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史料证明,清朝、民国这两个历史时期,重庆的酿酒业在当时的四川,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重庆酒甚至被销售到贵州,占据了当地相当的市场份额。在遵义等地,重庆酒甚至一家独大,仅仅江津一地,每年运往遵义的酒,就有230万斤。
到民国,尤其是进入抗战时期后,重庆酒业进入高峰期,在整个四川酒业中一马当先。
01
民国时期重庆酒的产量
我们先来看一张表。
1936、1938年四川各地酒类产量 单位:万斤
资料来源:1936年见财政部四川区税务局《财政部四川区税务局学报》创刊号第90页附表,1937年1月,四川大学图书馆藏。1938年见四川省财政厅编《四川财政汇编》第3章“税捐”,第124—126页,四川省档案馆藏。
我们把这张表按照现重庆和四川两地进行了重新排列(原表是混排的)。
该表数据出自当时的税务部门,根据各个税务分所(税务管理所)的官方收税数据,列出各地酒的销售量。这个销量,应该是包括所有酒类产品。
从此表可以看出,当时川渝两地共有30个税务分所(税务管理所),其中现重庆区域内共6个税务分所(包括1个税务管理所),而现四川区域内有24个税务分所(内含川南、川北、川西和永宁4个税务管理所)。
此表涉及当时四川的147个县。重庆这6个税务分所管辖27个县,其余24个税务分所则管辖120个县(其中包括现属于重庆辖区的荣昌、合川、城口)。
按照税务统计的口径,在不计荣昌、合川和城口3个县的情况下,重庆1936年的酒类产品年产量是2662万斤,川内其余区域的产量是7379万斤,二者相加是10041万斤,重庆占比26.5%,如果加上荣昌、合川和城口,这个比例接近30%。
1938年,也就是抗战第二年,随着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外来人口急剧增加,对酒的需求量也相应增加。这一年,税务部门统计的重庆酒类产品生产量为4487万斤,全川总量为15301万斤,重庆占比29.3%,如果加上荣昌、合川和城口三地,重庆占比肯定超过30%。
把这些数据,取个平均值,也很能说明问题。1936年,重庆各税务分所下属27个县份,平均每个县的产酒量是98.59万斤,四川各税务分所下属120个县份,平均产酒量仅62万斤,相当于重庆的62.89%。
到1938年,川渝差距进一步拉大。重庆各县平均产酒量大幅增加,每个县平均增加了67.6万斤,平均产量达到166.19万斤,四川其余县份,其平均产量为90.87万斤,增幅不到30万斤,这个数字连重庆的一半都不到,平均产酒量也只有重庆的55%,差距甚远。
而无论是1936年,还是1938年,管辖巴县(这里的巴县,包括现重庆主城各区在内)、江津、璧山、江北、永川、綦江、南川等地的川东税务管理处,其辖区酒产量都是全川第一,尤其是1938年,其产量更是比第二名多了1000万斤。
我们再来看第二张表。
成渝公路沿线各县1943、1944年白酒产量一览表
产量单位:万斤
资料来源: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处:《成渝路区之经济地理与经济建设》,第66—67页,1945年5月。四川省档案馆藏。
说明:1.当时的槽坊规模以盛原料的“桶”论,政府以“桶”核定月产量及税额。一般槽坊只有一两个桶,月产酒0.1万—0.2万斤左右,而“桶”的大小也有区分。
2. 1943年没有统计重庆的数据,只有四川各县。
此表是当时的四川银行,为了摸清成渝公路沿线经济情况而做的调查。
从此表可以看出,自1938年以后,川渝两地酒类产品的产量大幅飙升。
到1944年,巴县以950家酒坊和1859个酒桶数量,占据了这两项的全川冠军,而销量冠军则被年产量3200万斤的江津县摘去——无论是按照税务收税的统计口径,还是银行对实际产量的估计,江津都是第一。
此表显示,后来冠绝全川的泸州产区,当时还在崛起之中,宜宾等地则基本上排不上号,1936年宜宾等8县总产量才354万斤,1938年也才444万斤。要到1949年后,宜宾等地,才作为新兴白酒产区,后来居上。
以上两个表格的数据,涵盖了从1936年到1944年,这些数据显示,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以巴县—江津为核心的川东酒产区,已经成为当时四川最大的和最主要的酒产区,而且比其余地区的产量,多出至少三分之一。
从清朝开始,以江津为代表的重庆产酒区,就已经是全川第一产酒区了。这个优势一直延续到抗战时期。
02
从酒税看民国时期的重庆酒
四川、重庆总的酒税(公卖费)收入,自从1905年(民国四年)开办以来,由于军阀混战,实难统计。1919年税费合并,当年数字相对准确,为67.6879万元,此后川渝两地实行防区制,各地军阀各自提用,更无总的统计,直到1935年,四川印花烟酒税局成立,才又有预算和实收统计。下表为1936—1938年度,四川烟酒税的三年预算和实收表:
1936—1938年度四川烟酒税的三年预算和实收表
资料来源:《四川省糖酒志·下册·川酒专卖与生产经营》(1990.7),第24页。
此表为烟税、酒税总收入,其中酒税收入大约占60%。也就是说,1936年度酒税收入约为164万元、1937年度约为256万元、1938年度约为162万元。
而1936年度,只巴县、江津、璧山、江北、永川、綦江、南川7县辖区的川东税务管理所,收税就达16.794万元,占当年全川147个县酒税总额的10%,1938年度收税46.8095万元,占当年全川酒税总额的17.3%。其中,江津和巴县,毫无疑问地占据了全川酒税缴纳排行榜的一、二名。
我们再看看四川酒税在全国的地位。
1937年,四川酒税收入256万元。本年度,国民政府在全国的酒税收入仅1000万元,四川一地就占了25.6%。
1941年,国民政府实行一税制酒税,促进了川渝酒业的大发展。到1943年,全川当年的烟酒税预算为47000万元,其中酒税预计占比70%(当时的预算比例),高达32900万元,占到全国酒税预算的65.8%。这里面,作为当时四川第一产酒大区,重庆厥功甚伟。
1944年,是整个民国期间川渝两地产酒最高的年份,全川产酒量超过22万吨。重庆所辖11个县的酒税,在本年度10月份,不但全部完成了年度税收征收的任务,甚至还超额了60%之多。
民国老酒票·重庆高粱酒文化体验馆
为了提高税基,国民政府自迁都重庆以来,一直大力扶持酒业发展。高粱酒一项,1938年全川产量为16120万斤,三年后的1941年飙升到28445万斤。由于酒业在川渝两地,尤其是在重庆广有基础,所以稍加扶持就发展迅猛。
1942年,永川酒产值为7950万元,高居该县各项产业产值的首位。排第二位的纸业,产值2795万元,排第三位的酒精产业2400万元(因战争需要,国民政府大力鼓励酒精产业发展),除这前三位的产业外,其他产业总产值仅为区区322.05万元,也就是说,永川一县,其酒业产值,远远超过了其余所有产业产值的总和——这是一个惊人的比例。
酒业的高速发展,带来了酒税的高增长。江津县1945年的酒税,就高达3571.9844万元,占了当年全县税收总额的一半(1949年后,这个数字最多时,占财政收入的40%)。
03
民国时期的重庆酒业组织
民国政府1929年颁行了《工商同业公会法》,把之前的所有同业组织,如行会、商会、同乡会等,都改为同业公会。
重庆酒业据此成立了“重庆市酒商业同业公会”和“重庆市酿酒工业同业公会”两大组织。
重庆市酿酒工业同业公会成立较早,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成立。1946年进行重新改组,于1946年5月2日召开成立大会,颁布《重庆市酿酒工业同业公会章程》,选举出理事、监事。同业公会办公室设在林森路412号(现解放东路)允丰正酒业公司内。
重庆市酒商业同业公会是在1941年3月15日成立的。之前,重庆酒商业分为:绍酒业、老酒业、曲酒业、自然酒业、干酒业、行商酒业、酒馆业、经纪酒业、瓶酒业九大公会单位,1941年,这九大单位联合起来,重新改组成立“重庆市酒商业同业公会”,制定了《重庆市酒商业同业公会章程》。该同业公会办公室地址和酿酒工业同业公会在一起,都设在林森路的允丰正公司内。
据1943年资料统计,这年重庆市内共有主营或兼营酒类销售的商家856家,从业人员1940人,拥有资本1290.27万元。
重庆的这两个酒类同业公会,不仅拥有大量会员,而且对重庆酒业市场还拥有很大的管理权限。根据两个同业公会的章程,所有重庆酒商、酒企,都必须加入同业公会,不然将面临不同金额的处罚。在重庆市场销售的酒类价格,也由酒商业同业公会核定。
04
民国时期的重庆酒业运销格局
重庆自古被长江和嘉陵江环绕,拥有广阔的商贸腹地,几乎辐射了整个西南地区,尤其开埠以后,贸易往来日益增加,与长江中下游各口岸城市建立了紧密的经济关系,甚至在军阀混战时期,也未受到太大的波及。
重庆依托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将整个航运上下打通,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长江中上游区域经济链,这对当时十分依赖水陆运输的贸易条件,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据统计,重庆酒类“往年由大小河上游各产区运到者,每日在七百斤以上,除市民耗用外,尚转销长、涪、丰一带”(《重庆市酒类之销售量》,《四川月报》1938年12月)。
1938年的同业公会统计,该年度全市(指主城范围,含南岸江北等地)每月共销售干酒(烧酒)1000担以上,全年共销售15000担左右(约150万斤),大曲酒月销数百缸(每缸400斤左右)。
重庆酒场——铜罐驿
40年代中期,重庆“白酒销路最好,旺月每天可消耗白酒二万斤,淡月也可销一万斤”(傅润华,汤约生:《陪都工商年鉴:第五编民生工商业》,文信书局1945年版)。
一时间,重庆既成为酒的重要消费场所,也是各区县酒的重要分流地,甚至还出现了专门的酒市和贩运白酒的运货商(类似于今天的物流商)。
著名的酒场在铜罐驿,该地依凭河边,璧山、龙凤场、狮子场、巴县、江津的白酒都集中在此地出售。每场可运销一万多斤。(傅润华,汤约生:《陪都工商年鉴:第五编民生工商业》,文信书局1945年版)
在当时的各种记录中,全川没有发现第二处如此大规模的酒类销售园区。
重庆人把集市叫做场,赶集就是赶场。酒场,就是以酒为主题的场镇。用现在的话说,叫酒类贸易园区。这个全川唯一的酒类贸易园区(很可能还是西南唯一),每场吞吐量1万多斤,按照一个月9场计算(一般每十天三场),就有100万斤以上,规模相当大。
铜罐驿是重庆的一个千年古镇,属巴县管辖,为巴县的“水路三驿”之一(其余两个水路驿站为木洞、鱼洞)。拥有铜罐驿、西彭、元明、宝华、陶家、跳磴六个乡。其中铜罐驿、西彭、元明三地,位处江边,家家种植柑橘,需要大量的猪粪做肥料,为了养猪,又需要大量的酒糟做饲料,从而自发地形成了酿酒—养猪—柑橘的生态农业链。
这个生态农业园的形成,和重庆酒业的发展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铜罐驿成为重庆酒业运销集散地之后,周边的农民就自发加入到酿酒队伍。围绕铜罐驿,逐步形成一个酿酒群落。这个酿酒群落和当地的传统柑橘业,又借助养猪业为中介,达成良性互动,最后形成了强大的产业链。
在这样的产业背景下,铜罐驿一带陆续出现了200多家酿酒槽坊,年产酒6000多吨(即1200万斤以上),是当年巴县的主要白酒产区。铜罐驿因此和江津白沙一起,成为重庆在民国时期的两个主要酿酒产业区。
铜罐驿的酒,主要销往重庆主城区、万县和涪陵等下川东。但是,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由于整体经济形势崩塌,铜罐驿的酒业也受到极大冲击,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仅剩下几十家。
在铜罐驿,还出现了重庆早期的酒类经纪人:
到重庆酒场(在铜罐驿)交易形式,可说是很自由的, 过去还有经纪人从中说合。现在全重庆,只能寻得到一个周宪章。可是佣金很低。(傅润华,汤约生:《陪都工商年鉴:第五编民生工商业》,文信书局1945年版)
这段话表明,到1945年,铜罐驿的酒场的规模已经大不如前了,连经纪人都只剩下一个叫周宪章的人了。
重庆各区县老酒标·重庆高粱酒文化体验馆
万州、涪陵——重庆酒的东出通路
民国时期,由于重庆已成为西南的政治、经济中心,自然也发挥了它水陆四通八达的作用, 其不仅成为绵竹酒、泸州酒、茅台酒、江津酒、永川酒、璧山酒的重要销售窗口和转运站 ,同时也是巴县酒、允丰正黄酒的主要生产区和销售区。
大量的外地好酒(如绵竹、泸州、宜宾、茅台等地的大曲酒)都运来重庆,而这些大曲酒厂的一半产品,几乎都被重庆吞下。
与此同时,重庆也有烧酒、绍酒输往成都市(《成都市各业调查》,《四川经济月刊》1936年5月)和四川各地。重庆的允丰正黄酒,向来被直接称为“渝酒”,在整个西南地区,位列各酒品牌榜首,是当之无愧的西南第一名酒。
不仅如此,沿江的万县、涪陵也是重要的酒类贸易口岸。
万县本地产酒,酒业十分发达,据万县志记载, 1936年,光万县境内就已有小酒坊735家,其中钟鼓楼的花林春、毡帽石的福厚昌、黄岭坪的四合春,月亮石的太白春,规模都是比较大的。
民国初期,万县本地生产以及“河道”(即长江)运来的烧酒,分售下川东各地。到抗战前夕,“河道”运来主要为江津酒,销往万县、开县、云阳、奉节、巫溪、开江、绥宣等上下川东各地[《万县酒业发达》,《四川经济月刊》1937年7月,(3):62]。
这些重庆酒的销路之广,不仅覆盖了长江沿线及川东,还经由水陆运往湖北巴东等地,形成了以万州为集散中心的偌大物流空间(符必春:《民国时期川酒运销的空间格局研究》,《酿酒科技》2014年第11期)。
1937年,万县酒的交易量也非常之大:
河道方面,所运来之江津酒,少则百余坛(每坛四百余斤),多至二千坛。除本市销售外,仍分售各地。本年则以开县销售最多,云阳、奉节、巫溪、开江等地次之。至湖北巴东,亦到万购酒者。盖由起运之酒,可由水道木船运输。(《万县酒业发达》,《四川经济月刊》1937年7月)
万县还是泸州大曲、允丰正、江津白酒销往川东及湖北宜昌、沙市的重要转运站(四川省万县志编纂委员会:《万县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5年版)。
而另一个重庆下川东的重要水陆码头——涪陵,在抗战前夕,所销售的酒既有来自重庆的土沱酒和黄酒,也有来自江津的白沙酒:
涪陵之酒,多由江津装木船运来。
涪陵酒之销场,沿长江上起石家沱,下至万县,尤以黔江流域一带销量最大,约合2400吨。
全境酒交易量,最旺每年曾到二万至三万坛(每坛约合198公斤),约共合4800—7200吨。(平汉铁路经济调查组:《涪陵经济调查》,《平汉丛刊》第3种1937年版)
江津白沙——重庆酒的王者
据记载,江津一带:
高粱为农人所极重视之农产物,每年出产,本镇约二万石以上,因水运之便利,上自朱家沱、松溉、石门等处,下游至油溪以上之货,均各集中于白沙。(《江津调查》,《四川经济月刊》1936年第6卷第6期)
綦江县也是江津酒的重要销售地区:
(綦江)所售白酒,多数购于江津白沙……抗战期间,县城有酒商号25家(多数为糖烟酒兼营),小酒馆46家。年进销江津白酒50余万市斤,泸州散装曲酒2万—3万市斤,还有少量贵州茅台酒。(四川省綦江县志编纂委员会:《綦江县志》,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而川东之涪陵:
本地制酒,悉以包谷(玉米)为原料,品质不良,且无大宗制造。故一般所需之饮酒,皆由江津输入。江津产酒,系以高粱蒸制者,品质甚佳。(平汉铁路经济调查组:《涪陵经济调查》,《平汉丛刊》第3种1937年版)
有资料显示,抗战前夕,江津白沙酒年销230万斤到贵州省(交通部邮政总局:《中国通邮地方物产志》,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江津德盛场,有荣普记烧酒房,资本总额计2266元,其烤酒主要输往重庆(占百分之五十),其余输往长寿、涪陵[叶懋,王嘉谟:《川东农业调查(下编)》,四川省政府建设厅1939年版];江津每年还有部分酒输往巫溪(王业:《巫溪经济地理》,《四川经济汇报》1948年)。
荣昌、大足等地,皆有酒外销
民国十八至二十三年,荣昌酒有9.24万市石销往安岳、大足[叶懋,王嘉谟:《川东农业调查(下编)》,四川省政府建设厅1939年版];
铜梁酒有9862市石输往合川[叶懋,王嘉谟:《川东农业调查(下编)》,四川省政府建设厅1939年版];
永川有酒 8.8万市石,销往渝、万,松溉有20.5万市石销往合川(四川省粮食管理委员会:《四川粮食市况通讯》,《建设周讯》1938年);
抗战前夕,大足年产酒130余万斤,运销本地、安岳及潼南(《大足特产调查表》,《四川月报》1935年6月);
江北土沱年销烧酒54万斤到当地(交通部邮政总局:《中国通邮地方物产志》,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永川松溉年销酒17万斤到涪州、万县、嘉定、赤水;
大足年销烧酒约3万斤到安岳、潼南(交通部邮政总局:《中国通邮地方物产志》,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综上所述,在民国期间,尤其是在抗战时期,重庆酒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成为当时四川酒业的翘楚,其产量占到全川的三分之一,在全川酒类生产前五名中,除了泸县以外,其余四席都被重庆的县份牢牢占据。在全川的重点产酒区域中,巴县—江津产区稳居首位。江津的白酒产量更是多年占据第一名宝座。
与此相对应的,重庆酒业内部的行业管理也规范有序,酒商同业公会和酿酒产业同业公会,协调、整合市内酒业力量。
与全川最大规模酒类生产基地相匹配的,一定是最大规模的销售网络,并拥有全川最大规模的酒类销售园区——位于重庆市郊的重庆酒场铜罐驿。
重庆酒的销售网络成熟而多元,既有区域内的网络,又有延伸到贵州、湖南、湖北的外销网络,不但成功支撑起本地的庞大酒类生产体量,还为四川、贵州等其他地方的名酒(绵竹、泸州、宜宾、茅台)外销提供了营销网络方面的有力支撑。
05
民国末期重庆酒的衰落
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经济的崩溃,酒企纷纷破产,重庆酒业严重衰退,到1950年重庆酒全年产量仅13811吨。
以重庆主要酒产区江津县为例,1939年江津地区槽坊数量为364户,1948年减少到48户;1939年江津地区的酒桶数量为1200个,到了1948年,仅剩86个。重庆酒从民国中期的巅峰,到民国末期迅速跌入谷底,直至解放后才逐渐恢复。
民国酒史展·重庆高粱酒文化体验馆
重庆酒在民国时期大起大落的这段历史,在位于重庆渝中区东水门老街的“重庆高粱酒文化体验馆”有较完整的展示。这座体验馆是第一座重庆酒文化博物馆,包括重庆酒历史陈列馆和高粱酒酿造技艺馆,把3000多年的重庆酒历史文化,首次对外呈现出来,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前往参观了解。
民国时期重庆码头工人饮酒雕塑·重庆高粱酒文化体验馆
资料参考
1. 司马青衫著《被遗忘的光荣——大历史视野下的重庆酒史》
2. 《兰州学刊》2019年10月·吴朝彦《民国时期江津酒业发展概况、影响因素与酒文化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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