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中下旬起，中国军队在鲁南地区取得台儿庄大捷后，部分军队退至邳县北部丘陵地带继续构筑阵地，阻敌南犯。在此期间，相继发生了52军关麟征所部进行的“连防山阻击战”（今邳州市铁富镇境内），滇军60军卢汉所部进行的“禹王山阻击战”（今邳州市戴庄镇境内）以及59军张自忠所部的“展庄阻击战”（今邳州市港上镇境内），我们把该时期发生在邳县北部的一系列战斗统称为“邳北抗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到这场丝毫不逊色于台儿庄大捷的历史时段，并已有多数研究论著把“邳北抗战”纳入到了“台儿庄大捷”的宏观体系之中，认为是“后台儿庄战斗时期”，是徐州会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显示出了时代的进步和历史观的理性、严谨。
笔者所在的村子恰恰是80年前那场惊心动魄战斗的重要发生地，为是否有必要从日军手里重新夺回它，师长郑洞国与军长关麟征在电话中发生争执，几乎恶语相向。小的时候即有疑问困扰心头，据老人回忆，笔者所在的村庄在战斗发生前，全村“跑反”到陈楼袁湾村躲避战火。同处邳县境内，为何陈楼镇位置此时相对安全？刘玉章将军在《戎马五十年》中回忆称，在大袁庄阵地上毫发未损，反而在西退徐州途中因战马受惊而受伤，为何又兜头向西行进？老家一位看湖老人提及“跑反”心有余悸，反复重复“当时中央军在前面跑，日本人在后面追”。关麟征52军隶属于汤恩伯的第20军团，汤为浙江武义人，系蒋介石嫡系心腹，的确是中央军的主力部队。但是否只是单纯的“跑”和“追”？
原来，在历史的背景墙上，彼时中日双方正各自酝酿着要下一盘“大棋”。
台儿庄大捷给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蒋介石打了一剂兴奋剂。为扩大战果，他想再来个徐州会战，遂命令白崇禧拟订了徐州大会战计划，从各战区调集大批军队，企图进行徐州决战。战线西起微山湖，东至郯城，绵延300余里。蒋介石声称：“此役，就是敌人的最后挣扎。”不到1个月，蒋介石调来各路援军20万，加上原来第5战区军队，已有60万人集中在徐州附近地区。现在还可以看到各路大军向徐州战场开进的老照片。
蒋介石的部署可谓正中日本人下怀。台儿庄大捷打破了日军一贯飞扬跋扈、轻敌突进的局面，日军不甘心失败，日本大本营同样开始制订围歼徐州附近中国军队、占领徐州的会战计划。计划以约6个师团部署于徐州以北，以约3个半师团部署于徐州以南，以连续攻击的行动将中国军队吸引、抑留于徐州地区，尔后企图以迅猛的迂回作战，沿津浦铁路南北对进，切断陇海路，再6路并进，对徐州作向心攻击，最终形成四面包围的态势。
此时中日双方在战略战术上大同小异：日军是6路进攻，企图消灭徐州附近的中国军队主力，从而攻占徐州；中国军队多路集中，企图消灭进攻徐州的日军一部，时机允许则合拢歼敌，从而保卫徐州，只是由于实力所限，此时多以防御作战为主。在具体战术上，双方的作战指导都是企图以攻势作战、以迂回包围行动歼灭对方。因此，也就出现了双方试探与吸引、防御与进攻并存，进退反复、犬牙交错的邳北系列争夺战斗。
长期身处抗敌第一线的李宗仁逐渐与蒋介石看法发生了分歧。在意识到危险慢慢逼近时，决定放弃徐州。李宗仁大声疾呼：“类似上海的会战，万万不可重复！”南京大学张宪文教授主编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记载：1938年5月16日，第五战区长官部命令徐州附近各部队向日军兵力不足的西南面向豫、鄂、皖地区突围。李宗仁长官部以及汤恩伯陇海兵团之第20军团......于（5月）18日撤离徐州移至宿县，因宿县失守、汤兵团向西突围，由亳县、涡阳附近渡过涡河西撤。5月19日上午，徐州陷落。但此时中国主力部队已撤离徐州。
“邳北抗战”有机衔接了“台儿庄大捷”和徐州撤离两个重要事件，是二者的承上启下关节所在。中国军队完成“邳北抗战”后并非一路南下，而是以弧形路线迅速向徐州方向收拢，西撤突围。
笔者以为，“邳北抗战”的主要功绩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挫敌锋芒，在防御作战中给敌以重创。仅以52军为例，覃异之、姚国俊在《关麟征将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主要事迹》（收录在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回忆关麟征》，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年1月版）一文中称“第五十二军经过台儿庄战役到这次邳北作战，全军官兵伤亡过半，共计阵亡团长一员，负伤团长两员，校尉级军官死伤多人。敌人伤亡人数更多，根据1938年6月日本华北方面参谋部第三课编制的资料。日军第五师团战死1281人，负伤5478人。第十师团战死1055人，负伤4137人。”
二是完成迂回撤退，使日军合围计划落空。邳北阻敌极大钳制和消耗了日军力量，有力打击了日军嚣张气焰，振奋了国民抗战决心。虽然中国军队在战术上多沿袭机械的阵地防御作战，少用运动战、游击战等灵活战法，但在战略上却粉碎了日军企图围歼中国军队主力的计划部署。从这个意义上看，此时的撤退也勉强算作一种“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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