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两个字，想多了都是仇，都是愁

人类祖先，衣不蔽体，散居丛林，环境恶劣，虫蛇出没，野兽横行，风吹雨打。为了活下去，人们不得不以血缘关系择地结伴而居；并以山川自然标志为姓氏，逐渐形成了族群，也叫氏族。

由于尚处蒙昧时期，氏族内部近亲通婚乱伦，造成低能怪胎频出。再后，随着进化，人性中“羞耻感”萌生，人们开始与相邻氏族联姻结亲。这便形成了部落。

为了抵御虫蛇猛兽侵袭，每个部落都推选了自己的首领。首领一般由身强力壮，或点子多、肯付出者担任，没有什么实权，纯粹的无偿服务。

为了部落能够生存下去，首领会带着族人去其他部族抢劫吃用的东西。部落间时不时发生争斗、厮杀。这时，有聪明者献计，强强联合，部落联盟便产生了。

人类发展到此时，著名的黄帝华族部落与炎帝夏族部落联合起来了。这就是华夏族的前身。

在部落联盟间相互的厮杀、争夺中，联盟首领即酋长，逐渐赢得了部族的尊敬和物质分配的特权，尝到了越来越多的甜头和好处。

逐渐，人们开始明白了权力的重要性，与权力相伴而生的是利益和尊严。

利益和尊严靠权力去维护。为此，人们开始了夺权和保权的明争暗斗。

历史上记载的所谓原始社会大头领“禅让”制，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美好，而是伴随着阴谋和算计的夺权演变。舜（姚重华）暗算了尧（伊祈放勋），将其流亡致死，取代了尧。禹（姒文命）依样画葫芦，又暗算了舜，并将其流亡致死，取代了舜，当上了部落联盟大酋长。

传说禹为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足可证其人如铁石般冷血。而且，他比前任的大酋长更贪婪，开始为自己的身后事打起了算盘：要让部落联盟成为自家的私产。

通过一系列运作，禹最终如愿以偿把位置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启，这便是“禹传子，家天下”的由来。自此，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诞生了。

从王朝诞生之日起，王不再是以前的酋长或部族首领了；其使命也不再是为部众服务，而是为自己家族的荣耀和利益，家人的尊贵和奢华生活而统驭部众了。

而且，部众自此不再平等，被人为划分为三六九等，出现了奴隶主和奴隶，后来还产生了奴才。

而此后的内争外战，也与部族生存毫不相干了。所谓的为民族而战，为国家尽忠等等，实质上都是为君王去卖命。

自从有了朝廷和国家，民族的概念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

后来的朝代朝廷也不怎么强调什么民族的概念了。

“民族”一词，是一个外来词汇，是在19世纪末从日本传入中国的。在“民族”一词传入中国后，产生了“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学词汇。

中华民族的概念，最早由梁启超在其1902年《论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之大势》文章中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政治概念在清末、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代的有着不同的定义。

现代“中华民族”的定义，是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仿照苏连的民族政策，定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获得认定的56个民族的统称。

有资料称，苏连的民族政策是按照烈宁的理论和在烈宁主导下制定的。

原本想通过“民族”划分区域自治实现郭家稳定的初衷，却出现了令人大跌眼镜，始料不及的后果。有社会历史学家研究称，苏连的这种民族理论和政策，对后来它的解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学者们指出，南斯拉夫和前苏连因转型为民主国家而解体了，而印度、印度尼西亚搞民主却没有解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没有实行烈宁的民族政策，而前苏连和南斯拉夫实行了其民族政策。

烈宁的民族政策对解体一个多民族国家的负面影响是：

一、民族身份法定化，通过行政行为阻止了各民族间人们自然融合的趋势。

二、违背现代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不同民族在法律和政策上执行不同待遇，加剧了族群矛盾，或暗中较劲的态势。

三、把国家定义为是民族联合体，而不是公民联合体，公民不是直接参与国家事务，而是通过民族参与国家事务，导致公民效忠对象从国家变成民族，为民族分离奠定心理基础。

四、按照每个民族分布区域划分行政区，给民族野心家提供分裂的物质条件。

五、形式上的高度自治与实质上的无法兑现，给民族野心家提供了分裂的口实。

因此，烈宁民族政策的特点就是：给民族分裂分子提供分裂的心理基础和物质条件，并提供分裂的口实。

再远一点的元帝国时期，它在全国实行四大族群等级划分，并明确给予不同待遇，厚此薄彼，积累了极大的族群间的矛盾。虽然它强悍于一时，最后却是由受压迫最重的汉民族起而抗争，土崩瓦解。

历史研究证明，越是强调民族概念，越是对族群进行分而治之的地方，越是不平静。人们本来在各种交往中已经对自己的族群身份“淡忘”了，你倒好一再地提醒，还给予不同待遇，这不是专门让他们产生隔阂和矛盾，互相挤兑、仇视吗？

近期发生在美蒂的“黑人命贵”大骚乱，就是一个“现世报”的例子。

从“部族”“民族”的出现开始，相伴而生的是暗算和仇恨，是利益争夺和群体厮杀。

时至今日，“民族”，留给人类的是裂痕、是敌对、是仇杀等等，难以调和和解决的矛盾与问题。想多了，也是令主政者发愁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