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半导体产业不知道张忠谋，
相当于在软件业不知道比尔·盖茨。
一
56岁创业的张忠谋，不但一出手就改写半导体产业格局，而且一手缔造了最会赚钱的华人科技公司：
2015财年，他的台积电以1671亿营收获得净利润604亿，其利润规模是台湾最大企业、营收8872亿的鸿海精密231亿净利润的2.6倍；是营收3950亿的华为369亿净利润的1.6倍；是营收1028亿的腾讯288亿净利润的2倍多，也领先阿里2016年财年（营收1011亿）427亿净利润将近180亿（注：货币单位均为元／人民币）。获利能力可谓冠绝群雄。而这样的获利能力，对台积电来说，已不是一年两年，而是保持了几十年。
这个人的人生，只能用从卓越到极致来形容。
张忠谋1931年生于浙江宁波。他的父亲张蔚观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在他出生时，已是宁波的财政局长，后来到南京转战金融业，再后来则辗转重庆、上海、香港等城市并移民美国，相当长时间内都是居无定所，颠沛流离。
初到重庆时期的张忠谋（后排右五，右四为父亲张蔚观）
成人之前，张忠谋已居住过6个城市，在10个学校念过书，体会过去家离乡，不知归期的无奈与悲哀，澎湃过慷慨激昂，救国救民的大情怀。几十年后，他还在感叹：那是一个多么不同的时代！其悲哀与激昂，都不是非过来人可以理解与想象。
在打得人仰马翻的科技界，张忠谋是最安静也最文艺的人之一。这得益于他早年的经历。据他自己回忆，10岁前他已读完包括《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名著在内的全部“儿童文库”书籍，由此养成爱阅读的习惯并贯穿终生。
小小鲜肉时代，张忠谋文采出众，是还曾立志当作家，直到父亲受不了他兵荒马乱还搞天真烂漫，警告说“当作家要饿肚子”，他才收住念头。
不过，他的生活依然文艺而多彩，音乐会，小提琴，网球，电影，相当于现在的什么特长班都报吧。不同的是，他折腾这些，纯粹是因为这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张忠谋少时在上海的家
高中毕业时，张忠谋被父亲诱导考入自己的母校沪江大学银行系。至今他还清楚记得当时的一番情景：高中毕业的那晚，和几个相熟同学庆祝，大家喝了不少酒，尽情地叫喊，尽情地欢乐。
“夜已阑，我们漫步到黄埔江畔，大家凑了点钱，租了一条帆船到黄浦江上游江。满天繁星下，远远的上海如痴如醉如梦，也不知是我们醉了，还是上海醉了。同游中有一人，乘酒意跑到船头大喊：‘黄浦江，我们还能在这里住多久？”张忠谋说：“这样的豪情，以前、以后都不曾再有。”
两个月后，内战爆发了，逃到香港的张家决议：张忠谋要去美国读理工，以防万一，将来好在美国安生立命。
“油然生起饱历沧桑之感觉”的张忠谋于是坐上前往彼岸的飞机，并在记忆中写下这样的心情：“旧世界已经破灭，新世界正待建立，自己必须鼓足勇气。”
二
在美国，张忠谋的条件也不差。
他的三叔，已从哈佛拿到电信硕士学位，之后还拿到应用物理博士学位的张思侯先生，已是美国东北大学的教授。张教授自己学理工，却不主张让张忠谋直接学理工，他认为小张同学从小兴趣广泛，应该再让马儿跑一会儿，看看他到底适合做什么？
一番运作后，张忠谋被送进哈佛大学。当时的美国，以全世界5%的人口创造着全世界40%的GDP，正值最黄金时代。虽然大人们把张忠谋当作只需被安排好的小毛孩处理，连话都不跟他多讲，但他却好像什么都懂一样，并很快被“只要肯努力，你就能出头”的美国精神感染，也很快在哈佛如鱼得水。
哈佛时的张忠谋，皮带系歪了点但整体较为飘洒
回忆哈佛的经历，张忠谋印象最深的是三件事：
一是，入学时一个才刚见面聊了几句的美国哥们，热情地要他退掉学校安排的室友与自己合住，但他并没有答应。他说自己不想得罪那位被学校安排，连面都还没见的室友，更对这美国哥们的不含蓄有点受不了，称“他的邀请可谓是相当的唐突”。
二是，他从小就喜欢的文艺和浪漫，在哈佛得到更好的培养，他在那里耕读西方经典，听歌剧，看戏剧，参加国会大人物和名流大师的演讲与辩论会，全方位地陶醉在西方文明盛宴之中。这让他好生喜欢，也对哈佛格外有爱。
还有一件事，是游泳考试。哈佛规定大一学生须在学年结束前通过游泳考试。张忠谋说，等他这只旱鸭子好不容易划及格时，游泳班已只剩下一个还没合格的人。“当我对哈佛游泳池做最后一瞥时，只见他手舞足蹈地在水中挣扎。”
哈佛第一年，张忠谋的成绩位列全年级前10%。此时，国民党彻底溃败，父母也从香港去到美国，并在中国是回不去了的悲观中，根据当时华人在美的就业发展情况再次决议，张忠谋必须转学理工。
他在哈佛的第一年也成了最后一年。
张忠谋的父亲张蔚观先生——他44岁到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工商学院就读，并在47岁获得硕士学位。张忠谋说，父母在美国的老年生活是安定的，但父亲一直不能摆脱流亡异国，壮志未酬的忧虑，进而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他这个独生子身上。
学理工，最理想的就是去麻省理工了。
张忠谋想去，就去了。
1950年的麻省也正处于黄金时代，拥有众多世界级大师，在机械系学习的张忠谋成绩依然优异，还帮教授打点工，挣点碎银子，但却过得并不快乐。他形容自己对麻省“虽有十分的敬，却只有五分的爱。”
对搞机械这件事，他也是始终兴趣缺缺。
不知是不是麻省小心眼，看出了张忠谋只有五分爱的心思，当张忠谋硕士毕业申请读博士时，他连续两次落榜了。当时，他已结婚，一路走来都是顺风顺水，如今却被再一再二的挫败。他被弄蒙圈，整个人都不好了：
“呆呆地望着没有我名字的榜，自尊心、自信心在倏忽中消灭。十几年的读书生涯嘎然中断，下一步做什么都还没有想到，我何以对父母？对我新婚不久的妻？”
三
成为大人物之后，张忠谋曾骄傲但实事求是地，把麻省博士落榜说成自己一生最大的幸运。但在当时，这却让他郁闷、惶恐了好长一段时间，是他人生最大的打击。
麻省不留张爷，何处可留张爷呢？
答案是，大致上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到别的学校去读博士，这不难。我可是麻省的硕士，到你们这里读博士是看得起你们。第二，找工作。
找工作比较难。按照所学，结合实际，他只能进公司上班，或者到学校找个教职。这两个领域，一般的工作，麻省的张硕士看不上；好点的工作，则不一定看得上麻省的张硕士。尤其进公司，当时整个中国人进入大公司的成功先例都是少之又少。
中国人成功的先例很少，但谁规定我不能做个先锋呢？
被落榜羞辱的张忠谋，带着雪耻的怒火，把简历一封封地寄给了心目中的大公司，以及万一大公司不成，先将就一下的备胎们。
后来，张忠谋把这个过程形容得颇具诗意、理性与规划性：“一个阳春的工程师，50年代在美国的中国人，要去闯出自己的新天地。”
但当时的他却是个相当意气用事，比较不够理性与规划的人。然而吧，牛人之所以成为牛人，很大一个原因是，哪怕意气用事，甚至当时看来做错事，他们也往往歪打正着，狗屎运特好地踩到了更加正确的点上。
发出简历两个月内，张忠谋获得了4家公司的工作机会。其中两家令他满意，最满意的是鼎鼎大名的福特汽车，专业对口，待遇也好；比较满意的是一个叫“希凡尼亚”的半导体公司，公司不怎么知名，但待遇更高，比福特高出一美金。
一美金不多，但张忠谋觉得这不是钱的问题，是福特凭什么少给一美金的问题。于是，他自信满满地跟福特讲价：“我恭敬地说，我很想来福特，但另一家公司的月薪比福特高，可不可以请你们考虑提高起薪？”
结果，那个在面试时跟他谈笑风生的人事专员，态度180度大转弯：我们这儿不讨价还价，你要来就来，不来，拉倒。这一作，让本来已经打定主意去福特，但也死要面子的张忠谋覆水难收了。挂完电话他就决定，别了，小气而无情的福特先生。
1955年5月，年轻气盛的张先生，一气之下，去了多给他一块美金的“希凡尼亚”，进而一脚踏入半导体产业，并一路走到今天。
这也让他在后来屡生感叹：“人生的转折点，有时竟是这么的不可预期！短短的一个电话，加上一时冲动的青年感情，就让我和半导体结了一生的缘！”
四
进入陌生的半导体，让张忠谋给自己找了麻烦事儿。
什么都不懂，唯有夜以继日地加快学习。他找到晶体管发明人之一，诺贝尔奖得主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的经典著作——《半导体之电子与洞》来研读。这是他在半导体的第一本教材，他说，这有如读荷马古诗一样的困难，但还是“一字，一句、一段慢慢地读，读了又想，想了又读。”
威廉·肖克利
读了想，想了读仍不懂的，临时住在一个旅馆的他，就去请教一个几乎夜夜喝酒，但很懂半导体的人。每天吃晚餐时就和他坐在一起，不学他喝酒，学他怎么搞半导体。同时，他还大量学习了行业内最新、最权威的学术成果、论文或动态信息。
张忠谋的厉害在于学东西飞快，更厉害则在于他非常善于举一反三，一通百通，而且非常主动地去学以致用，并在用中继续学习。
当时，他的工作是负责锗电晶体产品生产的改良及设计，进入公司不到一个月，他就捯饬出一个改良传统铅焊技术的小成绩并被全公司推广，大大提升生产良率。
这让他很受鼓励：“学校外面的世界，并非那么充满荆棘。”之后一年左右，张忠谋被提拔为非正式的小主管，手下也有了4个小兵。
但这4个小兵中的两个，让他又一次意气用事，犯下外人看来不值当，也不应该的错。新来的外行上司因为公司一直烧钱，要他辞退这两个勤奋上进的小兵，他不服，也不能把上司说服，于是果断负气走了人。
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又一次负气对了，而且太对了。离开“希凡尼亚”后，带着在半导体产业的小资历，张忠谋加入到另一家公司——德州仪器（下称：德仪）。
五
德仪当时只是个小公司，但已是半导体业生猛成长的新势力。在张忠谋进入之前，它已通过发明硅晶体管改写了半导体市场的格局。
在德仪，张忠谋真正感受到美国科技公司的创新精神及力量：“‘疲倦’简直是听不到的形容词。加班是不成文的规定，而且全都是自愿，也没有什么加班费。‘失败’从不被接受；‘挫折’可被理解，甚至同情。但受挫折者必须振作重来，如再有挫折，再重来，直到成功为止，大家一起赌，一起输，一起赢，一起往前拼。”
身处此境的张忠谋也立即成了邻居眼里“疯狂的工作者”，一进去就立下一大功。当时，德仪替IBM生产着四个电晶体，其中一颗电晶体在IBM生产的良率10%，但到了德仪，做出来的基本上都成了垃圾。张忠谋点子很正，被安排来搞定这最难的一颗。
在“每天早上8点上班，直到半夜第三班开始后才回家”的努力下，他让产品良率超过了IBM本身，最高达到惊人的20%，也赢得“27岁人生中最喜悦的一天”，并因此进入大老板的视野，获得人生中第一个正式管理职位：锗开发部门经理。
后来主导了半导体产业诸多技术革命的张忠谋，到今天依然不是技术专家，他希望也一直在走领导技术，驱动产业变革的角色，这个小经理则是重要的开始。
担任德州部门经理时获客户嘉奖，与客户及销售人员合影
张忠谋走上管理岗位时，他的一个同事也在干着一件惊天动地的事。
加入德仪不久，张忠谋就认识了这位身材出奇的高，瘦削，而且拥有巨大头颅的老兄，并很快因为同样来自东部，年龄也差不多而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基友。
他们经常一起喝咖啡，聊天。交谈中，这位老兄告诉张忠谋，自己正计划把好几个电晶体、两极体，加上电阻，组成一个线路放在同一颗硅晶片上。他还跟张忠谋得瑟：公司最大的老大对他这个想法也很赞，并问张忠谋怎么看？
张忠谋不怎么看，也看不出什么名堂。此时独立做个电晶体都非常困难的他，觉得这位老兄侃侃而谈的，把几个电晶体、两极体，加上电阻，组成一个线路放在同一颗硅晶片的计划，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匪夷所思”，不切实际。
让他意外的是，过了一段时间，这位老兄却告诉说，他已经把那玩意儿弄得差不多了，而且还饶有兴致地显摆了一番。有点被震到的张忠谋，为这老哥感到高兴，但也替他操心：你那玩意儿就算弄出来，又有什么用呢？离实际应用是那么的遥远。
但最后，这件事让张忠谋深深地震撼了。当他正式获悉这位老兄已获得了最后的成功时，这件事情已经震撼了整个半导体世界。
这位老兄就是改变了世界半导体产业的杰克·基比（Jack Kilby）。当他希望张忠谋欣赏自己倒腾的那玩意儿时，他事实上是在让张忠谋见证人类史上的一个重大科技进程：眼睁睁地看着世上第一个集成电路诞生。
后来，杰克·基比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而被认为和他同时搞出了集成电路的另一位大仙诺伊斯，则在此后带着一个叫摩尔的同事，创办了英特尔公司，并很快在电子业掀起一股股惊涛骇浪的革命。
这件事，让张忠谋深深地领教了前瞻技术的力量，而这些在他当时看来跟自己不太有关的人和事，也都通通在后来，成为了他事业和人生中最重要的部分。
1961年春天，张忠谋再次赢得好机运。“总经理召见我，夸了我一番，说我有足够潜力角逐未来全公司研发副总裁之职。”走出总经理办公室后，他还得到一个公司从来没有给过别人的机会，支全薪去读博士，公司负担一切学杂费。
之后，张忠谋通过了半导体业内第一学府斯坦福大学电机系的博士考试。“在麻省理工落第的耻辱终于洗刷，这又是人生中喜悦的一天！”放榜当晚，他和妻子带着2岁的女儿到旧金山中国城大吃了一顿，还打了决定读博士以来半年内的第一次桥牌。
1964年初，取得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并回到德仪的张忠谋，被提升为锗晶体管研发经理，统领将近3000人的队伍，斗志昂扬地朝着心中的殿堂狂奔。
方才33岁的他，收入已达到美国的中上阶级，拥有哈佛、麻省、斯坦福三大世界著名学府的学习经历，也受到世界最大半导体公司最高领导的信任和赏识，春风拂面中，他觉得自己的未来，如同德州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无限宽广。
六
41岁那年，张忠谋登上了新高峰，成为德仪统领3万多员工和全球半导体业务的副总裁，也是这个世界500强企业的第三号人物，以及美国大公司职位最高的华人。
之后，世界半导体产业迎来了中国人Morris Chang（张忠谋英文名）参战、发起战争，并不断赢得战争的新时代。
其时，被诺伊斯和摩尔飞速壮大的英特尔，已是德仪半导体业务最强劲的对手。坊间甚至传闻，英特尔已把中国人当政当作击败德仪半导体业务的最佳时机。而刚刚“登基”的张忠谋则是另外的想法：
他要打掉英特尔的威风！
内存是英特尔当时最强的业务，并且已经做到世界最大，甚至英特尔已成为内存的象征，许多公司都在其攻势下落荒而逃。
但张忠谋却决定，就从英特尔的内存开打。
他不但决定大干内存业务，而且决心夺下英特尔在内存领域的世界第一，打掉它的这个象征。这个目标吓到了德仪的宝宝们，但张忠谋态度坚决地推进。他的看法是，混科技产业的大企业，一旦决定去干一件事，就非得干成世界第一不可。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掌握主动权并获得理想的利润，否则，就是赔钱去陪第一名耍。
当时，整个市场以及英特尔的主力产品都是1K，为了夺第一，张忠谋开足马力，痛下血本，直接从4K产品开打。这个大胆决策遭到很强烈的反对，但他以更强的力量勇往直前。结果，4K新品出来不久，就把英特尔打成了手下败将，也打出一个张忠谋地位。
此后，英特尔在内存市场的辉煌便一去不复返，直到彻底退出，转型成为CPU巨头。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忠谋也算是英特尔的恩人，为逼迫英特尔转型立了功。
不做第二，只做第一。你出一，我不出一，而是直接跳空高开、一剑封喉，打天牌，这也是张忠谋在科技界打赢关键战争的核心制胜策略。
在最近几年带领台积电与三星争夺iPhone芯片处理器的残酷战争中，他更是将这一策略应用到极致。
半导体发展史上，行业技术更迭一直都谨守着上面提到的那个摩尔所创建的摩尔定律──一年半到两年之间，电晶体最小尺度的线宽（half-pitch）缩小至0.7倍（面积缩小至0.49倍，差不多是二分之一），并由国际组织──国际半导体技术蓝图联盟（ITRS）统筹，领着业界一二一，齐步走，90纳米、65纳米、45纳米……数字越走越小，成本越走越低，性能越走越先进。
但2010年，张忠谋却突然出奇兵，以比摩尔定律更快的节奏把台积电推向巅峰。他不露声色，默默跳过当时应该推出的32纳米，直接推出28纳米技术，去与包括三星在内的32纳米技术竞争，不但赢得iPhone6及后来系列产品芯片处理器的战争，还一举创造了台积电历史上最赚钱、称霸时间最长的新产品。
据行业权威媒体报道，台积电目前还已凭借再次高开的16纳米技术打败三星，独揽了iPhone7的A10芯片处理器大单。市场预计，该处理器将带动台积电16纳米制程芯片进一步攻城掠地，甚至达到70%的市场份额，进而远远甩掉三星。
苹果已开始准备iPhone8的A11处理器，而这个以第二代10纳米工艺为核心的艰巨又诱人的任务，依然成了台积电独家饕餮的盛宴。三星方面，则在拿出吃奶的力气，学习张忠谋跳起来、隔代打的策略，全力攻克7纳米技术，意图抢回丢失的领地。
话再说回来，张忠谋执掌德仪时的半导体市场，群雄四起，硝烟弥漫，产品更新换代越来越快，但整个行业却处于混沌状态，犹如任正非所说的迷雾中航行。稍不留神，今天的领先企业，明天就被视线内外的对手拉下马。
站在最高处的张忠谋，为了保住德仪的绝对优势，不但在技术上持续领先，而且还率先革命掉高科技不能讨价还价的老规矩，主动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价格战，打得产业同行们一听德仪又出招了就一脑子们的汗，甚至丢盔弃甲，主动落败。
张忠谋跟客户签订协议：每当公司开发出新产品，他就以每季降价10％的幅度往下跳水，而且说到做到，亏本也坚持。这一看上去是打击对手的策略，实际上是一箭双雕，让他逼迫德仪以生死时速加快产品和技术迭代，进而持续巩固技术竞争力。
这一主动降价的价格策略在当时的高科技界，是前无古人的颠覆性大创新，具有超强的杀伤力。在此诱惑下，同行手里的客户纷纷转向德仪，和张忠谋“一起赌，一起赢”。
他在此间推出的诸多最新半导体制程，也因此迅速席卷全球，不但占有世界50％以上的市场，更成为引领产业向前的标准。
德仪工作的张忠谋
靠着技术、价格上一轮又一轮的进攻，在执掌德仪半导体业务的将近10年里，世界半导体市场上，只要是张忠谋主打的战争，除了他自己，似乎没有人可以凯旋，包括英特尔、摩托罗拉也不例外。德仪在半导体领域的“世界第一”，也始终被他紧紧握在手里。
甚至，早在1974，《电子》杂志就将刚刚执掌德仪不久的张忠谋，形容为“掀起全球半导体大战，让竞争对手发抖的人。”
德仪的威武下，张忠谋肇始的大跨步的技术创新，自杀式的价格战策略，也逐渐成为整个科技业的新打法。因为不降价被张忠谋击败过，并著有《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的英特尔总裁格鲁夫，曾是价格战策略的主要与坚定反对者，他曾多次当着张忠谋的面，偏执地表示不接受降价的策略，但最终也都放弃偏执，接受现实，加入了价格战阵营。只不过，那时，已不在德仪的张忠谋和已不做内存的格鲁夫，已是很好的伙伴和朋友。
1978年，有着辉煌战绩的张忠谋，被加大力度向消费性电子产品转型的德仪安排了新工作：出任德仪消费电子集团总经理。德仪原本希望他在半导体之外再造一个消费电子王国，但这却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而且是，对张忠谋，对公司而言，都是个错误。
在消费品集团，张忠谋带领团队发明了好莱坞大片《E.T.》衍生产品——ET拼音玩具“SpeakandSpell”。这是全世界第一个用语音单晶片做出来的玩具，这个晶片也被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的旗舰出版物《IEEE Spectrum》评选为“改变世界的25颗晶片”之一，可谓是获得了耀眼的成绩。
德仪工作的张忠谋到车间考察产品制程
但已在半导体产业干上瘾的张忠谋，从内心不认同德仪的转型战略，他坚信半导体才更有发展前景，所以这个职务他做得认真，但并不愉快，也缺乏感觉。
甚至，他还经常身在曹营心在汉，大声疾呼德仪应该加大半导体投资，进而与一门心思要搞消费电子的集团新总裁菲伯格格不入，也逐渐萌生了退意。
1983年，张忠谋在闷闷不乐中离开了德仪。离职的消息一传出，很多很多的新工作便找了上门。再三考虑后，他选择了前往纽约，出任通用器材的总裁。
但当时，他已是52岁的人，重复职业经理人的道路对他而言，显然也只是可接受，不愉悦，更不刺激。在他心中，他还需要一个其他意义上的崭新开始。
不久，这个开始就来了。
他如何开始的，又如何走到今天？
一
一个56岁的人，接下来要操心什么事？
继续把当前的事业干好干到底？准备退休并在退休前捞一把？还是已知天命，还谈个什么接下来？
1987年，56岁的张忠谋给出的答案是，重新出发，干出一番全新的事业，而且设定出伟大目标：“当我办一个半导体公司，当然要它长期繁荣。那只有一条路——世界级。”如今的全球最大半导体制造代工公司——台积电因此诞生。
在这之前，作为德州仪器三号人物的张忠谋已把持半导体世界第一将近10年，54岁到台湾后，他还当了工研院院长，引领台湾科创整体前进。
这个基础让他有了在半导体业继续追求世界级的视野、底气和能力。然而，不是有句话叫“离开平台你以为你是谁吗”？没了世界级的大平台，从零开始再干一个世界级，而且是在最烧脑也最烧钱的半导体行业，张忠谋的难不次于上青天。
但张忠谋还是很快干成了——成功来自他在半导体业征战多年之后的观察力、思考力，最重要的是：改变现状、预测未来的判断力、想象力。
当时，全世界看得见的半导体公司，走的都是芯片设计与制造一脚踢的路子，也就是从上到下垂直整合，什么都干。德州仪器、英特尔都是典型。
半导体的设计需要强大的智力支持，制造需要强大的资金后盾，一个制造厂的建造成本动辄就是数十亿美元。这种一脚踢的模式，把半导体搞成了一个智力与资金双密集，持续被巨头垄断的高门槛行业，一般业者几乎水泼不进。
即使有不怕死的在“几乎”里面零星地冒出来，从资本要求低的设计干起，试图从寡头那里分杯羹，但他们搞不起制造厂，只能租借大公司的产能，因而也是活在有上顿没下顿的不安中，更难谈得上长远规划：大公司不忙就租给他们，忙起来就不租了，而且还经常偷窃或雷同他们的设计。
要是有一家能替我们保护好商业秘密，不跟我们抢创意抢生意，只帮我们专业搞制造的半导体工厂就好了——艰难求存的芯片设计公司们都在这么想。张忠谋也是这么想的。不同的是，他决定自己成为那个专门搞制造的人。
投资这么大，只去搞制造，谁能给你那么大而且稳定的订单？这在当时是个疯狂的想法，但张忠谋坚信这会成为现实，并且得到投资人的支持。他断定，半导体的设计和制造一定会产业细化与分工，因为这样干的好处显而易见：做设计的可以更专注设计，做制造的可以更专注制造，进而合力推动行业更高更快更繁荣。如果行业繁荣，订单就不是问题。问题是，你是否能够抢到这些单子？
已经做过十来年世界半导体老大的张忠谋当然有这个自信，而且相信自己专攻制造，一定比那些一脚踢的大公司搞得好。于是，他就干了，而且决定干成世界第一（上篇我们谈到，要搞就搞成世界第一，这也是他的老套路了）。
可能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搞设计，而是搞制造？我的看法是，相对设计，制造市场规模更大，技术难度更大，竞争门槛也更高。一个已经习惯干最难最大最高的人，老骥伏枥再开始，当然会从更大更难门槛更高而且自己擅长的事干起。
二
纵然曾经辉煌，真正重新开始，张忠谋还是经历了相当的低潮。首先是人才难找，尤其一将难求。
要干世界级的事，自然要世界级的人。台湾当时没有这种人，他就到国际上找。那时的半导体圈子不大，有大能耐的，要么是他过去的对手，要么是他过去的下属。对手比较难搞，他从下属找起。
他找到包括英特尔一位副总裁在内的几位老部下说，兄弟们，来台湾跟我一起改变半导体产业吧。这些人看好他，却不看好台湾，也不看好他搞“制造代工”这个馊主意。最后，好一番努力，才把通用电气半导体总裁戴克挖来做了总经理。
班子和厂子好不容易建起来了，张忠谋真正的考验却才开始：订单从哪里来？
当时的订单不好来啊。台湾是一片荒原，还得回头去求美国佬。一些专业的设计公司比较痛快，但他们规模不大，喂不饱台积电的产能。那就去劝那些又搞设计又搞制造的大公司，给点制造订单过来吧——这个就比较难了。
这些人根本不把张忠谋发明的代工模式放在眼里，“让我把我的生意给你，你是来逗逼的吧？”另外，他们也对张忠谋心存芥蒂，把你喂饱了你反过来打我，你是在侮辱我的智商吗？最后一个更可怕，那时的半导体也是行情低迷，这些大公司就算相信他的模式，也是“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差不多一年，台积电派到美国抢单子的人，每次跟张忠谋汇报，都是首先一句“我的方向正确”，然后就“但是”了。再一再二的“但是”下来，张忠谋也“捉鸡”，但只要往办公室一座，他的信念就又澎拜起来，把“但是”换成了“坚持”。
只坚持了一年，张忠谋的第一个胜利就来了——这是个伟大的胜利。
1988年，张忠谋和戴克一起，通过私人交情把老朋友、也可以说是老对手——刚刚上任英特尔总裁的格鲁夫，连哄带骗地弄到台湾参观了台积电。
新官上任的格鲁夫正大刀砍掉储存器业务，向电脑处理器(CPU)业务转型，并制定出宏伟目标：要做出强大的CPU，创造和引领消费者对电脑的需求，进而从电脑厂商的配件商成为掌握电脑产业的主人。
张忠谋吃准了格鲁夫要转型就必然集中火力搞研发设计的心思，努力说服他：老兄啊，你应该把一些制造业务交给我们，这样才能腾出更多精力去搞CPU啊，而且大表忠心与决心：我们的厂就是你自己的厂，一样一样的，甚至更好。
格鲁夫知道张忠谋看穿了他，也认同其想法。随后，英特尔对台积电的制造进行了认证。再随后，台积电通过认证，拿到了英特尔的订单。
从古至今，“傍大款”都不光是个体改变命运的捷径，也是集体更快成功的捷径。在英特尔这张世界通行证的助力下，台积电开始了高歌猛进的发展。1994年，张忠谋辞去了他还兼任的工研院董事长职务，全力投入企业经营。此后，台积电一路向上，连连成为台湾最赚钱的公司并保持至今。
到2015年，台积电拥有及管理的产能已超过900万片12寸晶圆当量。当年，公司获得净利润604亿元人民币，其利润规模是同期华为的1.6倍、腾讯的2倍多，继续稳居全球最大、最赚钱半导体制造公司及华人科技公司宝座，并继续把持台湾最大市值上市公司地位，目前市值约为万亿元人民币左右。
三
台积电的成功，首先是选对了路子。
任何产业大到一定程度，都会有一个继续分工与细化的过程，并培育出新的行业龙头。张忠谋不但以前瞻和远见，抓住半导体产业分工细化的机会，而且是亲自缔造了这个机会。
因为有了台积电制造代工的支持，越来越多无力搞制造的半导体设计公司，有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依托制造代工的后盾，众星拱月地推动整个行业大踏步地前走，也让台积电与他们成功双赢。
微处理器厂商AMD就是个例子。AMD没有雄厚的实力去搞制造，如果一脚踢肯定无法跟英特尔竞争，但它专注研发设计，用台积电弥补制造的不足，硬是活生生地跟英特尔缠斗至今。不光是AMD，包括高通、苹果也都是受益了张忠谋代工制造的模式，让自己得以聚焦研发设计并快速成长。
著名管理学教授迈克尔·波特，也盛赞张忠谋不是创办了一个企业，而是创造和成就了两个产业：专业的半导体制造代工产业、专业的半导体设计产业。
对台湾而言，台积电则让其从半导体荒原变成全球半导体重镇。模仿台积电代工的台联电、背靠台积电搞设计的联发科，都是其中的典型。
这里顺便多一嘴。上期有读者问，出生成长都在大陆的张忠谋当初为何去台湾，而不是到大陆？我以为，如果你用心去看同时代大陆和台湾都在忙什么，就能自有答案。还要再多一嘴的是，我们虽然已是第二大经济体，但发展依然是硬道理，科学技术依然还得是生产力啊。还有，科学技术一定要有科学，要有技术啊。
台积电搞的是制造代工，但却绝对重视科学和技术，而不是依靠廉价劳动力搞竞争。这是它能持续赢得成功的核心原因。
张忠谋一开始就在按世界顶尖科技水准操作台积电。当年，英特尔认证时一口气提出了200多个刁钻的问题，台积电24小时不眠不休地克难攻关，所以才把单子搞定。2015年，台积电的研发费用高达20亿美元，相当于营业收入的7.8%，这么大的投入，只为制造技术一件事，其力度可想而知。
但代工是有人给你单子才会有生意，因而你的技术多半是跟着客户走。跟着走，你可能就落后最先进一步。当台积电成功后，不少人也打起制造代工的主意，甚至希望取代其地位。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一度也让台积电处于被动。
如何走向主动？张忠谋给出四个办法：锁定客户、坚守阵地、设置障碍，永远创新。而其中的核心突破口，也是被他锁定在了技术创新上，而且同样是你出一，我不出一，我直接出天牌这么打。
张忠谋的打法是，不等客户招呼我、需要我，我就先按自己对行业趋势的预测，把更领先的制程和技术搞出来，然后用这个“更领先”让你主动选择我，进而也建立起品质、技术、成本，都逐步优于一脚踢半导体大厂的综合竞争力。
也是有了这个综合领先的能力，台积电才持续稳坐老大位置，并对代工制造模式更有信心。这也是张忠谋至今踏踏实实只搞代工制造的原因。他预计，将来全球的半导体制造都要走代工的道路，而他的战略就是：为那一天而奋斗。
一直紧跟甚至引领着半导体产业技术变革，不但让台积电获得持续成功，还让台积电推动行业的大跨步发展。最近这些年，移动智能浪潮是半导体产业的核心增长极，台积电则是重要的推动者。东、西半球引领智能手机芯片设计的两大巨头——高通与联发科，都是靠台积电的制造迅速崛起的。
最近这两年，台积电还搞出一个“夜莺计划”，在之前三班倒、连轴转、24小时生产不间断的基础上，推行三班倒、连轴转、24小时不间断的研发。这让一些员工甚至旁观者都受不了，但已经80多岁的张忠谋并没有丝毫手软的意思。而且，他不但要求三班倒，还要求班班都要做出最高效率。
他说，工作产出来自“投入”乘以“效率”，效率才是关键。“别人工作50小时，你比他多做20%变成60小时，但他的效率比你高30%，成果还是比你好。”这样既勤奋又有效率干下来的结果就是，台积电将独享iPhone7、甚至iPhone8的订单盛宴。
高举高打，追求完美，铁腕强势，坚持目标不放弃，这也是张忠谋一贯的作风。
他不容下属不思进取，更不会在你咬牙坚持时同情说，哎呀，这么辛苦啊，那算了，慢慢来吧。在台积电，不少人跟张忠谋开会，进门前是要深呼吸、压压惊的，甚至有人带着药上阵。他认为错误的报告，会直接给你摔到地上。
舍得分钱分利，是张忠谋这么强悍，还有人拼命跟他干的原因。早年，他就争取到董事会每年拨出利润的20%作为员工红利。2013年，他还废除以股票形式发放分红的规定，改为100%用现金。除常规性激励，每个重要战役，张忠谋还采取特别措施重赏勇夫，比如上面提到的“夜莺计划”，所有加入该计划的员工，都是底薪加30%、分红加50%。
有人问他，你如何留住人？他说，善待员工而已。
四
张忠谋是如何制定策略，又如何看待策略的？还有，他对世人如何获得成功，又有什么经验或建议可以分享？甚至，工作之外，他是怎样的人？
先说策略。张忠谋认为，企业的策略分两大部分。首先是大策略，这大概接近大陆常谈的定战略；接下来是小策略，这大概相当于大陆常讲的套路或打法。张先生说，大策略要看趋势，到大“红海”之外寻找大“蓝海”；小策略则要看客户和对手，要从竞争中找准客户需求和对手软肋对症下药。
张忠谋认为，大策略要靠领导人的洞见，洞见则来自于不断地想未来、规划未来。他说，“居安思危”不适用于科技业，因为科技业永远没有“安”这回事，必须时时刻刻都思危。台积电的思危，思的就是未来会怎样，我要怎样赢？
但和很多一谈未来就要做百年老店的企业家不同，张忠谋对未来的定义并不那么遥远。他说：“在科技界，你不能不为将来想，但也不能为太远的未来打算。如果为太远的将来着想，往往是徒劳无功，白花很多钱、很多精力。”他的结论是：“所谓前瞻性，台积电顶多做到未来五年。”
张忠谋的小策略是从客户和对手中找关键痛点然后精确打击。台积电初创时的竞争者，是东芝、日立等日本企业。其产品及合格率和台积电不相上下，但有大弱点：以代工为副业，还要求客户技术授权，在市场上跟客户竞争。张忠谋据此定出两个小策略：对外，不和客户竞争；对内要有弹性，尽量配合客户需求，并且把这两个都针对不同客户做到极致，进而快速建立了相对于竞争者的优势。
大策略、小策略，都需要创新的支撑。如何才能有创新的思维？张忠谋的办法是，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多阅读、多观察、多思考，尤其是多联想——遇到什么事情，要把自己带入其中去设问：这对我会产生什么影响？那我该怎样？
他说：“联想”是创新的开始，联想能力丰富的人，创新的可能性就大。
张忠谋与任正非有不少相似：强势、铁腕、壮志雄心又脚踏实地，而且也都比较我行我素，不喜欢混圈子逗闷子，也不兄道弟、拉帮结派、走后门搞政商关系，更不投机倒把或钻法律的空子。和任正非一样，他也有点知音难觅。他说：“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我，但我并不准备改变”。
和任正非不同的是，张忠谋不拒绝媒体或公开自己的见解，而且关注的领域非常广泛，甚至他讲几句对台币汇率的看法，也会惊动台湾“央行”出面补充说明或者澄清。他一个字一个字手写了一部自传（上），据说正在准备自传（下），并且依然保持着从小就有的文艺爱好，看文学典籍，听古典音乐，看歌剧、话剧。他还到大学授课，认认真真准备教材，每次开课座无虚席。
张忠谋说，自己对金钱、权力和荣耀并不轻视，但也不把它们看得很重。“老实说，荣耀也是过眼烟云，鼓掌很快就会停止，这种情形，我看得很多。”有人问他眼中优秀的企业家是怎么样的？他说：第一要求是诚信、道德。能力当然重要，但没有道德，就算成功也只会成为社会的祸害。
企业家如何成功呢？他的回答是：方向、策略对了以后，雇对的有能力的人，把好的正确的理念灌输给他们，让他们相信你的方向，让他们去做。
与很多人强调依靠文化推动公司管理不同，张忠谋强调通过管理来建立企业文化。他说，文化只是结果，核心还是management(经营管理)。
五
最近这些年，大陆半导体市场迅速发展，并成为台积电业务成长最快的市场。张忠谋一直在谋求布局大陆的机会，并于2016年3月迈出重要一步：与南京市政府签订了投资设立一座12寸晶圆厂及设计服务中心的投资协议。
6月7日，该项目举行了动土典礼。张忠谋亲自出席，他表示，台积电要将“开放创新平台”生态系统导入大陆，对大陆半导体产业助上一臂之力。
但今天，张忠谋真正操心或者担心的，恐怕已不是产业布局这些事，而是另外的大问题。他曾说——任何组织，领导人都是最重要的因素。而今，台积电的这个因素越发重要，甚至有些迫切了。
2005年，我们当时找到的74岁的他就开始了交班：辞去台积电总执行长职务，并任命跟随自己多年的得力干将蔡力行接任，但这次交班最终让他失望并以失败告终。
2008年金融海啸期间，蔡力行不但未能领导台积电应对好形势，甚至还一度滑向深渊。2009年第一季，台积电的营业收入比上一季跌了差不多40%，毛利率跌到20%以内。更惨的是，整整一季，台积电的产能利用只有4%。
张忠谋受不了这个，于是动议董事会，罢免了蔡力行，将权柄重新收回自己的手中。而据台湾媒体报道，真正让他下决心的，并不是业绩不好，而是蔡力行解决问题的办法。甚至，他是因为接到一封被辞退员工的父亲写给他的信。
台积电长期推行一项人力优化计划，每年针对绩效考核最后4%的员工特别管理。蔡力行上任后，渐渐将这项原本旨在提高人力素质的制度，变成将最后5%员工“自愿离职”的“变相裁员”，甚至还为达到裁员目标，简单粗暴执行的形式主义。
张忠谋接到的那封信中，这位员工的父亲恳请他不要裁掉自己的儿子。一番调查后，张忠谋了解到这位已服务台积电10多年的员工一直表现优异，还曾进入前10%的奖励计划。这次是部门为了必须完成“淘汰”5%的任务，所以因为妻子怀孕，需要处理很多家务，而被主管加入到淘汰的名单。
人才和团队素来是张忠谋最关心的事，交班之后他也曾专门叮嘱蔡力行和人力资源负责人，裁员必须经过他的同意。但现在，他毫不知情，员工就这样被强制裁员，而且还是假借考核、实为裁员，有违诚信原则的错误做法。
诚信，是张忠谋在台积电强调的第一伦理。于是，毫无商量余地，他把蔡力行撤掉了。甚至是，在了解到真相后的10分钟内，就做出了决定。
再上前线之后，张忠谋成功在危险中找到机遇，通过大手笔投入研发向移动智能火速推进，开启了台积电与手机芯片设计商共同领着智能手机快速发展的时代，也为台积电赢得了崭新的未来——苹果大单的关键战役，就是从那时开打。
但岁月不饶人，转眼已是80岁的人了，这个棒还得交下去。于是，2013年，张忠谋再一次交班，提拔干将刘德音与魏哲家同时出任台积电总经理暨共同执行长，也让台积电进入“两个执行长”的时代。
被问到为何这样安排时，张忠谋回答，要领导这样一家公司，一个人是不行的，至少要两个到三个，并强调最终还是董事长最大，董事长只能有一个。恐怕这是他要上个双保险，既最大限度启用人才，让人得到锻炼，又最大限度来考验干部，进而最保险地为选出真正接班人伏笔。
张忠谋认为，优秀的CEO要“先器大识广，再选择地方深。”最重要的，一定要知道如何“做生意”。“因为商业社会，讲好听是‘高度竞争’，讲难听是‘人吃人’。”对于希望下属成为什么样的领导？他说自己从来没有建议过，也不会去建议，因为害怕刚刚讲完就有人“东施效颦”进而看不到真相。
如今，两位共同执行长已经做了3年，台积电这些年也可谓形势大好。但张忠谋是否满意？若最终交班会选择谁？这都还是疑问，也只能是疑问。
一旦强势有为的创始领袖落幕，企业便落于平庸甚至衰退，这样的案例不在少数。无论对台湾的张忠谋，香港的李嘉诚，大陆的任正非，甚至整个台湾、香港和大陆的创一代而言，这个问题都是越来越严峻了，留给他们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
开创了王国的人如何让王国继往开来，永续光辉？这对缔造者们的考验，比开创还要来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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