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园往事：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作者：许广洲）

1953年至1956前后，我们当地农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当时农村鲜有几个识字的，我们自然村较小，识字的只有3、4个人，而且只是本村跟私塾老师间断地学习几年，念了几本如《百家姓》《幼学琼林》的书，相当于小学文化，只达到简单的记账、写春联和写信的水平。当时家乡青壮年农民文盲率大约占95%以上，当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农村扫盲运动。干部挨家挨户地把不识字的人叫在一起，先后组成了“扫盲班”“冬学班”“夜校”“识字速成班”等，无偿借用农民的2至3间房屋，打扫干净后在房间梁上挂上一盏马灯（带玻璃罩的煤油灯），在老师的教桌上再放一盏小玻璃罩灯，晚饭后学员就一手夹着小板凳，一手拿着识字课本和小写字板（一般是用墨汁涂成黑色的点心盒的木盖子），口袋里装支粉笔到教室内上课。

扫盲采取能者为师的方法，亲教亲，邻教邻，夫妻互教，小孩教父母，有的地区还实行“双包”，即“师包生”、“夫包妻”。扫盲教师每天教学员几个汉字，还要复习。当时的顺口溜说：多读多练，多和生字见面。有的地方的扫盲班规定十不准：不早退，不迟到，不打闹，不嬉笑，不抽烟，不戴帽，不唠嗑，不睡觉，不织毛（活），不看报。

那时的老师是由村里聘请的识字人担当，是不付酬的；识字课本是上级政府免费发的；识字班晚上点灯用的煤油是学员交钱买的，没有钱就交几个鸡蛋再由老师或委托专人统一到街上卖掉买回煤油使用。教室里的灯光很暗，老师教学时为了看得清楚（身子不遮挡黑板），有时一手拿着灯，一手在黑板上写字。那时学员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年纪大的40多岁，有年纪小的7、8岁，因贫穷、战乱以前没机会读书，迫切希望读书识字，老师的积极性都很高，教室里教学认真，热气腾腾，学习效果也很好。那几年扫盲班毕业的学生后来一般都成了农村的骨干，有的当了村、乡里的干部，有的成了党、团员和合作化运动的积极分子，有的成了后期扫盲班的教师，有的成了种田能手。

扫盲班或冬学班里除识字外，村民们还接受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和社会主义理想教育。如宣传“到社会主义，农村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喝牛奶，吃面包”等。有条件的情况下，还请当地小学教师或地方文艺骨干教唱歌，如当时比较流行的歌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妇女翻身小调》等。有些歌词如“旧社会，好比是，黑窟窿东的苦井万丈深，井底下，压着咱们的老百姓，妇女们在底层。多少年，多少代，盼得那个解放才把花儿开......”至今难忘。当时农民在自己分得的土地上劳动，支配自己的劳动的所得，交完公粮以后，无忧无虑。即便有什么事，只要找村委会或乡政府解决就行了，没有什么政治上的担忧，干群关系十分融洽。那时真是如歌声所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一片清明，道不拾遗，夜不闭户 。

后来我通过资料对解放初期的扫盲运动有了较深入的了解。解放初期，为了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党和政府领导了一场轰轰烈烈地扫盲运动。

当时党中央把扫除文盲作为党在农村工作的一项重点来抓。中央成立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任命楚图南为主任委员，李昌（兼党组书记）。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设办公厅、城市扫盲工作司、农村扫盲工作司、编审司。 

以推广识字为主要内容的扫除文盲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文化战线上一项深入而连贯的工作。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改变他们不识字的处境，是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也是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这些都决定了建国初期党在农村中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大力开展扫除文盲的运动。为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不久，毛泽东在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就宣布“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民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扫盲运动作为这次文化建设高潮的浓重一笔而载入了共和国史册。 

推广“速成识字法”和开展农业合作化使“扫盲”出现两次高潮。扫盲运动的首要任务是教会农民用文字进行交流，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诸多不便，所以识字运动是扫盲的第一步，能认识多少字成为衡量农民脱盲的标准。“速成识字法”的推广带来了第一次扫盲高潮。

农业合作化运动使扫盲运动出现了第二个高潮。

首先，农村扫盲必须符合农业生产实际和农民生活需要。为此，各级政府根据农村实际、结合农民生活采用了灵活多样的方法。为了配合农业合作化运动，扫盲工作制定了学习文化要为合作化服务的总体工作方针。各级政府从本村、本乡的实际出发，经过和群众商量，制定出扫盲规划，力争把整个过程放在合作化的规程之中。当时各级地方统一安排生产、学习、开会的时间，有些地方规定，评分记工在地头做完，不占学习时间，学习文化课、政治课以及何时召开党团会议都作了具体的时间安排。当时尤其强调对农民识字课本的编写，比较流行的是“识字记工课本”，从农民自己的姓名学起，然后学土地的名称，各种农活、农具和牲畜的名称，以及记账格式。由于贴近农民的日常生产，仅用两三个月的业余时间，就可以使农民初步掌握记账、记工的本领。为了统一领导扫盲工作，各地还成立了扫盲协会。 

其次，“以民教民”的工作方法解决了扫盲运动的师资问题。一方面，各级政府特别注重业余教师的培养，并整合了当时的教师资源。当时的业余教师队伍中，有七八百万是通过扫盲运动已经识了字的农民，大批投入农业生产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生也是一个很大的力量，此外还有一百多万农村小学教师。当时就是号召“发动识字的人教不识字的人，使一切识字的人，包括工人、农民、市镇居民中识字的人，包括学校教员，高小以上学校的 学生、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 都加入到扫盲教师队伍里。同时注意解决业余教师生活和生产上的困难，教育他们认识到教人读书识字是为人民服务的、是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因而是光荣的工作。 

再次，青年团协助各级政府，在扫盲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团员青年作为党组织的得力助手，在动员群众入学、帮助群众转变思想观念以及指导群众学习和生产方面发挥了积极的模范带头作用。 

最后，扫盲运动打开了农村妇女自求解放的大门。妇女占到农村人口的一半，而她们长期以来远离知识与文化，妇女的社会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出来。提高广大农村妇女的文化水平，不仅对于解放农村生产力具有重要作用，对于提高劳动妇女的社会地位也具有重大意义。为此，各级政府组织了妇女联合会作为领导妇女工作的机关，对她们进行思想宣传与文化教育，使她们摆脱封建主义造成的愚昧，从而以主人翁的责任感正视自己的社会尊严，发挥应有的社会作用。 

总之，建国之初的扫盲运动不但在文化上使广大农民摆脱旧社会的噩梦，打开知识文化的大门，从而实现了自身的解放，而且为广大农民通过技术革命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条件。建国初期的扫盲运动，迈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最初的步伐。（参考晏蔚青编辑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