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传奇】陈云的秘密使命（上）| 纪实 武立金

一九三五年初夏，四川。

在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大渡河上，有一座悬挂式铁索桥，康熙御笔题名“泸定桥”。该桥长一百零三米，宽三米，十三根铁链固定在两岸桥台落井里，全桥体重四十余吨。两岸桥墩为木结构古建筑，为中国国内独有。自清朝以来，此桥为四川入藏的重要通道和军事要津。

五月三十一日，在红军夺取泸定桥的当天晚上，中共中央在泸定县城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和陈云等。会议主要决定了两件事：一是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避开人烟稠密地区；二是秘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

临行前，陈云把随身携带的全部机要文件包括自己用钢笔整理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交给组织，把一顶蚊帐送给好友张闻天，同时委托刘英把一条毛毯和几件衣服转交给自己的亲人。

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陈云只走了一万二千里，就这样在红军队伍里再也不见了他的踪影。刘伯承知道陈云要穿越一千多公里的封锁线去上海，考虑到路上风险多多，便写了两封亲笔信，委托他在成都的一位朋友和在重庆的弟弟协助陈云赴上海。

六月八日，红军到达懋功山下的天全县灵关殿。陈云从红军总供给部长林伯渠那里领取恢复上海工作的经费约三千元，把大面额钞票藏在热水瓶胆下面。他还准备了一部线装书《三国演义》，然后只身一人悄悄离开了长征队伍。

当旭日初升、金鸡高歌的时候，陈云以“廖家骏”之名化装成做药材生意的“收账先生”，由灵关村小学校长、地下党员席懋昭护送出发了。不久从后面追上一个人来，只见他浑身是泥，慌里慌张的，原来他是出身于荥经县地主家庭的国民党天全县教育局熊局长。

在攻占天全时，红军扣留了准备逃回荥经县的熊局长，认为可以利用他作为陈云一行顺利“通关”的“护身符”。当陈云和席懋昭离开灵关殿后，红军施用“捉放曹”之计，故意让“熊局长”溜掉。就在熊局长追上来时，席懋昭与他的“上司”巧言辞令，说是为了躲避“梅老二”（当地国民党对红军的代称）而外逃的。熊局长信以为真，三人便结伴而行。

一路上，他们不走大路走小道，遇到检查站，席懋昭和熊局长便主动上前答话，陈云因担心不是本地口音带来麻烦，佯装去解手回避。第二天，他们经天全到了荥经县城，在熊局长家住了一个晚上。以后陈云和席懋昭又折回雅安，赶了五六天的山路到达成都。

在四川省城成都，陈云拿着刘伯承的亲笔信，找到美丰银行董事胡公著，在他那里住了一夜，并托他将工作经费汇给上海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章乃器，由其转交给上海特科。另外，陈云还要了美丰银行的一沓信封信笺，以备遇到麻烦时可冒称是这个银行的职员。

次日一早，陈云托人去成都春熙路的《新新新闻》报馆，刊登一则《廖家骏启事》，内称：

家骏此次来省，路上遗失牙质图章一个，文为廖家骏印，特此登报，声明作废。

这个启事是陈云事先同周恩来商量好的，即向中央报告平安到达成都的信息。此时，蒋介石正坐镇成都“围剿”红军，成都城内增岗加哨，戒备森严，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然而蒋介石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多次通缉的共产党要人陈云会来到他的眼皮底下。

第二天，陈云同席懋昭乘汽车离开了成都。车窗外，早晨的阳光照射山间的云雾，令眼前的景象一会儿朦胧一会儿明朗，给这“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增添了几分神秘。

陈云和席懋昭在内江住了一晚，便直奔重庆。为安全起见，他们在快到重庆的地方下车步行进城。然后，陈云拿着刘伯承的另一封信找到位于重庆较场口十八梯坎的中药铺伙计刘叔禹，在他家住了下来。

十多天后，刘伯承的弟弟刘叔禹为陈云买好了去上海的民生公司轮船票。此时，陈云将剩下的一些川币换成一个金戒指，然后由刘叔禹送到重庆朝天门码头，乘坐民生轮直奔上海。

轮船鸣着汽笛缓缓东行，陈云的心情难以平静。短短的两年多时间，他从大上海到了中央苏区，然后从中央苏区长征到了素有“西南锁钥、南诏咽喉”之称的天全县，经历了这段艰险而难忘的岁月。这时又要回到上海了，新的艰巨任务正在等着他去完成！

风尘仆仆，路途迢遥。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白区党组织毁之殆尽，特务、叛徒四处活动的情况下，像陈云这样的中共高级领导人，在人地生疏的环境中，独自一人横穿大半个中国，远赴敌人统治的核心区域，其危险性可想而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负责白区工作的陈云这次返沪的使命，主要是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去领导恢复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组织。同时，也要在上海设法寻找同共产国际的联系，准备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近况，尤其是遵义会议的情形。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由于蛰居上海、待机再起的中央局接连三次遭到破坏，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了。中共中央原来同共产国际联系的惟一大功率电台，在过湘江时又被毁坏。因此，中共中央此时已失去同上海中央局和共产国际的联系。

遵义会议后不久，中央就派潘汉年潜往上海，重建中央与地下党的联系，恢复那里的工作，并争取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潘汉年从遵义出发后，一路经贵阳，绕道广州、香港抵达上海。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潘汉年此行没有达到目的，只好返港待命。

陈云在民生轮上和一位国民党官员同住一个船舱。一路上，这位官员十分健谈。按照旅程安排，船到武汉时停留一天，旅客可以上岸观光购物。陈云担心这位国民党官员会邀他一起上岸，万一遇到熟人暴露了自己就麻烦了，还不如待在船里安全。于是他买了一瓶酒，自斟自饮起来。

船到武汉后，这位国民党官员果然再三邀请陈云上岸同游。陈云推托说酒喝多了，头重脚轻，必须好好睡一觉，机智地摆脱了这位国民党官员的纠缠。

七月上旬，千里孤行、只身一人的陈云到达上海后，用在中央特科工作时的化名“李介生”,秘密住进位于法租界天主堂街的新永安旅馆。他给江西路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章乃器打了电话，请他安排与他的弟弟章秋阳见面。

此时，章秋阳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仍在做党的外围掩护工作。他立即把陈云接到法租界霞飞路三百五十八弄尚贤坊二十一号自己家中。不巧，他们过去在商务印书馆的同事何孝章造访章家，见到了陈云。为安全起见，他立刻将陈云转移到英租界山西北路的老泰安里一百一十一号岳父家，后来又转移到北京路一家钢铁商店的楼上。

七月二十二日，天气闷热，蚊子多得碰腿。中共上海中央局和江苏省委再次遭到大破坏，上海中央局负责人浦化人、宣传部代部长董维键等被捕。两天后，共青团上海中央局也遭破坏，书记文德等八人被捕，文德叛变。

陈云从报纸上发现，公开声明脱党的叛徒名单中有七十多人认识他，因此在上海恢复中共组织的工作一时难以进行。

陈云有一次上街，想在车行叫一辆出租车。当他往柜台里一瞧，原来派车的人竟是一个叛徒。生死一线间的触底关头，也是人的潜能爆发时刻。于是他镇定自若地说你要是把我说出去，共产党饶不了你！那个人把帽子往下一拉，马上派出一辆车，把陈云放走了。就这样，陈云利用叛徒心虚的弱点，一次次化险为夷。

这时，陈云通过章秋阳找到潘汉年的弟弟潘渭年，与在香港的潘汉年取得了联系，并约潘汉年前来上海商量下一步行动计划。

七月下旬，陈云同潘汉年在上海会面。这时，陈云已通过章秋阳找到上海中央特科的关系。为了应对敌人的残酷迫害，中央特科多年来形成了简单、独立的领导体系。在上海中央局、江苏省委遭到大破坏而暂时未能恢复工作的情况下，中央特科等组织仍保存了下来。

通过章秋阳，陈云找到特科的一个负责人。这个广东汕头人原来是康生夫人曹轶欧妹妹苏梅的丈夫，他为陈云安置了住处，第一次是租住一个楼上的房间，第二次是安置在法租界朱军独家居住的楼上，与其夫人刘寄萍和一个小孩住在一起。朱军当时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因此住在他家比较安全。

陈云通过章秋阳与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和何叔衡的女儿何实嗣接上了关系。然后，又通过他们与共产国际驻上海联络员取得了联系。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知道陈云到了上海，也知道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已连续四次遭到严重破坏，决定“许多留在上海的党员都应暂时到苏联去”。上海中央特科传达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要陈云去苏联的意见。

这时，宋庆龄发挥了特殊作用。她在上海的寓所实际上成了共产党人相互联络以及同苏区——有时还同共产国际——联系的惟一地点。

这是一个炎热的夏日，宋庆龄叫外国友人马海德把两位客人护送到一艘开往苏联的船上。马海德立即换上时髦的西服，开着一辆天蓝色的福特轿车，把陈云、陈潭秋安全地送到了码头。

陈云、陈潭秋还有曾山、杨之华、何实楚等人上船后，苏联船长把他们安置在船长室。船长室享有外交豁免权，国民党警察不能进去检查。在海参崴登陆后，苏方为了掩护他们，由公安人员持枪装作押送走私犯，把他们“押送”到海参崴公安局。他们在公安局换上西装，休息两天后，即乘火车奔赴莫斯科。（未完，待续）

作者武立金，原总参某部副局长、天津市政协委员、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发表散文、诗词、楹联约千篇，出版词典三部，诗集两部，长篇小说十余部。曾被中国作家协会评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先进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