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到沧桑：文化的暮年与投荒

有的诗读了让人放下，随诗兴“晴空一鹤排云上”；有的让人读着放不下，跟诗人一起“吟咏转凄凉”；有的则让人放下又放不下，众壑阴阳，不住不空。苏轼五绝《儋耳山》，空明幽咽，兀傲寂寥，读来就属第三种。区区二十字，却好似承载了所有中唐人的块垒、宋诗中那些成人的不自在，甚至以及整个古典文明垂暮投荒的身影：“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君看道傍石，尽是补天馀。”辞章意显豁易晓：迎面而来，一山突兀，摩天凌霄，周遭碌碌无奇，兀自卓荦不群。作者没有像盛唐青年诗人一样，逸兴湍飞，升腾一股豪壮之气，思量“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而是收眼回望，顾影低徊，看路边石块团团，崚嶒寂寞，于是深切哀叹尔等被女娲弃置的命运。这是典型的宋调。

是诗又曰“松林山”，宋施元之注本收在《遗编》，清查慎行《注》在卷四一，系之绍圣四年，王文诰《总案》明确为六月末，孔凡礼《年谱》未之论及。令人怀疑的是，该诗同时又被收入郭祥正和孔平仲各自的文集。孔集、郭集续编题曰“题女娲山女娲庙”。郭、孔与东坡时代相值，且彼此交谊多有。三人中，郭祥正长苏两岁，孔平仲晚苏八、九年生人，皆深度卷入神宗、哲宗两朝政事，几度沉浮，相与逝乎徽宗朝，又反以年长的郭氏最晚。郭、苏二人被并美于前辈如梅尧臣等，又各与荆公有一言难尽之交谊。苏、孔二人则同受长辈如吕公著等奖掖提携，皆宦游过江浙，且都为新党如董必辈弹劾，后流窜岭南，同在惠州，只是苏公未几更徙儋州。郭曾力主改革，对神宗盛誉安石，但却遭新党一再打击，其与苏轼友好，王世贞《调谑编》收有相交相戏之掌故，晚岁尚有《寄东坡先生自朱崖量移合浦》之作：“君恩浩荡似阳春，海外移来住海滨。莫向沙边弄明月，夜深无数采珠人。”眉山“二苏”、江右“三孔”，立场相近，过从亦密，皆元祐君子，黄庭坚并美之曰:“二苏上连璧，三孔立分鼎。天不堕斯文，俱来集台省。”

三人过从密尔如此，各自文集收入同一作，令后人殊为困惑。然亦不完全不可辨。首先，郭集多不审，大抵可先断其误。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指出：“郭祥正《青山集》‘续集’里的诗篇差不多全是孔平仲的作品，后人张冠李戴，错编进去的。”但这首却大未必然。“君看道傍石”一句，据当时人记录，随苏轼来琼之幼子苏过曾指出，“石”乃传写之误，当作“者”。（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一）张氏乃南渡前后人，与苏过同时，其据苏过之言，评论“石”“者”之讹时说：“一字不工，遂使全篇俱病。”清末施山则不以为然，认为“本当作‘石’字。若以为误写，改作‘者’字，直同嚷语矣”。(《姜露斋杂记》卷三)施氏并指出这正是宋人论诗浮夸之一例。综合苏过的订正、元明方志资料及王文诰、钱钟书、周裕锴、张剑、聂言之等人的研究，系之苏公最是可取。又据方志，儋耳山，“一名藤山，一名松林山，为儋州主山”（《儋县志.建置志八.古迹》）。《名胜志》亦载，松林山“在儋州北二十里”（查慎行《苏诗补注》引）。县志说此山海拔一百九十三米，旧“儋州八景”之一，古称“松林晚翠”。笔者重走东坡儋耳行，海岛西北遍地火山石，触目惊心，与诗语正相吻合。

“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苏轼《行琼儋间》）东坡暮年投荒，颠簸在琼州西南路上，所见所感多杂有一生沉浮。沿途触目尽火山熔石，其顽健、荒落引发诗人无限感慨。四句《儋耳山》令人感受到“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般的旅途困顿，又如“暮年缘一懒，百事俱弃置”（陆游《读书未终卷而睡有感》）般的暮年惶惑。只是与陆游不一样，苏轼被弃置感是双重的，甚至可以说是再而三的，即：天上人兮一谪凡尘，朝堂人兮再迁岭表，贬逐臣兮三徙海外。

这位流人窜客当时可是真被世人奉为下凡之文曲星的。东坡虽一生到哪都是士农工商、僧道医卜们的好朋友，但骨子里也的确常常自许“我本位列乎仙班”。妇孺习诵的“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委曲表达了对朝堂的叹问、朝政的关切，又何尝不是明白流露故乡在天上的心迹？不然何以生出“我欲乘风归去”之飘然心意！这种自许、这份心曲，在东坡传世文献中可不少见。“伐柯伐柯，其则不远”，就近举证，其《行琼儋间》完整篇题本是“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其与《儋耳山》的写作，时空相衔、心境相接。自琼州至昌化军的谪儋路上，肩舆中睡着的老头梦中得句“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醒后将其铺衍成一首十四联的五言排律，其中几句说得最是明白：“安知非群仙，钧天宴未终。喜我归有期，举酒属青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群仙、青童、蓬莱……人穷则返本，诗人劳苦倦极，于是梦到自己回到了仙乡。与“我欲乘风归去”的逻辑起点一样，仙乡才是他的家山本元。

道教“谪仙人”的故事若从半中腰讲，那得从贺知章说起。贺知章是真知章人，《蜀道难》览毕即许晚辈为“谪仙人”。李白自己也不客气，“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后来又有杜甫、韩愈进一步认证，“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石鼓歌》）。这之后，“谪仙”可就成了中国文人的一个心结了，几乎沉淀为世代传承的集体无意识。天纵之才子们精神少一支离，就游仙而去。同样不待远举，苏门黄庭坚髫龄即曾恍然自以为是谪仙：“青衫乌帽芦花鞭，送君归去玉帝前。若问旧时黄庭坚，谪在人间今八年。”北宋前半段，士大夫倍受皇权礼遇，物质生活优渥，故多文化自信。只是故事总是照着旧样式翻新，华亭鹤唳也同样要在宋人身上单曲循环。苏门另一学士、曾经的“山抹微云”秦少游，最后自己一语成谶，“醉卧古藤荫下，了不知南北”（《好事近》），先于苏公死于广西藤州光华亭。黄庭坚作诗悼之：“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温饱未，西风吹泪古藤州。”（《病起荆江亭即事》）鲁直自己也在五年后在风雨刁斗声中屈殁于广西贬所的破败戍楼。（据陆游《老学庵笔记》）此是后话。

一代繁华，满朝君子，皆谪仙而转徙为谪宦，途穷已知，生死未卜。西风凋零，幽兰泣露，谪仙人又作谪宦游，其声情自然汇入诗吟。睡在肩舆中的东坡，虽在谪途，却也温暖地梦回了一次仙乡，只是醒来后还是难免发出了《儋耳山》中那种被弃置的哀叹：“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自许“谪仙”，却身成“谪宦”，且珠崖儋耳当时可是贬谪中最严酷的去处，前人有“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杨炎《流崖州至鬼门关作》）、“从此更投人境外，生涯应在有无间”（张均《流合浦岭外作》）之叹。殊穷途畏途也！暮年东坡曾自设尔汝，问答如下：“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所以说，其被弃置是由天上而人间、由魏阙而江湖的，江湖风波又一而再、再而三。且我身之外，亲朋知己不论前后辈，又太半流落，早年感慨“团团如磨牛”（《送芝上人游庐山》），何况如今“春去也”，更哪堪“晚来风急”！

“君看道旁石，尽是补天馀。”谪仙而谪宦，东坡晚景心情被浓重地赋予在那些道旁石上。这份萧瑟痛楚，与中晚唐诗人何其相似：“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剑伤。”（孟郊《落第》）又，同是写石头，中唐诗人眼中看到的尽是棱角：“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韩愈《山石》）与东坡眼前的突兀亦何其相似乃尔！同是补天，中唐诗人笔下是这样的：“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梦入神山教神妪，老鱼跳波瘦蛟舞。”（李贺《李凭箜篌引》）鱼是老鱼，蛟是瘦蛟。世谓“郊寒岛瘦”，其实“孤寒老瘦”，何尝不是整个中唐之魂魄。

而同是宦游人，初唐年青人却是如许之刚健：“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即使分别，也不作儿女态；即使天涯，也如比邻而居！同是“谪仙人”，又同题咏女娲，盛唐漫游人乃至如此之谑傲：“女娲戏黄土，团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间，濛濛若沙尘。”（李白《上云乐》）太白自诩仙人，笑傲那些个千千万万黄土随撒而成的凡夫俗子，而苏轼虽自命可补天，却只能同情女娲补天用剩后弃置道旁的枯寂之石。“道旁之馀”，一“馀”字，岂非虽倔强却终究无奈之自况！可见，宋调之调，非是别调，乃是中唐以来历史之正调。

日人内藤湖南提出过中国历史“唐宋之变”说。若从诗歌精神史看，此论当辅以清人叶燮“中唐为百代之中”说。如以一人一生相比照，盛唐是青年，中唐开始渐渐成年，人到中年，并在点滴老去。王维《老将行》最能见出这种意气风发到无奈被弃置的岁华转换：“少年十五二十时，步行夺得胡马骑。……自从弃置便衰朽，世事蹉跎成白首。”故此，若以一人年轮论文化精神之变，就不必拘什么盛唐中唐、昭代末世了。前此三国曹植可发“心悲动我神，弃置莫复陈”（《赠白马王彪》）之悲慨，后此元明人高启可诉“弃置久不调，流尘被朱丝”（《寓感》之十六）之衷情。也因此可以说，中唐之中，在历史时间维度，更在文化逻辑。以时代演进与人生阶段互证这种文化逻辑，则可见唐宋变革之后，人再难回到烂漫少年或豪迈盛年，成人的世界更多的是人情和世故、道理和学问。难怪明人选唐诗多取中晚唐，而道光同治时代，也只有宋调方能预流。如此说来，盛唐之后，即使是今天的我们，也只能先做个宋诗派，从宋诗而入了。不然呢？都像苏曼殊“披发长歌览大荒”吟诵“一天明月白如霜”？几人有那份赤子天真呢！所以，宋调之调，非是老调，乃是每个生命将如期而至之人生之时调。

“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看似唐人或少年笔下的白描，其实已然成人世界怀才不遇的映照，与其说是眼前的抱负，不如说是心中的块垒，那顽固的自许，为何遇到的总是无奈的世道！“君看道傍石，尽是补天馀”，是用事，更是说理。冯应榴引何焯语注曰：“末二句自谓，亦兼指器之诸人也。”器之者，刘安世也，乃二苏至交，苏辙墓志铭即出其手笔。何焯者，康熙朝人也，所谓兼指诸人云云，并无实据，乃想当然耳。虽系想当然，于情于理，又何必不然。我以为，所谓“诸人”，自其情而言，当还有苏辙、秦观、黄庭坚等；自其义而言，则又包括当世之所有遭章惇等迫害的元祐党人；自其理而言，又何尝不可包括古往今来如屈原、韩愈、柳宗元、韦执谊、李德裕、杨升庵、吴汉槎等等流臣谪宦，以及所有如贾谊、陈子昂、李白、杜甫、李商隐、辛弃疾等等怀瑾握瑜又迷邦不遇的名士才人。你以为就你“我生不辰，逢天僤怒”，其实，到头来谁都在感慨“不自我先，不自我后”。因此，宋调之调，非是变调，乃我华夏古典文化恒久之常调。

一首寄名三家的二十字绝句，敷陈开来说，道尽了盘古开荒、女娲补天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入世之艰难和惶惑。那么，不禁要问，他们的出路在哪？乘桴浮于海？穷则独善其身？退则道，逃则禅？千载以还，百代以上，谁与相归？！至少从中国古典文化后期，我们找不到答案，只能读出如此这般的情绪，即暮年的傲岸和虚空，傲岸是“他山总不如”之傲岸，虚空是“突兀隘虚空”之虚空。此即放下又放不下，放不下又只好安之若素。

清季刘熙载曾概说古典诗歌意象为四：“花鸟缠绵，云雷奋发，弦泉幽咽，雪月空明，诗不出此四境。”（《艺概》）味此四境，虽是感性表达，却极富形而上的高度：既逻辑地概括出中国诗歌意象静态体系之结构，又生动地描述了中国文化的动态演进之过程。中国文化似乎经过“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李白《清平调》）的花鸟缠绵和“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高适《燕歌行》）的云雷奋发，到最后终究归穴于“弦泉幽咽”“雪月空明”。“名并苏黄学更优，一词遗墨至今留。无人唤醒藤州梦，淮水淮山总是愁”（刘泰《题秦观<好事近>词墨迹》）“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徐渭《题墨葡萄图》），斯乃明人之幽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天不拘兮地不羁，心头无喜亦无悲”（《红楼梦》），其为曹雪芹给女娲补天所弃置顽石安排的归宿，亦可谓清人之空明。华夏古典文化最后非常遗憾地没有回到“自诚而明”之初心，而是援佛入世换来“自空而明”之境界。

赋到沧桑，弦泉幽咽，雪月空明，每个人的宋调，古典文明的暮年，空与空空，住与不住，放下的放不下的，最后都成了一出生命的投荒。如此谪仙客的传说，或是谪宦人的故事；补天的神话，或者弄人的造化；弃置的命运，抑或成人的心境；古典的穷途，抑谓文化的归宿：“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2019年1月11日

珠崖南熏社

原载《读书》2020年第六期

作者简介：周泉根，江右南丰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经学、古典诗学、出土文献。代表作有《原<缁衣>古本初步》《子曰与诗云》。Email：[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