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很多年前一件事。
一位久末谋面的老同学突然和我取得了联系，虽然电话里不能见面，但双方激动欣喜的心情却从那语无伦次的话语中表露无遗。待到要说再见时，我们还意犹未尽，约定以后多多通话。“你的手机号码是多少？”他问。我如实回答：“没有手机”。“那把你的PP机告诉我。”“我也没有PP机”。他吃惊地“哟”了一声，立即又换成正常的口气说：“那好，以后我给你打电话。”
我为老同学的情谊而感动，但也知道他那一声“哟”的深长意味：都什么年代了，居然连手机和PP机都没有！想想也是，现在手机之普遍，已到了凡有人群处，皆有手机响的程度，连搞三陪的，都配备着它进行业务联系，更不用说其它的人了。如果说，手机曾有过大熊猫一样珍稀而贵重的辉煌时期，只有大款和公款才玩得起，如今则如小猪小狗一样到处都是，大街上一望，但凡褂子掖在裤腰里的，皮带上一准挂着个手机。试想，人人皆可得而玩弄于股掌之中的玩意，惟我独无，别说老同学要惊奇感叹，就是我自己也觉得有几分羞答答的。
说到羞答答，不由得又想起另一件羞人答答的事。我有一个香烟盒大小的收音机，听短波的节目时，要拉出天线。每天上下班时，我就打开它，边走路边听新闻什么的。有一天，带着它去超市买电池。售货员小姐热情地向我推荐了好几种进口电池，每节的价钱都相当于我这个小收音机，小蜜配穷酸，怎么看也不般配。最后我对小姐说：“我要两节白象牌的。”白象五角钱一节，小姐善意地提醒我说，那电池不能用在手机上。我告诉她说，我这是收音机。她嫣然一笑：“我还当是什么新款手机呢。”一刹那，连我自己都觉得自己象个骗子，没有手机，拿个收音机来招摇撞骗。就是从这时起，我决心省吃俭用，也武装个手机。
但是，冷静下来一想，我一不经商，二不从政，酒场不多，应酬有限，要手机有何用？家中的电话，已是形同虚设，再来一个手机，岂非更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再说，吃咸菜喝开水，饿得面黄饥瘦，就为了满足那点小小的虚荣心，犯得着吗？这样一想，手机就排除在我的预算之内了。只是每当有人问我手机号时，才偶而泛一下酸。
前不久，和一位做了局长的朋友同乘一车，突然想起要给家里打一个电话，局长朋友热情地把手机递给我。我接过手机却犯了愁：这小不点上那么多按纽，该按哪一个才能接通？尴尬人遇尴尬事，我捧着手机愣了起来。还是局长善解人意，将手机接通后又送到我手里。打完电话，我忽然想起那些有手机的人，看起来神气，其实比我差远了。我是没有手机，可我只要一打手机，就有专人把机子打开送到我手中，而且这个人还是局长级的。试问，能享受这样待遇的，该是什么级别，究竟能有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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