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杭大运河畔有一个名叫“戴圩”的村子。之所以叫戴圩，是因为村子四周有围墙保护，村内住的大户人家都姓戴，活脱脱一个戴氏城堡。它也许只是芸芸众村之一，但在这个村子里却有一种极其罕见的现象：每一个大家庭的院落都有一个响当当的公认的名字。这也许堪称世界上行政区划最小的一级了。村民如果要确定戴圩内的某一位，就直接用院落名+排辈，准确明了，又不失尊敬。比如京楼子老二、当啷院老三、后场里老四……
今天要说的，是村内一个名叫“淹子崖”的大院落。这院落始建于两百多年以前。院落的主人是个养猪的。他之所以养猪，完全兴趣使然。别人放羊、放牛甚至放鹅，他天天赶一群猪去村外放。
干一行，爱一行。他不光爱放猪，而且对全国肥猪市场深有研究。在复杂多变的市场形势下，他广泛搜集市场行情的变化，揣度商品供求和价格，以便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有一年，他抓住时机，把猪赶到山西一带去交易。虽然路途艰辛，而且隔着巍巍太行山，但他毅然出发，筚路蓝缕，斩棘前行。
不巧那年山西一带瘟疫蔓延，死了许多人。命运总是偏爱有准备的人。他不仅善于养猪，而且略通医术。见到百姓们深陷瘟疫的病痛之中，他“扶义乐善，仁心为质”。他爬遍山野，采来几样中草药，支起大锅熬煮，然后免费散给百姓服用。结果救了许多人的性命。
瘟灾以后，当他再去那一带卖猪时，当地人扶老携幼，百里相迎救命恩人。乐善好施，兼济天下。从此他名声远扬，卖猪生意也跟着风生水起。后来他自己养的猪根本不够卖，于是就专门做起了生猪贩卖的生意。
他省吃俭用，辛苦经营，资本不断翻滚，生意越做越大。正所谓“商以富国”，后来他终于发了家，耀了祖。先是置了一些田产，后又在土地上建了砖窑，开始烧砖制瓦。朝朝夕夕，聚少成多，终于拆了茅草屋，盖上了两层砖瓦堂楼。其后又陆陆续续盖了东西厢房和南门楼。这座四合院式建筑，就是后来的“淹子崖”院落。之所以称“淹子崖”，据说是院落西边挨着一片水塘，水塘正中间有一座住着“神老妈妈”的妖怪洞，俗称“淹子”。
“淹子崖”坐于戴圩村南北中轴线一侧，占地1.5亩。东半部为四合院建筑，西半部为花园。四合院建筑青砖黛瓦，上下两层。屋面起脊，檐口设有带纹理的“滴水”。屋脊两头安装“神兽鸱吻”，鸱吻后颈长有上翘铁翅，显示房屋主人的尊崇和敬畏。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当年那个靠卖猪创家立业的老祖宗，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留下的这些产业对他的子孙后代意味着什么？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风云突变，土改运动如火如荼。这时，淹子崖院落里住的已经是戴氏第十一氏孙戴书畅先生和他的母亲张振英女士，父亲早逝。戴书畅先生还有两个同胞弟弟戴书训和戴书陆，土改前被迫随校离乡去台。因为祖上的这点房产，戴书畅和他的母亲被划成富农。土改时规定“家家冒烟，村村见红”，哪个村子没有评出地主，就将富农提升为地主。于是他们娘俩就转身变成了戴圩村的头号大地主。从此土地房屋被没收，全家扫地出门，甚至连生命能不能保住都是个大问题。斗地主花样迭出，日夜不间断进行，炼狱一般。
人民公社期间，淹子崖的老屋被粮库占用。因为四合院的格局不方便拉粮食的大车进出，于是四合院北边一排房子被拆除，从此这片院落成了“三合院”。为了方便存储粮食，之前两层房子中间的隔板也被捅开，变成了空旷的单层。如今走进老屋还能闻到一股特殊的味道，那是当年粮食防蛀防鼠的药物散发的。
在这差不多三十多年时间里，运动一场接一场，这座老屋的主人一场都没能幸免。全家人成了被专政的人民公敌，就是因为这几座瓦房。没日没夜的游街、示众，无休无止的批斗、折磨。终于有一天戴书畅先生撑不下去了，他的一只胳膊被打断，疼痛难忍。这一次他在戴圩再也待不下去了，被逼踏上逃亡之路。强忍挣扎，一路向北，逃出山海关，藏进了茂密的大森林。他的母亲则躲到河南黄河滩，带着孙子，乞讨为生。
大陆解放后的一九八一年，远在他乡的弟弟戴书训（笔名舒兰）随台湾代表团前往美国参加第五届世界诗人大会。他在美国给远在老家戴圩的哥哥写了一封长信。这是三十多年来舒兰第一次与家人取得联系。三十多年的两岸对峙，相互封锁，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过去，更不要说通信了。哥哥收到信万分激动，哭喊着去找母亲，又不敢声张，只好悄悄地趴在母亲耳边说“弟弟有信了”。终于等到了儿子，而且听说儿子还成了大诗人，八十多岁老母亲咽不成声，喜泪纵横。
一九八四年，根据中央落实台胞台属政策文件，戴书畅和其家人作为舒兰先生家属搬回淹子崖院落。但此时“三合院”已被拆成“一合院”，即只剩下当初四合院的西楼孤零零一栋了。从此这里成了台湾诗人舒兰先生的故居，著名诗人臧克家先生为舒兰故居提写了匾额。
戴书畅先生延续祖上乐善好施的家风，在这座老屋里办起学校。当时刚刚解放，国家百废待兴，教育资源更是稀缺，很多村里孩子上不了学。请老师，买书籍簿本，办学经费都是弟弟们从海外寄来的。从此，村里的孩子不论有钱没钱都能有学上了。
为了激励孩子们好好念书，舒兰的老母亲把儿子每年给她的生活费拿出来，设立了“戴氏奖学金”。舒兰的母亲张振英女士是一位贫苦的扎彩匠女儿，正直、善良又勤劳，一辈子家里家外的活都挑着，还要拉扯着孩子。她虽然目不识丁，却对文化知识充满敬畏。每天清晨，他总爱搬竹凳坐在老屋窗外，静静地听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她经常对孩子们讲：“有知识好啊，有知识的人长大了心都善……”
一九八九年，戴书畅先生又在这座老屋里办起了邳州第一家私立图书馆。馆藏书万余册，不仅有社会各界人士赠与的“文史哲”类，还有专门采购的关于“养殖种植”之类的书籍。茶余饭后，这座老屋成了乡亲们的文娱活动中心。村民们不仅可以陶醉于文学艺术，还可以学点科学种植养殖的技能，增加收入。老屋门口一片平整空旷的场地，如果是现在，估计广场舞大妈们早就蠢蠢欲动了。
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座老屋似乎一下子衰老了，沉寂了。老屋周围荒草蔓生，甚至屋顶都被嚣张杂草肆意占领了。老屋太老了，又缺少照顾，开始漏雨了。阴雨绵绵的季节，老屋里的墙壁一大片一大片被浸湿，有的地方开始脱落。看样子摇摇欲坠，朝不保夕。
两个多世纪过去了，沧桑巨变，历史就如同这大运河的浪花，曲折迂回，又不断向前奔涌。大运河流淌着的不仅是奔流不息的河水，更重要的是河畔绵延不绝的文脉。如今大运河项目已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也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大运河畔这座风烛残年的老屋似乎又焕发出新的光彩。
听！老屋似乎在诉说着什么，孩子们快来，快来听听老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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