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原本是一种生活方式，然而在“互联网+”及信息技术的加持下，宅逐渐衍生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宅经济。从电商、互联网医疗到新媒体，这一系列基于互联网的线上活动，使人们宅在家中也能“运用生物、非生物、信息、能量、资本等资源及工具制造或创造出满足人们不同需求产品的活动”，创造价值并进行价值交换。
此次疫情的特殊性、复杂性大大强化了无接触的意义，使得无接触服务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刚需，“宅”成为更多人无奈的选择；同时，也使得人们的消费理念、心理受到强烈冲击，固有的消费和交易习惯让位于健康、安全，对网上消费风险的容忍度逐渐提升。相应地，基于互联网、手机应用程序、客户服务电话等载体的无接触金融服务模式应运而生，固有的投资理财模式也进入“宅理财”模式，呈现出新的特征与趋势。
“宅经济”下，投资理财业态的新趋势
在新冠疫情之下，“宅经济”的内涵不断丰富和延伸，其范围逐渐由网购、餐饮外卖等消费领域向金融领域拓展，依托互联网的“宅式”投资理财渐成潮流。据度小满金融与百度指数、北大光华——度小满金融科技联合实验室联合发布的《2020年一季度国民投资理财情绪指数》，第一季度各类理财热词关注热度“全线上涨”，尤其新冠疫情爆发之后持续走高。
而受新冠疫情冲击、实体经济复工复产压力大等因素的影响，老百姓的财富观慢慢出现了变化，对待投资理财的心态、思维也呈现出新的特征，投资理财的行为模式、风险偏好等均出现新的趋势。
●无接触式服务推动理财由线下转线上
疫情期间，严格的社交隔离措施使得固有的投资理财模式被迫作出适应性调整，适应“宅”的范式，原有基于线下的理财面签、“双录”等固有流程因隔离而暂停。为适应这一变化，商业银行在监管部门的指导下，积极探索数字化转型，及时调整理财政策和策略，以线上理财替代线下理财。
在银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商业银行充分运用金融科技手段，构建“AI客服＋远程人工”等消费场景，有效解决了理财在线面签、“双录”的问题，将移动端打造成一个完整的业务运营平台，成为触达客户、理解客户、服务客户的重要入口，为投资者提供更广泛和精细的线上金融服务。各银行机构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实施远程办公，并通过官网、微信公众号等平台窗口发布公告，鼓励用户使用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积极推广视频柜员、远程银行、微信银行等线上服务。投资者可以通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直接进行理财产品的查询、购买、赎回等操作。同时，考虑疫情对部分群体的影响，银行机构还实施了开放式理财产品赎回顺延、定期到期自动续存等惠民措施。
●投资理财的风险偏好总体下移
受疫情冲击影响，人们的心态、思维发生变化，固有的消费和交易习惯让位于健康、安全，对投资理财的风险偏好有所降低。
根据腾讯理财通联合腾讯财经、《中国基金报》对国内的10000名基金投资者进行的《基民投资行为大调查》，疫情期间，国内基金投资者比平时更加关注理财投资方面的资讯，68%的受访者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关注理财投资相关资讯内容。Wind数据显示，5月末，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中，非保本型理财产品占比较2月末下降0.74个百分点，而保本固收型理财产品占比较2月末上升0.31个百分点。
现实中，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等低风险理财产品受到更多的追捧。3月份以来，结构性存款的触底反弹即是最好的佐证。央行数据显示，个人、单位结构性存款同比增速在连续近20个月的下降后，于2月末分别触底-6.77%、-1.34%后持续反弹，5月末同比增速分别回升至3.19%、12.78%。
●互联网理财再度升温
疫情之下，“宅经济”同时也催生出数亿网民的互联网理财热情。《2020年一季度国民投资理财情绪指数》显示，“95后”人群对“互联网理财”“银行存款”更为关注，人群占比最高，分别达到42.82%、49.98%。
这种格局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新新人类的理财意识培养较早，天然更倾向于信赖互联网理财平台；另一方面是银行理财产品供给相应减少的替代效应。据Wind数据，2月份以来，银行理财产品发行数量总体下行；2-5月，各月理财产品发行数量分别为5902只、5290只、6456只和4436只。
“宅经济”下，理财监管面临的新课题
或许，“宅”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对大多数人而言终将随着疫情的结束而淡化。但是，疫情之后，无接触金融服务将从边缘走向中心，“宅经济”背景下衍生出的投资理财模式或将在数字化转型中得以延续，成为一种常态。那么，对于监管者而言，就不得不正视“宅经济”下，投资理财出现的新趋势及其背后潜在的问题和风险。
其一：“宅经济”下投资理财临时性的容缺机制如何持续？
疫情期间，为降低接触性传染风险，银行机构按照监管部门“保障基本金融服务畅通……引导企业和居民通过互联网、手机APP等线上方式办理金融业务”等要求，建立相关审核要素容缺机制，将银行理财面签、“双录”等现行规制移到了网上，这无疑对传统的现场、纸质留痕式管理制度构成了直接冲击。那么，抗疫期间在业务流程方面形成的暂时容缺机制，在疫后该如何规范？这些问题既需要监管方面的配套指引，也需要金融机构有细化的制度安排。
关键，要对现场面签、“双录”等固有的、程式化的制度作出与时俱进的调整，对数字化介质的替代给予监管包容，明确电子单证、电子影像、电子签章、电子数据的合规性、合法性，推动构建无接触银行的制度环境。
此外，还涉及远程客户身份认证体系的完善等问题。作为监管部门，如何顺势而为，研究探索利用金融科技多渠道、多方式身份认证技术，也是未来强化理财监管所需要做的功课。
其二:如何规范现金管理、结构性存款等低风险理财业务？
现金管理类产品、结构性存款，以其低风险且相对高收益而颇受投资者青睐，而“宅经济”进一步推动了这类产品的发展。但从长远来看，这类产品的营销导向显然与资管新规的监管方向相左，其过度扩张或将抵减资管新规的效果，所带来的负面溢出效应也是监管部门亟需正视的问题。
一方面，现金管理类产品或增大银行流动性风险和负债成本，滋生监管套利空间。
作为一款“T+0”银行理财产品，现金管理类产品的崛起，实际上始于资管新规之后的补充意见。由于现金管理类产品面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公开发行，允许投资者每日认购赎回，容易因大规模集中赎回引发流动性风险，风险外溢性强，给金融市场带来极大隐患。同时，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相对货币基金的高收益性，易导致监管套利，与资管新规统一监管的政策思路显然是相悖的。而且，现金管理类产品虽采取“摊余成本+影子定价”的估值方法，但其投资范围缺乏约束，容易形成实际上的“资金池”，有悖于资管新规的基本监管原则。
因此，亟需从控制现金管理类产品的流动性风险及统一监管角度，加快相关规则的建立。关键是推动《关于规范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的正式出台，切实强化现金管理类产品的流动性管理、杠杆管理和投资集中度管理，明确投资范围，细化“摊余成本+影子定价”的估值核算要求等。
另一方面，结构性存款快速增长背后或存在“假结构性”“资金空转套利”等合规性问题，推高了银行负债成本，制约了企业融资成本下降。
据Wind数据，截至5月末，全国商业银行结构性存款余额为11.84万亿元，环比下降3009亿元。尽管5月份，结构性存款环比略有下降，但总体仍处于反弹回升态势。
结构性存款上升有何值得担忧？
一是假结构性存款对市场形成干扰，阻滞了资管新规实施的进程。银行通过发行收益与实际承担风险不相匹配的结构性存款，以两层收益结构、较窄幅的浮动收益率区间设计，“保证”投资者的收益率。其实质是保本型理财的变种，与资管新规中理财净值化管理要求相悖。二是结构性存款推升了银行负债成本，制约了银行资产端利率的下行，从而制约了企业融资成本的下降。三是诱导企业资金空转套利。为支持抗疫和复工复产，央行推行宽信用政策，推动企业融资成本快速下行，但银行净值化理财产品的转型进程慢于预期，结构性存款收益率维持高位，客观上形成套利空间，助推了实体资金的脱实向虚和资金空转。
对于结构性存款快速增长及其负面效益，需要多管齐下予以规范。一是严格区分结构性存款与一般性存款，强化结构性存款业务资格、产品设计收益结构的审慎合规管理及产品营销、信息披露等方面的管理，并根据过渡期要求，有序压缩递减。二是要规范企业融资行为，加强对信贷资金流向的跟踪监测。三是在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基础上，增强货币调控的科学性、合理性，最大可能避免资金价格倒挂形成的监管套利空间。
其三：如何强化对互联网理财的监管？
随着互联网理财的再度升温，依托于互联网形式开展的各种理财业态，在发展过程中呈现诸多乱象，各类违法违规活动沉渣泛起，既扰乱了市场秩序，也严重侵害了消费者（投资人）的利益。在互联网理财方面，除了我们熟知的P2P网贷外，还包括第三方支付、智能投顾众筹、数字货币及基于互联网的保险、信托、财务管理、征信等领域，基于金融科技的互联网理财新业态层出不穷，不断繁衍，也不断“爆雷”，成为监管的重点和难点。
目前，历经三年多的清理整顿，P2P行业已日益迫近出清的边缘，平台零落无几。按照《关于做好网贷机构分类处置和风险防范工作的意见》中明确的“以机构退出为主要工作方向，除部分严格合规的在营机构外，其余机构能退尽退，应关尽关，加大整治工作的力度和速度”的整治工作方向，P2P网贷行业的市场出清步伐将加快。
但同时，新型金融连环诈骗、移花接木等组合骗术层出不穷，金融安全、反欺诈形势依然复杂。一些不法分子打着“疫情”的招牌，以网络贷款、投资理财、虚拟货币等名义诱骗受害者上当。此外，也存在不实宣传、虚假代理、欺骗投保人、可回溯制度执行不到位等严重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行为。
如何有效治理互联网理财领域的乱象？除尽快出台《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已公开征求意见），规范互联网金融主体行为外，针对互联网理财领域的乱象与痛点，立足于保护投资人利益，还应加强金融立法，建立完整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构建多层次联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
一是以金融APP为监管切口，从源头上清理互联网理财的“病毒”。
互联网理财乱象之始，往往是金融APP。互联网金融违法机构往往通过种种包装，诱骗金融消费者、投资人“入局”，而充斥于互联网的琳琅满目的金融APP即是入口。打着网络理财APP的名义迷惑、欺骗用户，这种APP往往标榜高收益，且承诺保本。或以“躺赚”“走赚”“玩赚”等噱头吸引用户；或以高收益、高返利为诱饵，骗取用户投入押金、本金；或以盗取、贩卖、泄露用户隐私信息为主要目的。
要清理金融APP乱象，显然还须从源头开始。应加强部门联动，通过穿透式监管，从规范APP注册登记入手，对其背后平台的合法合规性进行延伸监管。
二是加快完善信息保护立法，确保客户数据信息安全。
应明确个人信息权的法律地位、权利属性以及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原则，对互联网金融数据（非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的范围、收集、传播、加工、出售等各个方面的内容进行全面规范，确保数据、签订合同、记录交易等各个数据传输环节的保密性、完整性、真实性和抗抵赖性。
三是构建多层次、多维度的消费者维权机制，增强投资人的自我保护能力。
主要是建立可信电子数据第三方保存制度，将电子数据交由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保存，为消费者维权提供证据支撑，减少取证成本；探索消费者维权的反置举证机制，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探索建立线上仲裁制度，可以将仲裁服务嵌入非接触银行交易流程，提高仲裁执行效率。
（作者为财经专栏作家，浙江钱塘江金融研修院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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