嫂今年快90岁，比我父母亲略小一点。她说的“入社”，应该是入高级社。时间是1957年，那年父亲二十八九岁。大嫂口中的运河是运河镇，离我家30多里，1953年才成为新县城，之前叫大榆树，有火车站和一条街道。桂青，也是老邻居，我叫他表大爷，在县城火车站上班。我猜想，父亲一定是利用八九月农闲时间到县城拾大粪，必然是走着去的，一路上过三道河的渡口。他也一定是白天顶着恶臭掏粪晒粪，夜晚席地而卧任凭蚊虫叮咬。饿了吃一口馊煎饼，渴了喝一口路沟水。下雨天，火车站的屋檐，是他可能的避雨之处。他的美好理想，就是让家人来年春荒期间少挨饿。下雨了，他辛苦晒的粪饼，臭脏无比，可能是桂青表大爷提供的地方收藏。装粪饼的工具，可能是蒲草包。怎么把这些粪饼带回家？我猜想可能是分多次背回来。路上要遭受多少白眼？难以想象。关于晒粪饼，我好像听人说，桂青大爷也曾经利用下班时间晒过，卖给人家种瓜。那时的县城很小，周围都是生产队，厕所里的粪不是容易拾到的。

眼巴眼望大丰收的麦子，一下子归了集体，对于父亲是喜是忧，我很难猜测。也可能是欢喜吧！因为所有人都以为，从此以后就是不愁吃不愁穿，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了。

父亲不善言谈，我听到他讲过一个很短的故事，他说有一天深夜，实在太饿，闻到大食堂传来的蒸饭香味，就想向伙食会计预支一块干山芋叶子做的馒头。不料，会计坚决不给。其实，父亲也能理解会计的理由:“今天晚上吃了，明天你怎么过？”

那些年，在生产队里，大炼钢铁、烧砖窑、扒大河、场边地头，到处都有父亲的身影。许多人都说，他干活从来不会卖奸耍滑，总是任劳任怨。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谁都喜欢跟他搭伙。

忙完队里的，他就忙家里。对几分自留地，他也格外下功夫。一早一晚，大中午烈日当头，他都会在自留地忙活。自留地里种过洋葱、苘麻、大豆、芝麻，以及各种青菜。大约1970年左右，父亲开垦了大路旁的几块荒草地，种了大豆、茶豆，快要结荚时，被大队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给铲了。

1970年前后的十几年间，生产队里大部分男劳力跑到外地倒犁铧（铸铁），七八个人一盘挑子。因为我父亲勤快，许多炉老板喜欢带他去。有一天，我的一位亲戚长辈气呼呼地跟我说:“哼！我想带你爷走，他还洋呼，不去！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多着了。”我问过父亲，为什么不愿意跟他出门？父亲说:“拉大风箱，挑那么多工具，都要我出苦力，就数我分钱少。他只当甩手掌柜，还拿两份账。不跟他干！”对这位亲戚长辈侮辱人格的话语，我现在想起来，常有厌恶。对父亲的倔强，我打心里佩服。

父亲每年都在田边地头种野草“独扫帚”，秋天以后正好用来扎笤帚，用不完的就拿到街上卖。屋里的地坪是沙土的，他总是扫得干干净净。可是屋内墙壁由于是连锅灶而油黑，他只能听之任之。房前屋后，也是打扫得干干净净。冬天，只要下雪，父亲总是第一个起来开辟雪路。四十多岁时，他得了肺结核，经常打针吃药。还是一刻闲不住，得空就找活干。1977年，他把家里盖屋剩下的大石块，聚拢到宅子东边，后来觉得不合适，又翻到西边。草垛子，园帐子，他都弄得整整齐齐。劝他休息一下，他也不听。以至于经常累犯病，肺结核，好了犯，犯了好，带病延年很多年。

几十年，特别是父亲年轻时，我就没有见过他坐在哪儿消停过一段时间，没有见过他跟人打扑克、码牌，甚至跟人闲聊的时间也很少。年轻力壮时，年年都是大河工、小河工、公家活、私家活。农闲时，跑四集做小买卖。周围转圈几十里、上百里的集市，他都是步行当天打来回。什么小买卖啊？借人家的一点钱，或者把家里珍贵的布票卖了做本，一年到头，连统购统销粮也买不起，很多年大初一吃不上饺子。家里也喂过几次肥猪，每次只有一头。春天，赊来一头小猪，端八九个月猪食盆，娘说“跟应老祖宗似的”。到年底一百几十斤，卖了，还完赊欠，再去食品站排几天队买二斤猪肉过年都要泛算计。记得有一年，父亲托人从食品站买了一个猪头。刚煮好，他把一块猪头瘦肉塞到我嘴里，太好吃了！至今我也不知道那是猪头上的哪块肉，只记得是我吃过的最好美味！

如今，有时看到父亲留下的那岌岌可危的三间老屋和荒草丛生的老宅，不禁满心凄凉。父亲当年生活的绝大部分痕迹，都找不到了。但是，不管在哪里，我的记忆还停留在从前那几十年。父亲忙忙碌碌、面黄肌瘦的身影永远烙印在我的脑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