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夏之辨：
播州杨氏的家世疑云
杨应龙在其手书的《骠骑将军示意龙岩囤严禁碑》中说：“夫龙岩囤者（即海龙囤），乃播南形胜之地也。吾先侯思处夷陬，不可无备，因而修之，以为保障。《易》云：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吾先侯得之矣。今重缉之，以为子孙万代之基，保固之根本耳。”言简意赅地阐明了海龙囤是杨氏历经数代方营建而成的“播州根本”。人们不禁要问，留下这一构思精妙、规模恢弘的建筑杰作的杨氏到底是何方神圣？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播州杨氏的家世一直疑云密布。
明初，“开国第一文臣”宋濂奉旨领衔纂修《元史》，洪武三年（1370）告竣。正在此书中，杨氏的“先侯”第一次被写入正史的“列传”，入传的是元初主播的杨汉英。文曰：“杨赛因不花，初名汉英，字熙载，赛因不花，赐名也。其先，太原人。唐季，南诏陷播州，有杨端者，以应募起，竟复播州，遂使领之。五代以来，世袭其职。五传至昭，无子，以族子贵迁嗣。又八传至粲，粲生价，价生文，文生邦宪，皆仕宋，为播州安抚使。至元十三年（1276），宋亡，世祖诏谕之，邦宪奉版籍内附”。粗略的勾勒了杨氏的谱系，并认为其祖源是来自太原的汉裔。修史之时，元祚已移于明，而时之主播者杨铿尚未内附，写传所据文献皆应出于元。《元史·世祖本纪》记载了汉英之父邦宪在至元十四年（1277）八月入朝时的情形，“甲申，播州安抚使杨邦宪言，本族自唐至宋，世守此土将五百年”。则史书所据的，应是记录在案的杨氏的自我陈述。
元人程钜夫在大德七年（1303）应杨汉英之请所撰的《忠烈庙碑》（《雪楼集》卷十六），以及元人袁桷所写的《杨汉英神道碑》（《清容居士集》卷二十六）内容与《杨赛因不花传》大致相同，《元史》所记或本于此，亦未可知。
再向前追溯，目前所见的杨氏之先为太原人的最早文献，是《杨文神道碑》。杨文生于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卒于咸淳元年（1265），是海龙囤的缔造者。据新近出土的“镇墓券”，杨文墓筑于其死后两年的咸淳三年（1267），神道碑应立于此时。1291年，其妻田夫人亦阖然辞世，此时大元已拥有天下，曾经的抗蒙英雄的神道碑遂被击作数截，一截作了田夫人的封门石。残破不全的碑文写道：“宣宗末年，大理举兵······播州鼻祖杨端奉命平定，其功始著。五季乱，天日隔离，杨氏世守此土。······宋庆历间，十一世祖实平邕广之侬智高。十世祖昭，被旨讨泸，······自祖入播，以迄于君（杨文），凡十又五世。”这里第一次提到了杨氏的谱系，但是杨昭和杨实的世系与其他文献都不同，不知孰是。
洪武五年（1372），杨铿内附。或因在《元史》中彰显了杨氏声名之故，宋濂被杨家委以重任，撰写了《杨氏家传》。在这一家族传略中，宋濂勾勒了杨氏自始祖杨端至明初的杨铿二十代主播者的行迹，内容远较《元史》丰富，杨氏源自太原之说遂成定论。
这是一个既熟悉而又陌生的故事，其中隐约有两千年前“庄蹻王滇”的影子。庄蹻本是楚将军，受命南征，打至滇池，正欲归来，秦夺楚地截断了回家的路，就留在当地成了王。在播州杨氏的祖源记忆里，始祖杨端俨然庄蹻再世。问题在于，南诏为大敌，杨端能克之而复播州，实丰功伟绩，为何新旧《唐书》不着一字？杨端之名首见于文献，即前引之《杨文神道碑》，去其入播已近四百年。而其被追为播州始祖，是杨粲时事。前引《忠烈庙碑》说：“宋嘉定六年（1213），髙祖忠烈公（杨粲）始考典礼，建家庙，以祀五世，奉太师公为始祖。”播州在杨粲统领时，迎来了一个繁荣期。《杨氏家传》说：“杨氏居播十三传，至粲始大。”考古所见的杨粲夫妇合葬墓，确实也是杨氏墓葬中最为精致和宏大的。因此，不独追奉始祖，完整谱系的勾勒以及始祖是华夏汉裔这一观念，均可能形成于此时。
事情还没完，播州杨氏后来竟与“杨家将”扯上了关系。《杨氏家传》说：自端五传至昭，无子，以族子杨贵迁为嗣。贵迁是宋太师中书令杨业之后。业生延朗，延朗生允广，允广生贵迁。杨业何人？他是北宋初的抗辽名将，风靡一时的杨家将故事，即以杨业祖孙三代为蓝本创制，该故事南宋时便已在民间流传。但延朗之子叫文广，而非允广。郑珍曾认为“允广”似“文广”之误（《遵义府志·土官》）。而按《杨氏家传》，贵迁之嫡孙名文广，若其曾祖确系文广，则祖孙同名，不可理喻。因此，这似是一个有意的误会，允广即允广非文广，而延朗并无子名允广者，杨贵迁与杨业的关系便无从说起。
如果杨端的英雄徙边与杨业在播州的血脉传承都只是一个传说，这意味着什么？
与一般的“英雄徙边记”是“他者”的叙述不同，播州的“英雄徙边记”多是杨氏的自我说道。而在华夏文人的表述里，杨氏难以摆脱“蛮夷”之气。杨贵迁是第一个跃入华夏视野的杨氏族人。元丰四年（1081），苏轼在《答李琮书》中论及杨贵迁。书云：“播州首领杨贵迁者，俗谓之杨通判，最近乌蛮，而枭武可用。·····数日前，有从蜀中来者，言贵迁已杀（乞弟之死党）宋大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5记熙宁六年（1073）五月杨贵迁遣子入朝事说：“播州杨贵迁在夷人中最强盛，以老，遣子光震、光荣献鞍马、牛黄、麝香。”宋人魏了翁（1178-1237）在为许奕所撰的神道碑中提到杨粲，径称其为“夷酋杨粲”（《鹤山集》卷69）。可见，宋濂之前的华夏文人并不认同播州杨氏的汉人身份。
杨氏到底是汉人还是“夷人”？
1940年代，谭其骧撰文力主杨氏本“蛮夷”。他认为，《杨氏家传》的文字，依据的主要是谱牒，而谱牒多依托虚饰之辞，因此不足信。而杨业父子祖孙的轶事遗闻，自宋以来盛传民间，“播州杨氏故自附为其同族后人以为荣”。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盖宋元以后杨氏子孙渐习诗书，浸濡礼义，耻其先祖之出于蛮夷，故刺取前史，巧相比附”。如果谭先生所论不谬，则我们可以结合前面的讨论，认为杨氏祖源认同的变迁大约发生在杨粲主播时。粲时，杨端被追认为始祖。而同一时期，家族修谱之风大盛，常有历史上的某一名人贵胄被家族攀附为血缘的源头，尊为始祖（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此风绵延至今。
杨氏的夷夏之辨，还在继续，任何一方都可以在史料里找到支持自己和批驳对方的证据。铁证也许还躺在黄土深处，等待考古者轻轻唤醒。然而无论出身何处，杨氏心慕华夏及其对华夏的认同在各种表述中已流露至明。在这样的祖源追认中，边地人群的心理与文化与华夏核心渐趋一体，一个多元一体的中国渐渐凝聚。
2012年6月6日凌晨1时写于海龙囤巅。银色的雨丝在海龙囤无边的黑夜里，摇曳。我听得到她的舞蹈。
——刊于《贵州都市报》2012年6月8日“副刊”版（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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