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史料证明，清朝、民国这两个历史时期，重庆的酿酒业在当时的四川，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重庆酒甚至被销售到贵州，占据了当地相当的市场份额。在遵义等地，重庆酒甚至一家独大，仅仅江津一地，每年运往遵义的酒，就有230万斤。
到民国，尤其是进入抗战时期后，重庆酒业进入高峰期，在整个四川酒业中一马当先。
01
民国时期重庆酒的产量
我们先来看一张表。
1936、1938年四川各地酒类产量 单位：万斤
资料来源：1936年见财政部四川区税务局《财政部四川区税务局学报》创刊号第90页附表，1937年1月，四川大学图书馆藏。1938年见四川省财政厅编《四川财政汇编》第3章“税捐”，第124—126页，四川省档案馆藏。
我们把这张表按照现重庆和四川两地进行了重新排列（原表是混排的）。
该表数据出自当时的税务部门，根据各个税务分所（税务管理所）的官方收税数据，列出各地酒的销售量。这个销量，应该是包括所有酒类产品。
从此表可以看出，当时川渝两地共有30个税务分所（税务管理所），其中现重庆区域内共6个税务分所（包括1个税务管理所），而现四川区域内有24个税务分所（内含川南、川北、川西和永宁4个税务管理所）。
此表涉及当时四川的147个县。重庆这6个税务分所管辖27个县，其余24个税务分所则管辖120个县（其中包括现属于重庆辖区的荣昌、合川、城口）。
按照税务统计的口径，在不计荣昌、合川和城口3个县的情况下，重庆1936年的酒类产品年产量是2662万斤，川内其余区域的产量是7379万斤，二者相加是10041万斤，重庆占比26.5%，如果加上荣昌、合川和城口，这个比例接近30%。
1938年，也就是抗战第二年，随着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外来人口急剧增加，对酒的需求量也相应增加。这一年，税务部门统计的重庆酒类产品生产量为4487万斤，全川总量为15301万斤，重庆占比29.3%，如果加上荣昌、合川和城口三地，重庆占比肯定超过30%。
把这些数据，取个平均值，也很能说明问题。1936年，重庆各税务分所下属27个县份，平均每个县的产酒量是98.59万斤，四川各税务分所下属120个县份，平均产酒量仅62万斤，相当于重庆的62.89%。
到1938年，川渝差距进一步拉大。重庆各县平均产酒量大幅增加，每个县平均增加了67.6万斤，平均产量达到166.19万斤，四川其余县份，其平均产量为90.87万斤，增幅不到30万斤，这个数字连重庆的一半都不到，平均产酒量也只有重庆的55%，差距甚远。
而无论是1936年，还是1938年，管辖巴县（这里的巴县，包括现重庆主城各区在内）、江津、璧山、江北、永川、綦江、南川等地的川东税务管理处，其辖区酒产量都是全川第一，尤其是1938年，其产量更是比第二名多了1000万斤。
我们再来看第二张表。
成渝公路沿线各县1943、1944年白酒产量一览表
产量单位：万斤
资料来源：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处：《成渝路区之经济地理与经济建设》，第66—67页，1945年5月。四川省档案馆藏。
说明：1.当时的槽坊规模以盛原料的“桶”论，政府以“桶”核定月产量及税额。一般槽坊只有一两个桶，月产酒0.1万—0.2万斤左右，而“桶”的大小也有区分。
2. 1943年没有统计重庆的数据，只有四川各县。
此表是当时的四川银行，为了摸清成渝公路沿线经济情况而做的调查。
从此表可以看出，自1938年以后，川渝两地酒类产品的产量大幅飙升。
到1944年，巴县以950家酒坊和1859个酒桶数量，占据了这两项的全川冠军，而销量冠军则被年产量3200万斤的江津县摘去——无论是按照税务收税的统计口径，还是银行对实际产量的估计，江津都是第一。
此表显示，后来冠绝全川的泸州产区，当时还在崛起之中，宜宾等地则基本上排不上号，1936年宜宾等8县总产量才354万斤，1938年也才444万斤。要到1949年后，宜宾等地，才作为新兴白酒产区，后来居上。
以上两个表格的数据，涵盖了从1936年到1944年，这些数据显示，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以巴县—江津为核心的川东酒产区，已经成为当时四川最大的和最主要的酒产区，而且比其余地区的产量，多出至少三分之一。
从清朝开始，以江津为代表的重庆产酒区，就已经是全川第一产酒区了。这个优势一直延续到抗战时期。
02
从酒税看民国时期的重庆酒
四川、重庆总的酒税（公卖费）收入，自从1905年（民国四年）开办以来，由于军阀混战，实难统计。1919年税费合并，当年数字相对准确，为67.6879万元，此后川渝两地实行防区制，各地军阀各自提用，更无总的统计，直到1935年，四川印花烟酒税局成立，才又有预算和实收统计。下表为1936—1938年度，四川烟酒税的三年预算和实收表：
1936—1938年度四川烟酒税的三年预算和实收表
资料来源：《四川省糖酒志·下册·川酒专卖与生产经营》(1990.7)，第24页。
此表为烟税、酒税总收入，其中酒税收入大约占60%。也就是说，1936年度酒税收入约为164万元、1937年度约为256万元、1938年度约为162万元。
而1936年度，只巴县、江津、璧山、江北、永川、綦江、南川7县辖区的川东税务管理所，收税就达16.794万元，占当年全川147个县酒税总额的10%，1938年度收税46.8095万元，占当年全川酒税总额的17.3%。其中，江津和巴县，毫无疑问地占据了全川酒税缴纳排行榜的一、二名。
我们再看看四川酒税在全国的地位。
1937年，四川酒税收入256万元。本年度，国民政府在全国的酒税收入仅1000万元，四川一地就占了25.6%。
1941年，国民政府实行一税制酒税，促进了川渝酒业的大发展。到1943年，全川当年的烟酒税预算为47000万元，其中酒税预计占比70%（当时的预算比例），高达32900万元，占到全国酒税预算的65.8%。这里面，作为当时四川第一产酒大区，重庆厥功甚伟。
1944年，是整个民国期间川渝两地产酒最高的年份，全川产酒量超过22万吨。重庆所辖11个县的酒税，在本年度10月份，不但全部完成了年度税收征收的任务，甚至还超额了60%之多。
民国老酒票·重庆高粱酒文化体验馆
为了提高税基，国民政府自迁都重庆以来，一直大力扶持酒业发展。高粱酒一项，1938年全川产量为16120万斤，三年后的1941年飙升到28445万斤。由于酒业在川渝两地，尤其是在重庆广有基础，所以稍加扶持就发展迅猛。
1942年，永川酒产值为7950万元，高居该县各项产业产值的首位。排第二位的纸业，产值2795万元，排第三位的酒精产业2400万元（因战争需要，国民政府大力鼓励酒精产业发展），除这前三位的产业外，其他产业总产值仅为区区322.05万元，也就是说，永川一县，其酒业产值，远远超过了其余所有产业产值的总和——这是一个惊人的比例。
酒业的高速发展，带来了酒税的高增长。江津县1945年的酒税，就高达3571.9844万元，占了当年全县税收总额的一半（1949年后，这个数字最多时，占财政收入的40%）。
03
民国时期的重庆酒业组织
民国政府1929年颁行了《工商同业公会法》，把之前的所有同业组织，如行会、商会、同乡会等，都改为同业公会。
重庆酒业据此成立了“重庆市酒商业同业公会”和“重庆市酿酒工业同业公会”两大组织。
重庆市酿酒工业同业公会成立较早，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成立。1946年进行重新改组，于1946年5月2日召开成立大会，颁布《重庆市酿酒工业同业公会章程》，选举出理事、监事。同业公会办公室设在林森路412号（现解放东路）允丰正酒业公司内。
重庆市酒商业同业公会是在1941年3月15日成立的。之前，重庆酒商业分为：绍酒业、老酒业、曲酒业、自然酒业、干酒业、行商酒业、酒馆业、经纪酒业、瓶酒业九大公会单位，1941年，这九大单位联合起来，重新改组成立“重庆市酒商业同业公会”，制定了《重庆市酒商业同业公会章程》。该同业公会办公室地址和酿酒工业同业公会在一起，都设在林森路的允丰正公司内。
据1943年资料统计，这年重庆市内共有主营或兼营酒类销售的商家856家，从业人员1940人，拥有资本1290.27万元。
重庆的这两个酒类同业公会，不仅拥有大量会员，而且对重庆酒业市场还拥有很大的管理权限。根据两个同业公会的章程，所有重庆酒商、酒企，都必须加入同业公会，不然将面临不同金额的处罚。在重庆市场销售的酒类价格，也由酒商业同业公会核定。
04
民国时期的重庆酒业运销格局
重庆自古被长江和嘉陵江环绕，拥有广阔的商贸腹地，几乎辐射了整个西南地区，尤其开埠以后，贸易往来日益增加，与长江中下游各口岸城市建立了紧密的经济关系，甚至在军阀混战时期，也未受到太大的波及。
重庆依托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将整个航运上下打通，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长江中上游区域经济链，这对当时十分依赖水陆运输的贸易条件，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据统计，重庆酒类“往年由大小河上游各产区运到者，每日在七百斤以上，除市民耗用外，尚转销长、涪、丰一带”（《重庆市酒类之销售量》，《四川月报》1938年12月）。
1938年的同业公会统计，该年度全市（指主城范围，含南岸江北等地）每月共销售干酒（烧酒）1000担以上，全年共销售15000担左右（约150万斤），大曲酒月销数百缸（每缸400斤左右）。
重庆酒场——铜罐驿
40年代中期，重庆“白酒销路最好，旺月每天可消耗白酒二万斤，淡月也可销一万斤”（傅润华，汤约生：《陪都工商年鉴:第五编民生工商业》，文信书局1945年版）。
一时间，重庆既成为酒的重要消费场所，也是各区县酒的重要分流地，甚至还出现了专门的酒市和贩运白酒的运货商（类似于今天的物流商）。
著名的酒场在铜罐驿，该地依凭河边，璧山、龙凤场、狮子场、巴县、江津的白酒都集中在此地出售。每场可运销一万多斤。（傅润华，汤约生：《陪都工商年鉴:第五编民生工商业》，文信书局1945年版）
在当时的各种记录中，全川没有发现第二处如此大规模的酒类销售园区。
重庆人把集市叫做场，赶集就是赶场。酒场，就是以酒为主题的场镇。用现在的话说，叫酒类贸易园区。这个全川唯一的酒类贸易园区（很可能还是西南唯一），每场吞吐量1万多斤，按照一个月9场计算（一般每十天三场），就有100万斤以上，规模相当大。
铜罐驿是重庆的一个千年古镇，属巴县管辖，为巴县的“水路三驿”之一（其余两个水路驿站为木洞、鱼洞）。拥有铜罐驿、西彭、元明、宝华、陶家、跳磴六个乡。其中铜罐驿、西彭、元明三地，位处江边，家家种植柑橘，需要大量的猪粪做肥料，为了养猪，又需要大量的酒糟做饲料，从而自发地形成了酿酒—养猪—柑橘的生态农业链。
这个生态农业园的形成，和重庆酒业的发展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铜罐驿成为重庆酒业运销集散地之后，周边的农民就自发加入到酿酒队伍。围绕铜罐驿，逐步形成一个酿酒群落。这个酿酒群落和当地的传统柑橘业，又借助养猪业为中介，达成良性互动，最后形成了强大的产业链。
在这样的产业背景下，铜罐驿一带陆续出现了200多家酿酒槽坊，年产酒6000多吨（即1200万斤以上），是当年巴县的主要白酒产区。铜罐驿因此和江津白沙一起，成为重庆在民国时期的两个主要酿酒产业区。
铜罐驿的酒，主要销往重庆主城区、万县和涪陵等下川东。但是，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由于整体经济形势崩塌，铜罐驿的酒业也受到极大冲击，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仅剩下几十家。
在铜罐驿，还出现了重庆早期的酒类经纪人：
到重庆酒场(在铜罐驿)交易形式,可说是很自由的, 过去还有经纪人从中说合。现在全重庆,只能寻得到一个周宪章。可是佣金很低。（傅润华，汤约生：《陪都工商年鉴:第五编民生工商业》，文信书局1945年版）
这段话表明，到1945年，铜罐驿的酒场的规模已经大不如前了，连经纪人都只剩下一个叫周宪章的人了。
重庆各区县老酒标·重庆高粱酒文化体验馆
万州、涪陵——重庆酒的东出通路
民国时期，由于重庆已成为西南的政治、经济中心，自然也发挥了它水陆四通八达的作用, 其不仅成为绵竹酒、泸州酒、茅台酒、江津酒、永川酒、璧山酒的重要销售窗口和转运站 ,同时也是巴县酒、允丰正黄酒的主要生产区和销售区。
大量的外地好酒（如绵竹、泸州、宜宾、茅台等地的大曲酒）都运来重庆，而这些大曲酒厂的一半产品，几乎都被重庆吞下。
与此同时，重庆也有烧酒、绍酒输往成都市（《成都市各业调查》，《四川经济月刊》1936年5月）和四川各地。重庆的允丰正黄酒，向来被直接称为“渝酒”，在整个西南地区，位列各酒品牌榜首，是当之无愧的西南第一名酒。
不仅如此，沿江的万县、涪陵也是重要的酒类贸易口岸。
万县本地产酒，酒业十分发达，据万县志记载， 1936年，光万县境内就已有小酒坊735家，其中钟鼓楼的花林春、毡帽石的福厚昌、黄岭坪的四合春，月亮石的太白春，规模都是比较大的。
民国初期，万县本地生产以及“河道”（即长江）运来的烧酒，分售下川东各地。到抗战前夕，“河道”运来主要为江津酒，销往万县、开县、云阳、奉节、巫溪、开江、绥宣等上下川东各地[《万县酒业发达》，《四川经济月刊》1937年7月，（3）:62]。
这些重庆酒的销路之广，不仅覆盖了长江沿线及川东，还经由水陆运往湖北巴东等地，形成了以万州为集散中心的偌大物流空间（符必春：《民国时期川酒运销的空间格局研究》，《酿酒科技》2014年第11期）。
1937年，万县酒的交易量也非常之大：
河道方面,所运来之江津酒,少则百余坛(每坛四百余斤),多至二千坛。除本市销售外,仍分售各地。本年则以开县销售最多,云阳、奉节、巫溪、开江等地次之。至湖北巴东,亦到万购酒者。盖由起运之酒,可由水道木船运输。（《万县酒业发达》，《四川经济月刊》1937年7月）
万县还是泸州大曲、允丰正、江津白酒销往川东及湖北宜昌、沙市的重要转运站（四川省万县志编纂委员会：《万县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5年版）。
而另一个重庆下川东的重要水陆码头——涪陵，在抗战前夕,所销售的酒既有来自重庆的土沱酒和黄酒，也有来自江津的白沙酒：
涪陵之酒,多由江津装木船运来。
涪陵酒之销场,沿长江上起石家沱,下至万县,尤以黔江流域一带销量最大,约合2400吨。
全境酒交易量,最旺每年曾到二万至三万坛(每坛约合198公斤),约共合4800—7200吨。（平汉铁路经济调查组：《涪陵经济调查》，《平汉丛刊》第3种1937年版）
江津白沙——重庆酒的王者
据记载，江津一带：
高粱为农人所极重视之农产物，每年出产，本镇约二万石以上，因水运之便利，上自朱家沱、松溉、石门等处，下游至油溪以上之货，均各集中于白沙。（《江津调查》，《四川经济月刊》1936年第6卷第6期）
綦江县也是江津酒的重要销售地区：
（綦江）所售白酒，多数购于江津白沙……抗战期间，县城有酒商号25家（多数为糖烟酒兼营），小酒馆46家。年进销江津白酒50余万市斤，泸州散装曲酒2万—3万市斤，还有少量贵州茅台酒。（四川省綦江县志编纂委员会：《綦江县志》，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而川东之涪陵：
本地制酒，悉以包谷（玉米）为原料，品质不良，且无大宗制造。故一般所需之饮酒，皆由江津输入。江津产酒，系以高粱蒸制者，品质甚佳。（平汉铁路经济调查组：《涪陵经济调查》，《平汉丛刊》第3种1937年版）
有资料显示，抗战前夕，江津白沙酒年销230万斤到贵州省（交通部邮政总局：《中国通邮地方物产志》，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江津德盛场，有荣普记烧酒房，资本总额计2266元，其烤酒主要输往重庆（占百分之五十），其余输往长寿、涪陵［叶懋，王嘉谟：《川东农业调查（下编）》，四川省政府建设厅1939年版］；江津每年还有部分酒输往巫溪（王业：《巫溪经济地理》，《四川经济汇报》1948年）。
荣昌、大足等地，皆有酒外销
民国十八至二十三年，荣昌酒有9.24万市石销往安岳、大足［叶懋，王嘉谟：《川东农业调查（下编）》，四川省政府建设厅1939年版］；
铜梁酒有9862市石输往合川［叶懋，王嘉谟：《川东农业调查（下编）》，四川省政府建设厅1939年版］；
永川有酒 8.8万市石，销往渝、万，松溉有20.5万市石销往合川（四川省粮食管理委员会：《四川粮食市况通讯》，《建设周讯》1938年）；
抗战前夕，大足年产酒130余万斤，运销本地、安岳及潼南（《大足特产调查表》，《四川月报》1935年6月）；
江北土沱年销烧酒54万斤到当地（交通部邮政总局：《中国通邮地方物产志》，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永川松溉年销酒17万斤到涪州、万县、嘉定、赤水；
大足年销烧酒约3万斤到安岳、潼南（交通部邮政总局：《中国通邮地方物产志》，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综上所述，在民国期间，尤其是在抗战时期，重庆酒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成为当时四川酒业的翘楚，其产量占到全川的三分之一，在全川酒类生产前五名中，除了泸县以外，其余四席都被重庆的县份牢牢占据。在全川的重点产酒区域中，巴县—江津产区稳居首位。江津的白酒产量更是多年占据第一名宝座。
与此相对应的，重庆酒业内部的行业管理也规范有序，酒商同业公会和酿酒产业同业公会，协调、整合市内酒业力量。
与全川最大规模酒类生产基地相匹配的，一定是最大规模的销售网络，并拥有全川最大规模的酒类销售园区——位于重庆市郊的重庆酒场铜罐驿。
重庆酒的销售网络成熟而多元，既有区域内的网络，又有延伸到贵州、湖南、湖北的外销网络，不但成功支撑起本地的庞大酒类生产体量，还为四川、贵州等其他地方的名酒（绵竹、泸州、宜宾、茅台）外销提供了营销网络方面的有力支撑。
05
民国末期重庆酒的衰落
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经济的崩溃，酒企纷纷破产，重庆酒业严重衰退，到1950年重庆酒全年产量仅13811吨。
以重庆主要酒产区江津县为例，1939年江津地区槽坊数量为364户，1948年减少到48户；1939年江津地区的酒桶数量为1200个，到了1948年，仅剩86个。重庆酒从民国中期的巅峰，到民国末期迅速跌入谷底，直至解放后才逐渐恢复。
民国酒史展·重庆高粱酒文化体验馆
重庆酒在民国时期大起大落的这段历史，在位于重庆渝中区东水门老街的“重庆高粱酒文化体验馆”有较完整的展示。这座体验馆是第一座重庆酒文化博物馆，包括重庆酒历史陈列馆和高粱酒酿造技艺馆，把3000多年的重庆酒历史文化，首次对外呈现出来，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前往参观了解。
民国时期重庆码头工人饮酒雕塑·重庆高粱酒文化体验馆
资料参考
1. 司马青衫著《被遗忘的光荣——大历史视野下的重庆酒史》
2. 《兰州学刊》2019年10月·吴朝彦《民国时期江津酒业发展概况、影响因素与酒文化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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