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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鼎投资:王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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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初,九鼎被巨大的不安全感笼罩着,很快投了5家公司:金杯电工、佰利联、山川果汁、领亚电子、田园生化。

  “基金搞起来的时候,我们确实对pre-IPO看得非常明白了,什么项目能上市,不能上市非常清楚。符合证监会要求的就能上,就这么简单。企业符合证监会的审核要求,老板特别想上市。吴刚在证监会待过,覃正宇和吴强出身投行,没那么难。”黄晓捷说。

  黄晓捷发短,近似光头,一对大招风耳,模样有点卡通,在业内有自己的“粉丝团”,在公司里负责融资。他说:“虽然不难,可是到2008年初就发现一个问题,项目都来得太随机了,如果没有这几个同学朋友,我们岂不是要饿死?守株待兔风险太大,所以我们决定要从游牧式生产方式变成农耕式。”

  所谓的“农耕式”,就是在各个省、区域找到合适的人员驻扎当地,负责联络和发现当地企业,跟当地政府、银行和券商等中介机构加强沟通。同时在北京建立庞大的研究所,对行业中的优质企业进行纵向筛选,以纵横交错两种方法“扫荡”全国的投资目标。

  找到目标企业后,由北京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对企业进行尽职调查。九鼎还有20人的专门团队做投后服务。这样,融资、找项目、尽职调查、评审、投后服务各个环节都有专人各司其职,业务速度大大加快。

  这是全世界PE行业都没有采用过的办法。倪正东说,目前国内一线的PE公司虽然都各有特色,但是从形式上来说,“大部分都是几十个人,合伙人什么都干,和国际上的PE公司长得很像。”

  为了打造这架机器,九鼎疯狂扩张招人,一家老牌顶尖PE公司的合伙人评价九鼎和中国的加工业一样,走的是低端路线,赚取人口红利,而PE的特点是高端和精品。

  这张细密的大网向全国各个角落撒下去,几乎没有漏网之鱼。“基本上现在中国所有的PE机构看的所有项目我们都联系过。要是没投就是价格或者理念不一致,很少有别人谈了半天,我们连听都没听过的。”蔡蕾说。

  2010年初九鼎投资了二十多家公司,到目前为止,这个数字是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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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31日清晨,北京T3航站楼人声鼎沸繁忙异常。7点半的飞机,7点钟登机口开始检票登机。对排起的长队和“叮咚”的验票声,蔡蕾视若无睹充耳不闻,带着我熟练地穿过一家品牌店,站上滚梯,进了国航会员区,悠哉地吃上了早餐。

  他说:“咱们是倒数第二个进来的,后面还有一个人。我通常都是最后一个登机,搭飞机实在搭得太多了。”去年蔡蕾累计飞行239趟。

  蔡蕾是四川江油人,从小到大考试都是第一名,高考时成绩优异,却被人把档案掉包,最后上了绵阳农专。毕业后在江油市政府工作了几年,又考上川大的研究生,随后在中铁信托工作。

  生活中蔡蕾腼腆柔和,稍微有点驼背,话不多。谈判时就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激情四溢,直奔主题,锲而不舍。

  “我们当时觉得蔡蕾厉害,没想到这个家伙这么厉害。”吴刚敲打着桌子直摇头,“评审会开到半夜4点,第二天早上8点钟又要开会,他又来了;合伙人会议开到半夜3点,第二天早上六七点的飞机,他又去了。”

  “你不困吗?”我问蔡蕾。

  他说:“每天见这么多成功的人,你还要想怎么去征服他,怎么会困呢?这就跟打仗一样。人的最大的需求是创造历史的需求,是书写历史的成就感,每个人的内心潜藏着一个当英雄的梦想。有些人淡一些,我们这帮人对这个需求多一些。”

  作为前金融企业的高管,蔡蕾当时已经年薪百万,是4个人中最富有的。到九鼎的前3年里,他一直拿税前两万块钱月薪。现在他在九鼎负责项目开发,他自己说,“就是内心不安分,不想再给人打工。”

  今天九鼎投资了120多个分布在不同行业的公司,已经上市和快上市的有30家。和二十多个地方政府有合作基金。这个不可忽视的资源平台,是谈判时蔡蕾亮出来的重要武器。

  吉峰农机董秘郑舸2008年第一次去九鼎办公室,那时候九鼎已经搬入了泰康大厦,一个副总裁的办公室里摆着的行军床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人家发展这么迅速一点也不奇怪,这是加班加出来的。”

  跟着蔡蕾出差的几天,我数了一下,平均每天他要去3-5个公司,除了和当地员工开会之外,每晚回房间和员工开电话会议到后半夜。九鼎重庆地区负责人冯德建说:“他这强度一般人确实受不了,这次来已经算是轻松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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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晨5点半,我和九鼎消费品行业的研究员李玉平已经上了机场摆渡车。我们聊了一会儿三明市,它偏安于福建省中部,从福州过去开车要3个小时,从厦门过去也要3个小时。总之,这地方不出名,过去还有点折腾。

  “鼎晖就是在福建南平发现南孚电池的。”李玉平认真地说。

  和麦当劳连锁店面临的问题一样,如何把控各个分店人员素质和业务质量,是摆在九鼎年轻的合伙人面前的第一个问题。

  九鼎的尽职调查一般由两名业务人员和一名财务人员组成,历时3个礼拜左右。进场之后首先要对公司的生产、销售、采购等每个部门负责人进行访谈,以及行政和人事部门。对更下层的车间主任、班长、组长、产品经理、业务员也有约见。业务人员还被要求尽量在企业内部找到一些个人朋友,私下吃饭聊天。随后对企业的上游供货商、下游渠道、客户都要做调查,还有和竞争对手以及行业协会交流。

  业务调查尾声,专门负责财务审计的人员会入场。最后业务小组才和公司董事长等高管访谈。尽职调查完毕后一般会形成一份100页左右的调查报告。即便不投资,也要给企业写一份10页左右的建议书。

  去年李玉平调查一家生产火锅底料的公司,为了摸清公司铺货情况,李玉平和一个同事各自在四川和陕西汉中跑了5个县市和乡镇,每人各去了15个左右的农贸市场;然后又去了河南等地拜访客户。

  如果一切顺利,项目就上评审会。如果最终决定投资,地方开发人员的奖金非常丰厚,他们一般有强烈意愿对企业投资。

  业务研究员的奖金和公司上市后的表现挂钩,如果上市后公司年收益率50%以上,奖金也非常丰厚,如果年收益达不到30%,就没有奖金,因此研究员态度一般比较中立。

  财务风控人员则是固定奖金加低收益的高额罚款,他们就更趋于保守,倾向否定项目。

  学会计出身的吴刚一手打造了号称PE行业最严格的风控体系,如果被投资企业年收益率低于30%,风控管理人员、项目人员将会按照投资额乘以奖金系数成倍罚款。“基本上这个项目不仅挣不到钱,别的项目挣的钱还要贴进去。”

  PE公司的内部制度设计没有成熟的一定之规。九鼎的制度设计看起来有道理,但能否解决问题,还需要时间检验。

  阿诺刀具董秘王薇为了引入PE接触了很多公司,她说:“同行对九鼎有褒有贬,贬大于褒。都说九鼎压根不做尽职调查,光高价抢项目。”当九鼎的研究员在阿诺刀具公司附近住下,还说要住七八天的时候,她吓了一跳。“后来我把九鼎的尽职调查报告拿给他们的同行看,大家都很服气。”

  不过蔡蕾也承认,招这么多人,良莠不齐,业绩驱动太强烈,个别人就会出现用高价招揽项目的情况,造成不好的影响。

  吉峰农机董秘郑舸说:“当时十几家公司都很看好我们,但是做农机连锁,别说在国内没有上市先例,在国际上都没有,回去之后他们又犹豫不决。别人是尽职调查简单,决策麻烦,九鼎是尽职调查详细,决策快速。”

  后来吉峰农机只引进了九鼎一家PE公司,在吉峰农机成为创业板第一股之后,九鼎随之声名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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