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金平）
我珍爱自己，但生命面前的这份珍爱不是自私。当时的所想所做是出于本能，那么今天，现在，当我坐在电脑前双指翻飞的时候，我的心中更多出一份理性的思考。
刘书记绝对是伟大的，而我的要求也无可厚非。其实我今后还有多大的用还可以创造多少价值都无所谓，也许将“一文不名”，也许会小有作为，甚至也许永远是社会和亲人的累赘，但我的单位、家庭、家乡父老对我的挽救、对生命的挽救的举动却是意切深情正义正确的。本来生命就可贵，在融进了情和义，人的生命就更是无价了。如果这样的话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说说，那是人类对自己最大的一笔戏弄和蔑视，真的。
这样的想法，我是在生病、治病的日子里一遍遍地和病友们比较、再一遍一遍地思考才算梳理透彻的。也可能是我的偏见，但我相信自己是真诚真挚的，是抛开了肤浅、切入实质的。
生存的权利是最高的权利，人们应该从生命的高度看自己，人类应该从生命的高度看自己。
追求生命甚至是神圣的。为家人节省一份金钱，为社会减少一份负担，也许你认为这样做才是问心无愧，才是对得起自己和别人。怎么说呢，如果你把这个当作理由或借口，如果你仅仅为此便放弃追求生命、放弃生存的可能性，你不仅迂腐而且可悲，极度可悲。
金钱、负担需要考虑，而相对于生命，我认为形同胡箩卜之于阳光，无法比拟。
当然，我不是让你不顾现实。
我已经说的罗唆了，但我还是要说：我珍爱自己，但珍爱不是自私。我坚信。我热爱自己的生命，并热爱所有的生命；每一个人都应该热爱自己的生命，并热爱所有的生命。
在此很想讲一讲我知道的病友中的两个，他们曾让我感慨，也应该能让读者产生深思。
第一位病友——刘小宾的故事
他的家住在安徽北部的一个小村，村子里祖祖辈辈从没出过像样的秀才。小时候，母亲指着她结婚时的那床红缎面新被子对他说：你考上大学，这床新被子就给你。
几番拼搏，几番辛苦。当邮递员送来华东工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正在田间劳作的父亲闻讯哭了。启程赴沪上大学那天，母亲翻出那床红缎面被子，把她的祝福装进了背包。
他是学电脑的。平时爱跑到上海市中心的计算机市场转上半天，也喜欢去泡图书馆，他说，总觉得自己是张空白软盘，有大量的信息需要输入。但谁也没料到，正在储存信息时，他的人生会突然“停了电”。
有一段时间，他莫名其妙地觉得学习比以往吃力，上课打盹，下课还想睡，走路越来越慢，上楼也抬不起脚，仿佛有一种什么怪物从身上不断地吸走精气。
开始并没在意，以为只是缺乏锻炼，直到有一天，有位同学踢球受伤，他去帮着打开水，突然在开水房倒下了……
然后发高烧，眼睛充血看不清黑板上老师写的字，甚至难以分辨迎面走来的同学。他一个人偷偷去上海新华医院作了检查。
结果是白血病。
回学校的路是个沉寂的旅程。他在日记中写道：“多么美好的世界，可它就要远去。大街上刚才还呛人的汽油味也显示出了生的气息。走在校园的林荫道上，阳光穿过树叶间的缝隙照到我的身上，暖融融的让人有些依依不舍。看到往昔的同学们，他们正在运动场上尽显青春活力，在树荫下尽享青春的浪漫——这—切正是我昨天的拥有，不，这也正是我今天的失去。不知不觉中，泪已成行。”
终于到了宿舍，或许不幸已刻在脸上，同学们都紧张地过去询问，面对一双双惊愕的眼睛，他说：“真想穿上学士服拍张照，那是我渴望已久的梦。”夜里，他怎么也睡不着，听着时钟“嘀嗒嘀嗒”地响，他知道了时间的宝贵。虽然昨天还在和同学们大谈生活的空虚与无聊，但今天，逝去的每分每秒都是那么可惜。
第二天，刘小宾住进医院。他想翻翻书，每次都有一种莫名的倦意迫使他放弃——他的确再经受不了任何一种劳累，此时，只能静静地等待死亡，抑或是一种奇迹。他怕入睡，因为那沉重的梦境和几乎无法承受的心理压痛。
病友们都患有疑难血液病，每周都有病友逝去。死者亲友们的痛哭像重锤一样敲击着他的心脏，太可怕了，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总以为说不定自己已经死了。他合上双手，感觉到掌心的热力，这双手没有死，只消把它们开合一下，就能感到生的力量；他用尽全身力气揪自己的胳膊，辣辣的疼痛随之而来，他欣慰地体验到还有生的痛楚。他说：“那天宣传栏上公布了国家“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多么诱人的前景。我哭了，为了不影响病友的情绪，我躲在厕所里偷偷地哭。”
为他主治的董医师是位好心的女人，她以一颗母亲的心告诉他：“并不是没有一丝希望，异体骨髓移植还可能根治白血病。”这话激起了巨浪狂澜，曾经决意等待那个无言结局的他再也无法平静，生的欲望紧紧地攫住了年轻的心。他说：“哪怕那希望是根稻草，我都要尽全力抓住。”
他向一位主管老师提出配型要求，老师很有些吃惊，告诉他，学校的医疗经费相当紧张，连老师的肾移植款项都要全校师生捐助，何况一个学生?
医院也不相信刘小宾的话，只当不懂事的小孩说着玩，并没给主管老师谈骨髓移植。这时的刘小宾在日记中写：生命是自己的，必须行动起来！于是，第一步，他请校大学生记者团团长来医院，对血液科主任进行采访，并请他巧妙地将全校师生的真情关注告诉医生，借此来引起医院方面的重视。
第一个计划成功了，记者团团长采访之后，医院答应配型。
与妹妹的配型也成功了。
当然，更有可怕的问题摆在面前：移植手术需要20万。世代务农的家庭，哪来这笔巨款？学校又怎能负担得起这笔额外的开支？他拿出患病后搜集的一大本白血病人的资料仔细地研究，发现他们全部因为新闻媒介的披露或多或少地接受了社会各界的帮助。
他开始第二步行动：向这个充满爱心的社会发出了求救讯号。
首先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去信，并附上了得病后的伤感之作《无泪的沉思》。不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今晚八点半》专栏播出《无泪的沉思》，并向全国听众介绍了他的窘境。他收到了许多人们的电话和汇款。
但这笔汇款并不能解决问题，他向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求助。基金会认为学生会出面较好，他分别走访了学校分管卫生、学生工作的科室，谈了自己的情况和想法。他又支撑着疲惫的身体去图书馆查资料，抄下很多大的宣传机构的地址和电话。
他说：生命只有自己去抓，我不应该放弃每一个可以求得帮助的机会!
以后的日子，他不断地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去信，给《解放日报》打电话。
不久，《解放日报》刊发了长篇报道《请伸出援助之手》。机遇来了！——因为这篇报道，中国华东电力集团公司做出决定：捐助10万元。
他说：“接受华东电力集团10万元捐款的那天，病房里挤满了记者，闪光灯亮个不停，我没有哭，也没有笑，看上去非常冷静。旁边的病友很吃惊，说这证明我与众不同，很有气魄。其实，我的心情很复杂，为10万元所代表的爱心感到不安和激奋，也为尚有10万元的手术费缺口而焦急，我不能因为一时的欢愉而“坐享其成”，我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单位都有如此雄厚的财力和这么浓烈的爱心，余下的钱还要自己一点点地去艰难争取，我不能停止我的步伐。”
为争取更大范围的援助，他想到家乡安徽。给《安徽日报》写信，结果几天后有了回应，记者将电话打到上海的宿舍。《安徽日报》记者不辞辛苦驱车两百多里，到他的家实地采访，写成特稿，发表在《安徽日报》上。
经过他的努力，社会给了这个濒临绝境的大学生越来越多的回馈：华东工业大学在承担了前期4万元医疗费的情况下，积极动员全校师生捐款6000余元；上海东方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方舟几次打电话到学校询问情况。随后专程赶往医院看望，她本人捐赠了2000元；上海《青年报》头版头条报道了他的情况；淮阴师专政史系的团总支、学生会寄来了同学们的心意。
他的病得到了京、沪、皖三地新闻媒介的重视，牵动了千万人的心。
他说：“一个大学生的病牵动很多人的心，确实有些不同寻常。有人问我有没有什么背景，我笑了。我只认识同学们都见过的学校领导，帮助我的人基本上都无缘见面。有人说这证实了我的能力与才华，连最朴素的护士小姐也说：‘你的书没白读。’”
经过积极争取，他由学校的定点医院——新华医院转到了治疗白血病更有经验、设备也更先进的华山医院。
1999年2月，刘小宾得以进入骨髓移植的无菌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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