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的乡亲来到城里，最爱打探的是我在单位到底当不当官。乡亲的官慨念是过节能开着小车回老家显一显阔，顺手一丢可能是一个包着几百元人民币的红包，三亲六戚中每家都有几个小姑娘或小伙子沾到官的好处，或呆在某宾馆做小姐，或在穿着保安制服的门卫队伍里混着。
我也有三亲六戚，也有需要出来做工的侄儿男女，可惜我是个写文字的人，连一家厂矿的老板都不认识，自然无法让侄儿男女们沾到好处。云南省作协是九六年入的，好坏也算个作家诗人。每天的业余时间都交给了那台比钢笔动作还慢的486电脑，加上工作单位里只是一介平民职工，别说帮倒儿男女找工作，就是自己那乡下领来的老婆还都只能在凤城某条小巷里靠一角钱两个的汽球过日子。我写的诗要地区一家村里都订到（当然是行政命令）的报纸的屁股上发表，那是我对生活的小结，也是生活给我的赠与。分行的文字里给故乡的油菜花作过小结，给家里的老父亲说过好听话，给放牛大叔的婚姻祈过祷，给多病的母亲唱过赞美诗。那些报纸在村公所支书的桌子上丢着，尘灰蒙面，很少有人过目我的姓氏与笔名。
乡亲们知道我是写诗，就一直在打听诗人是什么职业，是什么级别，是股所级还是科局级，是副科还是正科，诗人的收入是多是少，都是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当他们知道诗人只不过是一种爱好之后，觉得我不该在诗歌上费墨水，应该为领导写写讲话稿，作一作报告。有一位在老家教中学的老同学还告诉我，如果用我写作的水平改一改领导家小孩子的作文，润色领导的述职报告，那么写作就会为我的仕途添色，就会为我的人生添辉。
我在城里写诗，领导不知从哪里知道，也可能是零零星星的稿费单的关系，纪检组来找我，说"你的工作是市场管理，局上又不安排你写诗，要写也得写单位里的好人好事，怎么一会儿写牛一会儿写羊呢？"纪检组的意思是，牛与羊是不能用文字表达爱恨的，只有写好人好事，那才是写作者的工作。有一年评先进，搞的是无记名投票，结果经过唱票，我的得票最多，当先进应该无妨，但最终的领导决定是另一个人。先进奖金只是几百元，你一篇稿子能卖千元呢。
恋爱的时候，我的诗派上了用场，沾花的微笑变成温馨的文字，让遥远了的变得亲近。女友是不知玉米大豆为何物的城里女孩，却喜欢我写玉米吐樱的诗。我们在一首首诗里复习生活的真善美，在一句句韵脚中体味命运的爱与恨。只是后来，女孩在某局当局长的母亲知道她亲爱的女儿相处的是一个写诗的农村人，极尽能力反对，让我无法再把那首含泪的诗咏到一纸红色的请贴。
我还在写诗，写着那些难以成名的文字。这些年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写诗成了某种精神病的代名词，写诗就进入不了乡镇领导的考察对象。有几次县委组织部门来过，打听过我，但最终的结果是没有结果。地区一家单位想来商调，既然是商调，就有一个商的过程，这一商就让我无法合格，最后的结局是没有结局。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