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三年级，只能参加红小兵。看高年级学生大张旗鼓纷纷拉起红卫兵战旗，眼巴巴跟在后边，羡慕不已。
机遇来了。“前哨”红卫兵成立晚，司令是出了名的调皮蛋，没人气，便向低年级招兵买马。我硬挤硬扛冲上去报了名。听完司令声嘶力竭训话，又扯破嗓子呼了十几声革命口号，兴冲冲臂带“前哨红卫兵袖章”一路小跑回家，向左邻右舍炫耀，激动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当晚，上六年级的邻居大哥奉劝我退出“前哨”，因为低年级学生大批加入，“前哨”已成为非法组织。看我不太情愿，又说可以破例让我加入他的“全无敌战斗队”。软硬兼施，我成了全校第一个“反戈一击有功”的红卫兵小将。
全无敌战斗队成员更少，总共不过十四五个人。司令部安在一间教室里，大家把桌子三张靠墙围成一圈，坐在中间就像坐在碉堡里待命冲锋的战士。当务之急是采取一项革命行动显示战斗力。争来争去，决定先革教师校长的命。冲进办公室，校长老师早没了踪影。革命烈火在胸中熊熊燃烧，一怒之下，把墙上表格字画通通撕掉，地理沙盘和实验仪器砸个稀巴烂，课本备课本作业本通通装进麻袋，席卷而去。在司令部门口，点起火来，要把这些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产物全烧个精光。下午校园冷冷清清，没人围观叫好。大家兴致顿减，草草收兵，没烧完的学生作业本都扔进墙角。
我好奇地去翻高年级学生作业本。本子很厚，纸质很好，大都只写几页。心想这本子拿回家练字该有多好啊！当司令的邻居大哥看我很喜欢，不屑一顾地说：“别翻了，想拿多少拿多少，都是咱们的战利品！”巴不得这句话，我尽可能多地把本子塞进怀里，弄得肚子鼓鼓地，独自先走了。从未干过私拿别人东西的勾当，心咚咚跳着像敲小鼓。出了校门，小跑在大路边的树行里，两手捂着肚子，装作肚疼。到家后，分给弟妹，分给小伙伴。在他们眼里，我是英雄。
晚上在文化馆大礼堂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当司令的邻居哥跳上舞台，大叫：“全无敌战斗队到后台紧急集合！”我神气十足分开众人，跳到台上，跑进后台。
“今天晚上去抢油印机。这是关系我们事业成败大事！”司令一声令下，大家屏住呼吸，像奇袭白虎团的志愿军，在漆黑夜色中疾行。事情没有想象的惊险刺激，几下砸开学校教导处的门，把油印机抬了就走。油印机藏在哪儿却成问题，别的战斗队发现后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因为有了油印机就能大印传单，就能傲立群雄，谁都想独占。争来争去，一致认为藏在我家最保险。我年龄最小，不够参加红卫兵资格，谁也不会想到我藏油印机。我感到万分光荣，满口答应。邻居司令哥和我抬着用我的衣服裹着的油印机，鬼鬼祟祟溜进家，藏在我的床底。此后几天，我哪儿都没去，就坐在床边背“老三篇”。多次心惊肉跳地拒绝弟弟钻床底玩地道战游戏，还让他们外出侦察，看附近有没有生人来往。不知底细的母亲夸我：“这孩子就是老实，爱学习，读起书来一天都不出门。”
一个星期后，司令哥神色慌张跑来，万分沮丧地说：“油印机要上交。咱这战斗队因为打砸抢，被勒令取缔了！”看他难过得流出眼泪，我也热泪横流，恋恋不舍交出油印机和红卫兵袖章。
散兵游勇一段时间，又参加了鞋匠邻居的儿子组织的“战旗红卫兵”，司令部设在镇政府传达室。天下已是大乱，红卫兵组织多如牛毛。经费没来源，红袖章没钱做，就把红卫兵名称油印在小纸片上，发给大家别在胸前，美名其曰“节约闹革命”。扛着红旗满街乱窜，与人辩论，拦住行人背毛主席语录，抢贴大字报地盘。我既瘦弱又胆小，总是躲在后边。受了几次训斥，含泪交回红卫兵胸牌，冒着风雪回了家。
我的红卫兵生涯就到终结。那一年，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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