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王蒙先生好像说过，人世间只有两件事，一件事是吃饱了撑出来的，一件事是饿出来的。四十年前我大约只是懂得一点饿的常识，现在我似乎又只知道一点吃饱饭之后的东西。
对于上小学三年级的孙子最犯难的两件事，头一件是吃饭，尤其是早晨饭，说什么也不愿吃。第二件是 读书，他妈妈打着骂着，也不愿意去摸书本。这又让我想起高尔基的那句名言：读书就像趴在面包上一样。
老实说，从前一般人吃饭顶多想再要一点“盐味”（邳州土话：配饭的菜），或许是穷日子过的时间太久了，已养成习惯，我至今吃饭，桌子上能有一个菜，就满足了 ，老伴要多做，我一再说：“你们想吃，就多做。不管什么菜，我有一样就行”。因为我始终认为，为了吃，去浪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不值得，即使是别人的。
大约是后来多跑了一些路，多读了一点书，才发现我们中华民族的吃文化竟是那么的高深、精湛，甚至是我们中国人的一大骄傲。在这吃文化中十之八九又讲的大都是和酒有关的菜，至于什么“八大菜系”、“十大菜系”，什么“山东风味”、“淮阳风味”、“四川风味”，什么“寺院菜”、“官府菜”、“宫廷菜”等等等等，在我辈看来，都和玉皇大帝的筵席或者王母娘娘的盛宴差不多，距离我们何止十万八千里。也都只能留给那些一年吃掉多少个三峡大坝的公仆们去享受吧。
回想年轻时初去北京，有一天在王府井闲逛时，忽然看见一个大牌子《北京烤鸭店》，我的眼睛顿时一亮。那时和平门还没有烤鸭店。这很可能就是当时北京最大的、唯一的一家（上个世纪70年代初），反正在我当时的常识领域里知道，外国洋人到北京，总要逛长城、看故宫、吃烤鸭……我那年也只是路过北京，也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后来推测，当然还是年轻、无知、好奇，那天就像平常肚子饿了，进饭店看看有什么合适的一样，毫不犹豫的就一直走了进去，当时我是穿着一身新衣服，大约没感到自己寒碜。可当我一进门，扭头向大厅里一看，哇！那所有的大圆桌子上都摆满着各种各样美味菜肴的大盘小盘、大盆小盆，所有的桌子上都坐满了最时髦的达观贵人、太太、小姐，这种场面从前只在电影里才见过。我直如一条地蛆般赶紧退了出来，走出门外，松了一口气，才看清大门那边停放着许多小轿车。这真让我这个乡下穷小子开了一回眼界，总算我在北京也“进过”《北京烤鸭店》。
自从能够吃饱饭这些年，吃饭再也不成问题，自己虽然对于吃的兴趣不大。但看见那些喜欢吃、讲究吃 的吃货们，能把吃当成一种艺术、一种爱好，也还是从心里认同的，人，各有所爱嘛。比如大作家汪曾祺先生，不仅文章写得好，菜也烧得好。一道很普通的家常菜，经他的手一摆弄，或者经他的文字一描绘，立马就成了一道美味佳肴。这位自诩“有毛的不吃掸子，有腿的不吃板凳，大荤不吃死人，小荤不吃苍蝇”的美食家，确确实实把吃这个极普通的玩意，变成了一种极其高雅的美学。
说起美食家，就让人想起香港的蔡澜先生。在蔡先生面前，汪曾祺先生的吃，只不过是家常的吃，平民的吃，不客气的说，汪先生辈只能属于“下里巴人”。我说这话，很可能有人不服气，无奈之下，我只好在蔡澜先生的书中随便抄一段：
泡是泡菜，以韩国人的金渍做得最好，天下最最美味的金漬，则只能在朝鲜才找得到。他们用鱼肠、松子夹在白菜中，再加大量蒜头和辣椒粉，揉过后放在一边。这时把一个巨大的水晶梨挖心，将金漬塞入，雪中泡个数星期，即成。
酪是芝士，在意大利北部的原野上，草被海水浸过，带咸味，羊吃了，乳汁亦咸。做出来的芝士，天下无双。
意大利的庞马火腿生吃，最好是到意大利乡下，一张餐桌坐在果树下，火腿端来，伸手去摘头上的水果一齐吃，才是味道。
鱼子酱则要抓到巨大的鲟鱼，破腹后取出，下盐。太多盐死咸，太少盐会腐坏。天下只有五六个伊朗人会腌制。吃鱼子酱，非吃伊朗的不可，俄国的不可相信。但也只有在伏尔加河畔，才能吃到生的，盐自己加，一大口一大口地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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