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校”这个词对今天的不少读者来说可能是很陌生的了，因为这是解放初期全国开展扫除文盲活动的产物，当时80%的农民都是大字不识的文盲。列宁说：在文盲充斥的国家里，是不能实现共产主义的。为了对文盲和半文盲进行初步读、写、算的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即开展扫盲教育。
1954年我初中毕业辍学务农，在家乡也算个有文化的人了，在劳动之余，经常到大顾村小学去看看报纸，和熟悉的本村老师聊聊。村里利用学校晚上教室空着办起了高级民校，就是农民夜校，使脱掉文盲帽子的青壮年再学些地理、历史、自然、珠算，达到小学毕业水平，成为农村的有用之才，解决生产队急需的会计、记工员。民校校长王昌盛聘请我作为教师，称为“民师”，无任何报酬，纯粹是义务性质，我认为，能为村里父老乡亲贡献微薄之力是很荣幸的，我欣然应允。
白天劳动之后，吃罢晚饭就按时到民校，准备上课，民校用学校的教室上课，我教两个班，每周一三五给男劳力上文化课和教打算盘，每周二四六教姊妹班学习语文、算术。这些学生都是乡亲，男劳力有的还是表叔爷们或弟兄相称，都在20-30岁左右，都比我年龄大，对我都是直呼名字，我觉得这样才亲切。我教的姊妹班年龄都在20岁左右，其中有两个年龄比我小一两岁，都喊我“杨玲哥”，其中一位和我一个生产队，特熟，一边喊一边笑着说：“我就不喊你老师”，我也笑着说：“随便，你想喊什么就喊什么，我都答应”，教室里气氛很活跃，她们学起来也很轻松。
村里不给民校办公费，要自己想办法解决。要买几盒粉笔，买煤油，买红蓝墨水等，校长老师也不能经常自掏腰包解决。王昌盛校长动起了脑筋，想出一个办法：给女儿出嫁的人家拿嫁妆，和大家商量，唯恐大家这样不就“斯文扫地” 了吗？尤其对我来说一个未婚的青年岂不影响名声吗？我爽快地说：只要能为民校挣点钱解决困难，拿嫁妆也不丢人。事情就定下来了。
不几天王校长就联系了女儿出嫁的人家，他家听说有文化的民师拿嫁妆很高兴，也很有面子。农村不管谁家的女儿出嫁都得陪嫁妆，有多多陪，有少少陪。“陪不尽的闺女，办不尽的年”，说的陪闺女和过大年一样，无尽无休。解放初期，农民都不富裕，一般能陪个“小八件”就不错了，没有什么“大件”，只能陪漆成红色的木板箱一对，八仙桌一个，坐床或椅子一对，针线筐一对，灯盆水瓶等，这样就不错了。新娘坐花轿，娘家的男人送轿，一般是两个人跟在轿后，左右各一个。还有出大客，必须是两辈人，如果有舅舅最好，没有舅舅就是自己的叔去，哥哥弟弟再去一个，一直把轿送到男家。箱子、八仙桌都要两个人抬着，其他轻的一个人拿一件或者拿两件。绑嫁妆的绳子要染成红色，防扎坏的箱子用染成红色的旧棉花等垫起来，把扁担绑在嫁妆上抬着走, 再远也得抬着。在发嫁之前，事主要把所有嫁妆都写在清单上，由嫁妆头带着交给男方事主，再做清点。这样算起来，至少要十几个人，王校长又找了大约１０个民校的男青年，凑齐了拿嫁妆的人。
替人家拿嫁妆真是好主意，农村有句顺口溜：“拿嫁妆，好生意，放下扁担吃东西”。说得一点不错。这次拿嫁妆，是从大顾村把嫁妆送到新娘婆家约六里路的龙池街上，走得不快，因为带轿的包里装有“青龙”的帖子，遇到桥就贴一张，耽误些时间；如果在路上有两顶花轿相遇，就抢占上风头。过去我从未拿过嫁妆，不知有这些道道，这次真的长了不少见识呢。一般新娘到男方家不论路途远近不要超过１２点就要到，亲友也能看到新娘子，图个吉利。这次路较近，１０点发轿，１１点多就到了。
王校长是嫁妆头，他把嫁妆清单交给男方事主后，大家开始卸嫁妆，把嫁妆送到男方的院子里，再由他的家人分送到不同的房间，拿嫁妆就算完成了任务。
这时男方事主就拿出一条“红骑兵”香烟送给王校长，按人头每人给了六角钱，大约跟当今50元的价值差不多，很可观了，可见男家的经济情况不错，这次的收入给民校解决了大问题。
下面就坐席了，八人一桌，宴席很不错，八碟八碗，有酒有烟，我不会喝酒吸烟，陪着大家吃菜，大家酒足饭饱，回来的路上有说有笑。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农村有了手扶拖拉机和汽车以后，嫁妆不再用人拿了，拿嫁妆从此走进了历史，当今社会男女结婚，轿车排成队，互相攀比，愈演愈烈，拿嫁妆已成“土掉渣”的过去式了，但拿嫁妆的经历仍然令我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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