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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自传】寻草记——一只“苦羊”的征程之八:回浙江慈溪老家(1)| 楼晨

    我的父母是浙江宁波市慈溪县(现已改为市)周行区小安乡人。父亲自小从教会学校毕业后,在老家姑妈家呆了三、四年,便只身去了上海寻找出路。经过蹉跎辗转,因为父亲懂得一些英文,后于1946年经过父亲的堂三叔介绍到一个中易大药房工作,1948年又转到苏州中美大药房。

    这个药房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联络地点,药房老板是著名的红色资本家周天宝。我父亲的堂三叔和他太太是地下党重要成员,负责党的贸易工作,经常来此开会。当时父亲年龄还小,但他们为革命出生入死的活动都历历在目,电影里曾出现多次精心动魄的场景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中,並影响着他的人生,随后父亲也加入了革命队伍。

    很可惜,父亲在世时经常给我们讲的革命故事,当时我没有详细地记下来,特别是上海快解放前,共产党与国民党和黑社会之间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在父亲绘声绘色的讲解中,我逐渐也了解了许多,但现在巳在脑海中模糊不清,记不完整了。

    父亲是个温和孝顺的人,本可以在大上海找个媳妇,可他听从我娘娘(即奶奶)的安排,于1949年8月,在我姑妈的婆婆和我外婆的母亲撮合之下,与我浙江老家的母亲结了婚。我娘娘家与外婆家仅隔一里多路,大人们都对两家孩子知根知底,所以一拍即合。

    父亲大我母亲五岁,结婚时父亲25岁,母亲20岁。父亲回乡时,打着洋伞,穿着长衫和皮鞋,白皙的脸上透着知识分子的气息,在乡下很招人眼光。而母亲则是一个纯朴的农村故娘,在家是长女,勤芳能干,眉目清秀,但却真的属于情窦未开。多家看中母亲,连地主家也要母亲嫁到他们家,母亲家绝不答应,却与我父亲有了姻缘。婚后,我父亲继续回到上海工作,母亲则跟娘娘一起在老家生活。

    随着1949年浙江省解放,土地改革在老家轰轰烈烈地开展。

    由于母亲天资聪颖,性格开朗,被选为当地妇女副主任。每天要去十几里外的妇联与革命同志开会,自己背一个布包,里面装着米,一路上唱着:“太阳一出呀满天红,孩子妈妈来了,咱们都是贫苦农,永远跟着毛泽东,哎嗨哟!”。学习回来后要到各家宣传党的政策。别看母亲个子小,当时可是个当地的红人!如果不是后来跟我父亲进了城,说不定就成了老干部了,呵呵!

    在1948年,父亲从上海转入江苏工作,直到1951年父亲在苏州工作期间才将我母亲和娘娘从乡下接到城市,同时表示不参加当地的土地改革,对当时分田、分物、分房等全部主动放弃了。

    可是娘娘在城市里住不习惯,1952年6月由姑妈接她又回到慈溪老家,当地政府在我姑妈家的附近王家村给她分了一大间房子和一些家俱供她居住。后来乡里搞公共食堂,娘娘将房子借给乡里。公共食堂停办以后,房子被别家占用,乡里又在王家村姑妈家的附近给娘娘安排了一间小屋里居住,以便照顾。所以,我们的亲人都在浙江慈溪老家。

    时值解放初期,我父亲从事的经济工作一直很忙,频繁调动,从苏州到无锡,再到省会南京,最后于1958年5月落到江苏最北的城市徐州专署商业局工作才算安定下来。

    至1960年8月,随着小妹的出生,父母已有了四个孩子。那个年代没有探亲假,所以一直没有机会和条件回老家。直到文革后孩子们还未复课,父亲才带哥哥和我一行三人回了一趟我们朝思暮想的老家。

    记得那是1968年底春节前的冬天,我们踏上了回祖籍的行程。

    当时的交通很不方便,老家浙江慈溪近千公里在我们心中好遥远。绿皮火车要走两三天辗转才能到达。

    爸爸自幼身体赢弱,带着十五岁的哥哥和十三岁的我,随身还扛着行李和给亲戚们买的礼物,一路辛苦实属不易。

    那时到浙江去还没有直达车,必须到上海转车。我们从徐州出发,好在南京长江大桥铁路桥于当年九月份刚刚通车,省去了渡江的麻烦。我们在车里晃了十多小时,第二天早晨才到了上海站。到了上海我们先下车买了去浙江余姚的车票,然后就投奔住在西藏中路的四公公家(我父亲的堂四叔)。

    四公公家有六口人,夫妻俩和四个孩子,两男两女,比我们家四个孩子各大一些。一家人住在一间大房子里,虽然拥挤,但房间收拾得十分干净。四公公和四阿婆待我们十分热情,可几个孩子似乎对我们的到来並不怎么热乎,必竟我们互不相识,再一个我们是从北方来的,可能有点嫌弃吧。

    晚上我们就打地铺睡在地板上,记得我好久都睡不着,后来太累了,不知不觉眯糊着了,也不知道冷。早晨起来,四公公已经給我们买好了豆浆油条,我们匆匆吃过饭就奔火车站去了。

    坐上去余姚的火车,我们都很轻松,因为顺利换了车后像过了一关,离老家越来越近了,父亲和我们兄妹俩都似褪去了疲劳,开始兴奋起来。

    下了余姚火车站我们又奔长途汽车站,乘上去慈溪长河四塘的汽车。原本我老家就属于余姚县,后划归慈溪县管辖,实际余姚和慈溪县城就在一条街道上,不知道的外地人根本分不清地界。

    到了慈溪长河,姑夫、大舅舅和表弟小华来接我们,由于交通不便,通讯不畅,他们跑了三趟汽车站才接到。我们先到了王家村——姑妈家,因为娘娘就住在附近。

    一进姑妈家的门,我看到门庭的旁边放着一个黑色厚厚的楠木棺材,把我着实吓了一跳,赶紧躲在父亲身后。原来老家有个风俗,有钱的人家会早早就把老人家的棺材定好放在家中,升官发财的意思。那个是给我姑妈的婆婆准备的。一会儿,老家的亲戚朋友都来了,那种热情、亲情和乡情别提是多么的浓烈……,一会儿,我的惊恐情绪也就逐渐地消散了。

    姑妈先带我们去看娘娘,因为娘娘腿不好,天气又太冷,她老人家就盖着棉被坐在床上。那是一个雕刻花的架子床,床边放着同样刻的花边的木箱,后来我才知道里面放着木制马桶。她的房子很小,大约只有十个平方,一张床就占了一小半,对面也放着一口棺材。

    娘娘见到我们份外激动,因为这是她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孙子孙女,而且也十多年没见到自己唯一的儿子了。她是一个十分内敛而又慈详的老太太,国字型的脸上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直射我的内心,我心里想:这就是我娘娘啊!怎么与我父亲不大像呢?她一边无声地流着泪,一边来回地看看哥哥,看看我,喃喃地说:“煞煞清爽的小囡”。我虽然出生在南京,后来去了干冷的徐州生活,也经受了相比现在的孩子是苦日子的童年,但保留了江南人的皮肤和水灵。哥哥已经长成一个小伙子,既憨厚又顽皮,这一切让娘娘欢喜得不得了。

    头几天我们都住在姑妈家里。姑妈家巳经四世同堂,姑妈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已经结婚,娶了一个苏北的姑娘,生了一个孙子。小儿子比他哥哥小十多岁,全家人都十分宝贝那个当年才九岁叫小华的小儿子。

    姑妈的婆家姓王,姑妈和她婆婆(我们都称她为王家娘娘)都会做裁缝,特別是王家娘娘手工非常好,十里八乡遐迩闻名,经常被人叫到家里做工。姑夫也有手艺,给人家穿棕帮,即是南方棕床,所以她们家生活水平算是中上等。

    刚开始,父亲和我们兄妹两人先住在姑妈家。姑妈全家对我们照顾的无微不至,特別是王家娘娘对父亲就象亲儿子一样,“文锦”(父亲的名)长,“文锦”短,忙的不亦乐乎。

    我们每天用餐都象坐大席一样,特别是海鲜让我们尝了个遍。慈溪离杭州湾的海边仅有十里路,所以海产品丰富,我和哥长那么大真没见过那些子鱼、蛏子、梭蟹、蛤蜊等等,记忆最深的是那种极小的海螺丝,叫瓜子螺丝,味道极其鲜美,但吃起来麻烦,我哥哥没有耐心,吃几个就不吃了,对白斩鸡、白切羊肉大快朵颐去了。说起来奇怪,我小时候饮食很挑剔,从不吃羊肉,连我小妹出生后母亲订的羊奶都闻不了。但老家的白切羊肉又嫩又香,毫无羊膻气味。在大人们的鼓励下,我尝了一下,果然名不虚传,便大口地吃起来。

    姑妈家的房子与当时浙江大多数人家的房子基本一样,典型的江浙木质结构的风格。宽度是正三间,中间留出约二米深的门庭,家人们可以坐在那里晒太阳,做生活。后面是门板,跨过门槛才是正庭,两边是厢房。房间多少根据家庭实力,但我印象中各家都差不多,包括房间里的雕花架子床、木质马桶葙、雕花的柜子,雕花的门窗、八仙桌等等。当年在乡下能看到这种情况真是大开眼界,在我幼小的心里震憾无比,与我们北方乡下的水平相比简直不可想象。

    姑妈家好像有五间卧房,刚到姑妈家的时候,我被安排与姑妈姑夫住在一张床上。姑妈姑夫让我睡在中间,使我十分不适应,但也不敢吭声。睡了几晚,我坚决不願意与他们睡在一起,他们便让我睡在父亲的脚头。自从我记事起,从来没有与父母亲睡在一起,开始也十分不习惯,但没办法,总比与姑妈和姑夫睡在一张床上自在一点吧。

    在与父亲睡在一张床以后,每天晚上父亲都会抱着我的脚捂着,我已经十三岁了,真是不大好意思,一夜动也不敢动,怕影响到他的休息。同时也别扭得很,但是我更深地感受到父亲对女儿的慈爱和细心。

    大年夜晚上,父亲和姑妈让我去陪娘娘去住。那天晚上,天一黑,我就洗漱好就去陪娘娘了。农村的夜晚很黑,况且只有我和娘娘两个人,我心里很是害怕。娘娘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因为她老人家也听不懂我的语言,所以我们之间基本上没有什么交流,我就睡着了。只觉得没睡多久,就听见娘娘在喊:“阿晨,阿晨,起来吃吆食(吃东西)了……”,原来娘娘老早就在我的床头上放了一个饼干筒,里面放满了过年吃的豆酥糖、芝麻糖、米花糖等。我们老家有个习惯,大年夜是要守岁的,半夜要吃几次点心。就这样,我一夜被娘娘不停地叫着,可我一个小孩困得眼睛都睁不开,只吃了一次,后来被叫醒后也不愿开饼干筒,又睡着了。娘娘一夜都半倚在床头上,没有躺下。

    由于又睏又有点害怕,我一夜也没睡安稳,模模糊糊地做起恶梦来,突然间惊醒,眼睛看到房顶上有个人脸看着我,吓得我赶紧闭上眼睛,身体发抖,过了一会想看看还有吗,一睁眼看见还在那里,我恐惧极了,似睡非睡地熬到了天亮。

    早上一起床,我就跑到姑妈家告诉姑妈夜里的情景,姑妈是个慈悲为怀之人,笑着说:“阿弥陀佛!那是你爷爷来看你啦!”。早餐后,姑妈将我说的话告诉了父亲,父亲听了很是生气,说:“什么鬼啊,胡说八道的!”。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从没有那么凶的对我说话,我默默地不敢出声,只是再也不愿去娘娘那里住了。

    那天夜里确实在心里留下了阴影。我从小就是个胆小之人,特别怕人家讲鬼啊神的故事,在徐州住在那个专署商业局宿舍大院用的是公共厕所,晚上我一个人都不敢去,非要拉一个人陪着才行。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黑洞洞的夜里被老太太叫醒几回,睏盹之中难免会产生幻觉,这可能也与我这个人身上阳气不足有关吧。

    现在想起来,我心中非常愧疚,娘娘是个苦命之人,不到三十岁就守寡,孩子们从小也不在身边,她老人家孤苦辛劳一生,我这个孙女竟然只陪她睡了一晚,她的心里该是多么难过啊!(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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