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废品，虽然被丢弃，但是还有一些使用价值。我小时候，能够遇到这样的废品实在太少。能够换钱换物的废品种类，我是从货郎那里听说的。庄上，货郎来得不勤，只要一进庄，就有男女老少围上去。货郎边摇鼓边唱：“谁有破烂绳头子、废铜烂铁拿来卖！”货郎的唱腔圆润豪放，好比男高音，尾音拖得很长。那时苘麻绳的使用非常广泛，用坏的绳就成了一段段的，这就是绳头子。小时，我见过祖父的烟锅是铜的，除此再没见过铜器，说明那时用铜的人很少，废铜自然也就极少了。经过大炼钢铁运动，社员家里的铁器不多，废铁自然也不多。除了这几样，还有头发、旧衣服、烂棉花，不过更是少得可怜。
看到货郎来了，母亲会从屋内秫秸帐子缝里找出她收了很长时间的绳头子、实在不能用的镰刀头、钉头，跟货郎换几根针线。更多的人，是失望地看着货郎吆喝着远去。
母亲非常勤劳，她经常捡的废品是柴草。这些柴草成为一年到头家里做饭用的燃料。落在地上的干树枝一年到头都有，只不过不大，也不多，母亲说：“拾芝麻凑斗“，她遇到干树枝一定会捡起来拿回家。落在地上的树叶，秋天最多，母亲每天都要早早起床扫落叶，然后堆在家前屋后。庄稼秸秆，生产队极少分给社员，麦草根本不够队里的牛吃的，其他秸秆都被拉到大河工工地了。自留地的秸秆，因为地少收得少，根本不够烧饭用的。于是，母亲会在寒冬腊月去附近的棉花地扫残余枝叶。棉花，入冬以后才能收完，棉花枝都要分给社员拔掉当柴烧。棉花干叶也有扫的，也有不扫的。在我看来，棉花地光秃秃的，根本没有可以利用的枝叶，可是母亲总能扫到几粪箕子。此外，树底下，坷头缝里，也有残存的树叶，母亲总能捡到一些。
母亲经常说一句顺口溜：“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会受穷。”她说：“老姑奶奶那会把折子烧了做饭，咱可不能走到那一步！”母亲说的“算计”，就是有计划要勤奋的意思。夏天，母亲利用空闲时间薅青草晒干，冬天把干青草铺在芦席下面，既松软又暖和。母亲还会把自留地收获的豆秸以及捡来的干树枝、干红薯秧子放在草垛下面，遇到极寒天气时，拿在屋里烤火。父亲会把扬场余下来的麦糠收集起来，用于泥墙或者沤肥。
因为常年累月操劳，母亲的双手布满老茧。刚刚入冬，她的手掌就开始皲裂，大拇指、食指上的裂口竟如韭菜叶宽，常常流血。晚上，我会看到母亲用做饭的余火温热一小罐水，再把双手泡进去，然后嚼碎几粒花生敷在上面，再用布条包上。我还见她把柏油在煤油灯头烤化糊在裂口上。那柏油是黑色长条状的，我在街头看到有人卖。就是这样，第二天我还没起床，母亲就已经扫了许多树叶，顶着满头银霜回来。
不仅母亲这样捡柴草，许多乡亲都这样，走在路上，你会经常见到，边走边虾腰捡干树枝的家庭主妇或者老人。隔壁的大婶子，竟把自己扫来的、自留地收来的、少数队里分来的柴草堆在宅子四周，围成了院墙。包产到户开始那些年，她家的草垛子几年前的柴草都有。
我小时候也捡过两样废品，一样是杏仁，一样是姐喽（蝉）壳。杏仁，要在街道上，看着人家吃杏把杏仁吐出，再赶紧捡起来。姐喽壳，要拿木棍或者竹竿去树上戳。这两样，卖给供销社收购站，有时能得到三五块钱。我就用这些钱买墨水和写字本子。
我大学毕业在家乡学校工作，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街上的三大娘来学校扫树叶，学校里也只有落在地上的树叶是废品。三大娘人高马大，声若洪钟，然而却是柔软心肠。跟我聊天时常常泪眼婆娑。她说：“乖乖，你娘的日子过得可难了。俺姊妹俩经常拉呱掉眼泪。”其实，我知道，三大娘的日子过得更难。
我工作以后，经常骑自行车去县城。走在路上，看到路两旁
杂草长得非常茂盛。突然想起来，娘当年步行十几里，来过这里薅草，竟然一无所获。因为这里是白茫茫的盐碱滩，庄稼长得不好，路旁的杂草也稀稀落落的。后来变化了，三十年前，再经过那里，全都是长势喜人的水稻田，路旁杂草也格外茂盛。二十年前经过那里，湖野里是清一色的大蒜，路旁一点杂草也没有。即使有，谁也不会捡回家当柴烧。
现如今，走在老家的路上，假如曾经几年没回来，有可能迷路。高速公路、省道、县道和乡村道路四通八达。路两旁许多钢筋与玻璃建造的温室大棚，大棚里一年四季鲜花盛开，瓜果飘香，蔬菜鲜嫩。昔日分散的村庄变成了漂亮的楼房小区。家家都用天然气和电做饭，当年大大小小的柴草垛被零星放置的垃圾桶取代。有的垃圾桶旁，放有被丢弃的瓶瓶罐罐、衣服被褥、沙发桌凳、纸箱花盆什么的。我问在楼下与人悠闲拉呱的邻居大嫂子：“怎么不捡起来，可以拿去卖钱的啊？”大嫂子不屑一顾：“谁还要那些？不值几个钱！”还有一位乡亲说：“这些废品会有人来拉走，送去垃圾站统一处理。”
大嫂子跟我母亲差不多大，90多岁，现在红光满面，身体特棒。她和乡亲们都过上了比城里人还优越的幸福生活。可怜，我的母亲没有这个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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