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际儿童文学研究动态

———与约翰·斯蒂芬斯教授访

Dynamics 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Literature Research: Interview with Prof. John Steph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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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约翰·斯蒂芬斯 (John Stephens)教授是国际儿童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杰出学者。他近年来尤为关注常被西方学术界忽略的西方世界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的儿童文学，推进不同文化的国家之间的儿童文学学术交流，是联结东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界的重要桥梁。谈凤霞与其访谈中讨论的话题主要涉及当代国际儿童文学研究中的多种理论、方法和争议，如意识形态、多元文化主义、民族志诗学、主体性、性别、认知诗学、新兴文类、学科地位等问题。

关键词: 儿童文学; 理论批评; 多元性; 危机; 可能性

谈凤霞 (下文称 T) : 您从事儿童文学教学和研究已有三十多年，在国际儿童文学研究领域里成就卓越。在进入儿童文学教学之前，您曾担任的教学课程是文本分析和文学理论。尽管您后来一直对儿童文学有兴趣，但对文学、电影、文化研究等其他领域也一直保持兴趣，因为您认为儿童文学研究需要保持和其他研究领域积极的对话。我很认同您的这一观点。我也认为儿童文学研究应该有超出其自身的更为宽广的学术视野，这样才能深入发展并且能和总体文学研究竞争。您可否对这种 “积极的对话” 加以解释，并在您广博的学术经验中提取一些案例加以说明?

约翰·斯蒂芬斯 (下文称S):儿童文学常被认为是文学研究中的“灰姑娘”，有时被认为其学术是吸收了文学或文化理论以使得它显得比本身更为复杂。这种情况确实时有发生，但是所有人文学 科领域都会借用彼此的或其他领域的概念和方法论，比如哲学、精神分析学、社会学、人文地理学、语言学等，将那些概念和方法论化用为自身的方法。西方儿童文学批评更多植根于描述性的内容 分析或历史主义。我认为可以带入概念和方法论来动摇传统的研究过程并提出更为尖锐的观点，有时换以不同方式去思考可以帮助你发现此前所不能洞 见的部分。诸如性别研究或多元文化主义这类社会 学上注重细微差别的研究方法在揭示关于性别和种族的社会假设方面已经非常有效，儿童文学作家已对这些另类的思考方式作出了回应，他们的作品对 促进社会变化有所贡献。再比如我的著作《儿童虚构文学中的语言和意识形态》( 1992年) 引入的观点对于儿童文学研究领域是崭新的，当时该领域 里的学者们尚未思考主体性、读者地位、互文性、叙事聚焦或狂欢性这些议题。我带入的这些概念源自于我自身从事的文学话语分析研究，它们在本领 域已经颇具研究成果，而儿童文学领域的学者们起初认为运用这些概念和方法论非常困难，而到现在 也已经是司空见惯。我估计年轻学者们大概没有意识到他们现在习惯运用的批评分析话语其实才存在了二十多年而已。据此我认为，上述事例表明: 以某种特别的方式去思考的能力取决于你能否找到一个概念及其语词。

T: 您在国际儿童文学研究领域的成果非常突出，其中尤为著名的是您于 1992 年出版的儿童文学理论专著《儿童虚构文学中的语言和意识形态》，这已经成为当代儿童文学研究史上一个杰出 的里程碑，自它出版以来，就成为儿童文学中的意识形态、读者地位、话语分析等研究所需要参考的标准性文献 (我也在多篇论文中参考引用) 。在这本书之后，您又写了多篇跟意识形态有关的论文，如《儿童文学、价值和意识形态》［1］《由儿童创作和为儿童创作: 图式理论、叙事话语和意识形态》［2］以及与罗宾·麦科勒姆 (Robyn McCallum) 合写的 《意识形态和童书》［3］等。您为什么对儿童文学中的意识形态研究如此感兴趣?这一研究有何重要性?

S: 所有文本在本质上都具有意识形态，因为不带任何社会导向的写作是不存在的，因此这就隐 含着对文本的阐释，而那种阐释反过来又是导向社  会意识形态的。然而，大多数为儿童写作的作家没 有意识到他们是置身于一个意识形态框架中进行着 写作活动，这主要由于两个原因: 第一，他们大量接受了社会对于这个世界的假设——它是如何组织和结构的，它的权力等级、性别关系、赋值于物质  对象的价值观等。他们的写作中充满了这些假设， 而这是不易被察觉的意识形态。第二，当这些书籍 纳入了社会主张，他们就拥护了我们所谓的积极的 意识形态，这类意识形态致力于肯定某些行为甚或去改变世界的思考方式。例如，我发现富足状态和利他主义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但是我们没有对此思考很多，虽然这在儿童文学中是两个关键的概念。比如，我觉得杨红樱的《淘气包马小跳》系列的中心内涵也存在此二者的关系。作家们没有意识到那些积极的主张就是属于意识形态的，因为他 们并不倾向于把那些积极的价值观当作是意识形态。

这里再随机举一例:我刚从椅子旁的一堆书里抽取了一本，是爱德姆·杰徳韦兹(Adam Gid-witz)的《审问者的故事》(TheInquisitor's Tale，2016年)。我翻到第4页，读到这么一段:  “就这样，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婴儿基恩渐渐长大。她是个快乐的小东西。她喜欢沿着村子里长长的肮脏的小路奔跑，跨进黑暗的门廊，对住在每座房子里的人们招手。”这段关于富足状态的描写怎样表现为意识形态?我想这是令人惊讶的。只有当成长、繁荣、快乐较为匮乏时，它们才可能成为人们所希冀的事。于是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认识到，上述方面属于积极的意识形态。为什么这里的路被形容为“肮脏的”、门廊被形容为“黑暗的”?这所农庄里存在物质贫困的元素，但是这个快乐的孩子借助它们并且超越于此而成长起来(就像社会建议我们所应该做的那样)。善于社交和为人友善是好的，是利他主义的简单形式。我们阅读时也许没有注意这些事情，但是它们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并且随着小说的展开而变得更为重要。这一意识形态深深植入语言并潜在地去形成说者(和读者)的思考方式，这是语言学家在一段时间内已经意识到的情况，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巴塞尔·B·波斯坦  ( Basil B． Bernstein)的《等级、符码和控制:关于语言社会学的理论研究》(Class，Codes and Control: Theoretical Studies Towards a Sociology of Language，1971年)。这种语言学的植入正是我对意识形态研究产生强烈兴趣的原因。

T: 您在《儿童虚构文学中的语言和意识形态》中谈道: “儿童虚构文学顽固地属于文化实践的领域， 其存在的目的是将它的目标读者社会化。”儿童文学创作界存在一种不同的声音，认为儿童文学的目的不是教化和社会化，而是给儿童纯粹的快乐。我认为，尽管很多作家并没有紧扣意识形态的主题，没有明确想要传递意识形态，但事实上，其作品中存在意识形态。您研究文学中的叙事话语，认为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中的叙事话语在意识形态方面有什么主要的区别? 研究儿童文学中的话语时，需要特别注意哪些方面?

S: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认为儿童文学存在的目的只是为了有趣和娱乐———这是西方儿童文学创作者们经常作出的声明，通常那些暂时性的 流行文化文本的作者尤为强调，他们从不考虑为获奖而写书。但是这些作家并没有区分隐性的意识形态和其拥护的主张。不过，文本的意识形态是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之间主要区别的症候，儿童文学和 少年文学都以社会问题为基础。多年前，我曾提出这样的观点，西方儿童文学和少年文学都是建基于 一种 ( 意识形态) 图式:一、自主的人格对于生命的平等是必须的，即便不是本质的，也是值得要 的，个人要为此而斗争。二、这样的一种人格是主体间的，而非唯我论的; 是利他的，而非自利的。三、以民主的形式组织起来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优于显性或隐性存在的社会政治等级、霸权或暴政形式。四、对人类的情感健康，尤其是儿童情感健康的最好的维护，在一些传统核心家庭的模式中能得 以最好的实现 ( 即由双亲和孩子组成的完整的家庭，也可从更广泛的家庭结构来考虑，双亲包括血 缘关系的父母亲，或父母离异后又重新组合的伴 侣，或是一些国家承认合法的同性恋伴侣，他们担 当抚养孩子的义务) 。五、人的性行为应该建基于平等的性关系之上。［4］这一图式在成人文学中并不典型，也并不仅仅存在于澳大利亚儿童文学，我仍然认为它构成了儿童和成人的两类文学的主要区别。任何接受这些原则并将其建构进故事里的作家都是在复制意识形态。正如你所言，问题并不在于作家有意识地设置、去灌输某一特殊的意识形态，而是在于它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无意识的过程。

T: 我发现您很擅长运用理论和建构理论，有一些论文跟理论直接相关，比如 《儿童文学、文本和理论:现在我们对什么感兴趣?》［5］《理论和批评实践》［6］。在凯丽·梅兰 ( Kerry Mallan)和克莱尔·布兰德福德 ( Clare Bradford)主编的《当代儿童文学和电影》一书中有您撰写的一章 《图式和脚本: 认知学工具和儿童文学中文化多样性的表现》［7］。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与理论融合”，主编撰写的序言的主题是“重回理论”，她们认为 “理论是活的、健康的，并且它的状况可以承诺会 有很长的、健康的生命。”我想您支持这个观点。在中国儿童文学研究领域中，在考虑运用什么样的理论才算真正恰当时，研究者经常会感到困惑甚至沮丧。请问该如何选用相关的研究理论?

S: 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明显衰竭，学界产生了一种似乎“理论时代” 行将就木的感觉，批评的任务将更多是进行作品评论而非理论建构。然而，文学和文化理论并不像超市里的商品那样具有“有效使用期”，而是能持续吸引不同程度的研究兴趣。《当代儿童文学与电影》中的文章重申了一定范围内已经存在的概念性方法，一些可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但他们进入儿童文学批评则是在近些年，主要是在20 世纪 90 年代，它们也许没有变成主流的研究方法。大卫·布奇宾德 ( David Buchbinder) 研究“改编” 问题的那一章 ( 第七章) 认识到改编是儿童文学创作中惯常的过程，但是对此现象的研究设想还没有很好地进入儿童文学研究领域，尽管有一些相关研究早于我和罗宾·麦科勒姆的《重述故事，架构文化》( Retelling Stories，Framing Culture，1998 年) 一书，在此书中我们形成了关于改编的总体理论。在我印象中，理论的循环使用在中国比起在西方更为长久。比如，一个突出的区别是，中国学者对于周作人著作会普遍地反复引用，这与西方不断变化的理论形成鲜明对比，现在很少看到索引文献是写于 1990 年之前。学术著作如彼得·亨特  ( Peter  Hunt)的《批评、理论和儿童文学》( Criticism， Theory，＆ Children' s Literature， 1991 年)  或者芭芭拉·沃尔 (Barbara Wall)的《叙事者的声音: 儿童虚构文学的困境》( Narrator's Voice: The Dilemma of Children's Fiction，1991年) 可能就处于即将从学术视野消失的地步，尽管它们仍旧被不时地引用。

儿童文学批评中有两条广阔的河流: 一是描述性内容和主题分析，这些一直是稳定存在的方式，可以细分为当代文本研究和历史研究; 二是为批评所用的自觉的“理论”，它经常采用以介绍概念为基础的文章形式，后面跟随内容和主题分析。这些运动在 20世纪 70年代开始影响儿童文学的批评方法，虽然批评这一学科的主要功用还是维持教育学、教师和图书馆员的培养。杰克·奇普斯 (Jack Zipes) 对布鲁诺·贝特海姆  ( Bruno Bettelheim) 的著作 《童话的魅力》(The Uses of Enchantment， 1978年) 的马克思主义式的解构是早期理论介入儿童文学研究的一个例子 ( 杰克·奇普斯随后在1979年出版专著 《冲破魔法符咒: 探索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的激进理论》) 。《儿童文学协会季刊》和儿童文学领域中其他刊物在其后几年间逐渐转变成关于文学批评的论坛，偶尔还会有对 “理论” 的攻击。

理论各种各样，其中有三种理论与你的问题最为相关。首先，有大量的理论并非必然地产生于文学批评，而是常常转用为批评的形式。主要的例子如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女性主义和之后的性别理论、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与“读者反应” 相关的各种理论、后殖民主义、叙事理论、符号学、话语分析等。广泛地说，这些都是关于 “表现” 以及它和现实之间的关系的理论。我想，常常会使学者深感困惑的是，当他们想要运用这些理论中的某一种时，只是把它当作讨论文学的方法论资源，而没有深入思考这些理论所立足的世界观，或者它们对所努力攻击的主流世界观的反对程度。因此，回到你关于什么理论适合于分析儿童文学的这个问题上来，这取决于研究者想通过一个理论视角去达到什么目的。杰克·奇普斯在1978 年的文章中提供了一例，呼吁充满想象的文学和致力于发展社会实践的理论，以其改变西方文化及其社会经济体制的社会结构。如我上文所说，他这里的视角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视角，但是其他理论也以不同的方式去努力反对社会中的阶级霸权的统治，或者去反对经济方面的意识形态、男性主导地位或种族歧视。从理论视角分析文学文本的一个重要的好处是，它会对传统的内容和主题描述中固有的假设构成挑战; 另一好处可以从多种理论的结合中获得，例如女性主义经常和其他理论相联系。

我提到了三种理论。理论也以更为特殊的方式发挥作用，尤其是那些用于提取概念的理论和用于分析过程的理论。第一种的例子是关于主体性、性别、价值、民族等的理论。第二种的例子是关于“改编” 及其通常相关的概念 “互文性”。我注意这两种的区别，是因为讨论 “改编” 问题看上去很容易 (比如可以没有关于改编的理论作为依据)，但在探讨主体性或价值时则至少会需要诉诸于一种隐性的理论。弄清了这些概念是怎样被理论化的，会极大地增进对于特定的儿童文学文本的理解。

T: 您的研究兴趣包括了文化研究尤其是澳大利亚儿童文学中的多元文化研究。我对多元文化研 究也非常感兴趣，我想这一研究的兴起显示了全球 化或本土化时代在那些多元文化国家 ( 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 出现的一种思想开放性趋势。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一多元文化研究从什么时候、在哪个地方开始出现? 您关注 1990年倡导的多元文化主义，我想您的这一研究比较早，如您发表过 《倡导多元文化主义: 1972年之后澳大利亚儿童文学中的移民》［8］一文。从那以后您持续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又发表了其他专门的论文，例如《近年澳大利亚儿童虚构文学中的多元文化主义: 通过历史性的虚构文学和个人历史( 重新) 建构自身》［9］《持续、分裂或紊乱? 澳大利亚虚构文学中从移民社会到多元文化社会的转变》［10］《定位他者: 澳大利亚少年虚构文学中的 ( 后) 多元文化主义及其观点》［11］等。您在 《图式和脚本》一文中这样阐释多元文化主义: “与儿童图书中占主导地位的主题即个人认同的发展相结合的多元文化 主义与这一方式相关: 以社会的结合和社群主义来代替矛盾、克服差异，从而带来多元文化的意识和能动性。”我猜想这也许是您拥护多元文化的主要原因吧? 我所关注的是如何弄清主流文化和边缘文化之间的存在的矛盾、影响、渗透等关系。我被您的一些文章的题目所吸引，尤其是 “定位他者”。我很好奇您是如何展开这一论述的? 我也很疑惑，是否在不同的多元文化国家里对于多元文化研究的方法和态度上有巨大的差异?

S: 作为一种创造性的实践和批评论，多元文化主义有着相当多样的历史。起源可追溯到 20世纪 60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持续出现的后殖民主义状况，但是这一说法在不同时代、以不同方式被理论化。例如，在美国，它被主张文化同化的 “熔锅” 理论所塑造，然而在英国、加拿大等其他国家则倾向于将之比喻为 “镶嵌式的马赛克或万花筒”，文化多样性在其中得以保持不变。澳大利亚也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1946年到 1972年间奉行的是同化政策，在二十五年的保守规定之后，随着对作为国家政策的多元文化主义的官方接受而出现了政府的变化，沿着上文所说的马赛克的比喻，不同文化或族群借以共存，但是保持各自的特殊元素。到20世纪70 年代末时，以多元文化主义为主旨和拥护多元文化主义的儿童文学已经出现，大约在 1980 年左右开始得到批评界的关注，虽然那还只是描述性的批评。你推测我在20世纪90年代较早地 “拥护多元文化主义” 是对的——那是首次在文学界讨论澳大利亚虚构文学的多元文化问题。在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论在 20 世纪80 年代末之前达到高峰，甚至早于那些书写多元文化的最好的儿童文学作品的诞生。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保守的政府赞成控制文化侵略的边界和出于对一个即将消失的澳大利亚社会的怀旧，而将多元文化主义的理想推至一边。政策话语从多元文化主义的语言转向为关于差异性、社会凝聚力和协调的语言。学校里的 “多元文化日” 变成了 “和谐日”。多元文化的儿童文学基本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挑战联邦政府政策的关于难民的书籍。我撰写的“定位他者”的论文考察的是: 当澳大利亚社会继续主张文化上的多样化时，我们居住于一个 “后多元文化” 的时代。澳大利亚的这一经验并非唯一。英国也经历了相同的过程: 多元文化主义从未在任何宪法或立法机构层面上被正式肯定，使用的话语总体上都偏向于 “凝聚和整合”，而非“多元文化主义”。一些多元文化的政策和实践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教育中已经出现，但是到20 世纪 90 年代时业已消失。这在美国也是同样，从未声明将多元文化主义作为政策，学校里的多元文化活动正在被消除。

上述我所及的内容已经部分地回答了你的问题，那些国家已经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方式开展了多元文化的政策。就我所知，只有加拿大、瑞典和芬兰已经把多元文化主义写进了宪法 (最近的举措发生在芬兰，在2003 年) 。在早期的参与者已经进入了后多元文化时代的形式之后，21 世纪发展多元文化实践的国家也在这样实践着。我认为，儿童文学不可避免地必须对特殊阶段的社会政策作出回应。

T: 性别也是您研究的范畴。您研究女性主义， 1999年起写过论文《少年小说中女性自身的建构: 作为换喻的装扮》［12］ 《女性主义话语和女性主义阅读地位的互文性建构》［13］ ( 和罗宾·麦科勒姆合写)  等，您还将这一性别研究的兴趣延伸至男性气概研究，写过 《少年杂志和少年小说中的女性的凝视与男性气概的建构》［14］，并主编论文集《成为男性的方式: 儿童文学和电影中的男性气概表现》［15］ ( 2002年) 。此集子中您写了三章:  第三章 《等待书写的一页: 少年小说中的男性图式和主观能动性的动力》［16］，第十章 《奇怪的异位空间: 夏姆·赛尔法杜瑞的〈滑稽的男孩〉和彼得·威尔的〈下船的男孩〉》［17］ (和波夫勒·培尼尔合写) ，第十三章《少年小说中的男性气概的表现: 挪威和澳大利亚的案例比较》［18］ (和罗夫· 罗摩仑合写) 。您为什么会思考这个关于男性气概的主题? 您个人撰写或与人合写的章节很有新意，我对第十三章的比较研究尤其有兴趣。您为什么选择挪威的作品来和澳大利亚的做比较? 位于不同大陆的两个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表现有着明显的区别吗?

S: 想起做男性气概方面的研究，是在我注意到性别讨论基本都局限于女孩之时。自 20世纪 70 年代以来，女孩的社会性建构已经多有研究，而不知怎么地存在一种假设:男孩没有以相当的方式得以建构。我回忆起在我家附近街道上的一个九岁或十岁的男孩，他走路的姿势给人的感觉是，似乎穿着打上装饰钉的足球靴，做出腿部肌肉非常酸痛的 样子。我意识到他的步态是模仿他的足球队英雄在 球场上的走路姿势。这个男孩正在将他所见的特殊的男性气概内化为自身。论文集《成为男性的方式》缘于我和罗夫·罗摩仑合作的项目。在国际儿童文学学会的会议上，我和罗夫有过交谈。罗夫问我是否能去挪威待一阵，罗夫当时在研究写给男孩的文学。我能够很流利地阅读中世纪的挪威语，因此我能相当快地获得现代挪威语的阅读知识，而挪威已经取得了性别平等，这远胜于其他任何西方国家( 因为挪威政府主要由女性掌管) 。我没用太长时间就提出做少年文学中男性气概的比较研究这一建议。但我之前没有想到会遭到挪威女性的攻击，她们对于澳大利亚男性气概的概念建基于类似 于澳大利亚的肥皂剧《在家和离开》(Home and Away)。在我们完成合作项目之后，我想最合适的下一步工作是发展出一本论文集，把它收入其中。因为之前尚未有相关的研究，所以我写信给我认为对男性气概问题会有兴趣的学者，邀请他们撰文。在编选完工之前，有四分之一的来稿未被采用，我选用的是观点新颖的论文，力求论文集的内容能够平衡和多样。我起初只打算写序言和关于挪威与澳大利亚的比较这两篇，但是最终我不得不填补两个关键的空白 (同性恋主题小说和少年小说) 。

T: 您很重视主体性，我发现主体性在近些年的西方儿童文学研究中已经成为普遍的话题，如罗宾·麦科勒姆的著作《青少年小说中的身份认同观念:对话主义构建主体性》［19］，玛丽亚·尼古拉耶娃的《儿童文学中的权力、声音和主体性》［20］ 等。这一研究自1992年以来为什么会越来越普遍? 是否因为它涉及新的儿童观或儿童文学观?  您主编的论文集《亚洲儿童文学和电影中的主体性》［21］( 2013 年) 也聚焦于主体性，您的这本论文集在2015 年获得儿童文学协会 ( ChLA)评选的儿童文学论文集杰出编辑奖。祝贺! 您撰写了此书的序言《身份的政治:  从跨文化视角看儿童文学的主体性》。我想 “跨文化视角” 对于研究文化主体性来说至关重要。“agency” ( 能动性) “intersubjectivity”( 主体间性)  等也常用来作儿童文学分析。除了政治、文化和身份的意识形态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因素与儿童主体性紧密相连?

S: 我想 《儿童虚构文学中的语言和意识形态》中有关主体性的讨论在概念上后续还有许多可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在我早期的论文里有三四篇已经涉及 “主体性” 这个概念，自它 1992年被明确提出后，在《儿童文学季刊》或《狮子和独角兽》等刊物上至今已有数百篇相关论文。这又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当人们意识到一个概念之后，可以将之作为很有用的概念来援引使用。那些早期文章中的一篇是对读者反应批评的一些著作的评论，但可能没有被广为关注。我推测是“主观能动性” 和 “主体地位” 这类观点才促进其成为被方法论所采用的术语。你问它是否和“新的儿童观或儿童文学观” 可能有联系，我发现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想，答案在于它和其他观念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关于叙事聚焦的过程能有助于我们讨论角色被表现的内在世界和角色的选择。很奇怪之前为什么儿童文学研究界没有人注意到 “叙事聚焦” 这个问题，虽然从1978 年以来英语文学批评界就已经开始运用 (塞默·切特曼《故事和话语》，我在 1980年阅读了此书)。“主体间性” 主要取决于主体性不是一个固定的观念，而是经常变化的。也可以说，我对一个虚构文本的参与就是一种主体间的交战——我的主体性随着我和被塑造的角色的一致性或间离性关系而改变。我认为主体 性与意识、能动性、人格和现实相关。它与成为一个“主体”的经验相联系，即个体拥有自觉的经验，如视角、感觉、信念和欲望等。因此，主体性的一个重要组成元素是能动性，意味着主体可作出选择，可对其他实体实施行动或行使权力。我们可以这么说，儿童文学的一个核心主题是 (儿童) 对主观能动性的诉求。

T:近些年，您较为关注亚洲儿童文学。您编辑了论文集《亚洲儿童文学和电影的主体性》( 2013 年) 。去年，您又主编了另一部厚重的论文集《劳特利奇国际儿童文学指南》 ( 2017 年) 。后者反映跨越全球的多国儿童文学的美学、文化、政治和智慧的多样性，“是第一部聚焦于世界上未被重视的地区的儿童文学的论文集，尤其关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这部论文集提请注意广泛地存在于世界各地的儿童文学及其相关媒介，它们很少被'主流’ 的欧洲和北美学者所关注。” 我记得您在我校的讲座 “1990－2015 年间批评概念的演变” 中曾提到 “输出的观念很少进入和其他学术文化的建构性对话”，在《劳特利奇国际儿童文学指南》的序言中您引用格徳弗雷·B·汤沃 ( Godfrey B． Tangwa)的警句: “西方文化嘴巴很大、耳朵很小……因此它经常只听见自己的回声。”您提出了“民族志诗学”并概括为: “民族志诗学分析试图揭示主位实体中具体表现这些有着细微差别的因素的文化嵌入方式。”您主编的这些论文集无疑具有重要的革新性，有助于增进世界范围内的广大读 者对这些儿童文学的了解和不同文化之间对话的可能。您和澳大利亚儿童文学研究界的三位同行曾经 共同写过一本论著:《当代儿童文学中新的世界秩序:乌托邦转变》［22］ (2008年)这个书名很宏观。您能否解释一下你们讨论的“新的世界秩序”这一提法?当代英语儿童文学界是否有一些直接为政治意识形态服务的儿童文学?英语儿童文学中是否至今还存在一些禁忌?

S: 提出 “新的世界秩序” 这一核心概念是因为在 1980 年代末全球政治发生了巨大变化: 冷战结束，苏联解体，柏林墙的拆除，南非种族隔离的结束，对威胁人类生存的环境灾难的认识等。“新的世界秩序” 概念的提出是将之作为一个挑战，去重新思考在长久存在的世界政治结构解体之后，尤其是曾经给予世界一种特殊的稳定和意义的冷战结束之后，该如何去统辖这个世界? 美国注意到它可以作为世界领袖来填补这一时期的权位空缺， “新的世界秩序” 这一修辞很快被美国用作对 1991 年侵略伊拉克的辩护。《儿童文学中新的世界秩序》的出发点是为了探索 “新的世界秩序” 概念如何在西方儿童文学中以显性或隐性的方式出现，而它的传播之广泛则相当惊人。

当代英语儿童文学作品似乎没有直接为政治意识形态服务的。这又是一个关于隐含的意识形态的问题。比如，英国作家安妮·范恩 (Anne Fine) 看起来思想较为保守，她的一些小说如 《金鱼眼叔叔》( GoggleEyes)含有一种解决社会矛盾的特定的意识形态，与英国统治阶级的价值观结盟去取 笑左翼一派。另一方面，存在有关挑战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学。在玛格丽特·撒切尔担任英国首相期间，有很多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挑战了她的政策，如简·尼德尔 (Jan  Needle ) 、基恩·科姆普( Gene Kemp) 、苏珊·普瑞斯 ( Susan Price)等。澳大利亚 2007 年的许多童书都含蓄地批评政府关于联邦选举的政策(在选举中，政府被彻底打败)。目前英语儿童文学中存在的禁忌很少，但是要比北欧斯堪的那维亚等地区的儿童文学中的禁忌 要多一些。比如，死亡常常还是用间接的方式去表现，作品中所写的更多是死去的狗而非人。当我在进行挪威－ 澳大利亚的合作项目时，我起初惊讶于挪威虚构文学中竟然描写低龄少年的性问题，接着意识到澳大利亚童书对于低于十六岁 (这是一个法律允许的年龄)   的儿童的性的涉及仍旧是一个严格的禁忌。书店不会收存这类书，图书馆也不会购买，因为怕引起公愤。

T: 英语世界的儿童文学研究自20世纪80 年代以来迅速发展，不断创新。您曾谈论过目前学者们探索的脚本理论的运用以及认知研究领域，您认为这一领域能为我们回答 “什么是文本” 给出新的答案。在当代儿童文学研究中是否还存在某些难题或困境? 您2015年在我校的讲座的结尾，提出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观点: “我认为在儿童文学领域潜力巨大的一个概念是概念混杂/整合。概念整合就是把两个意义的精神类型结合在一起———例如，将知识的两种图式框架或两个脚本情景，有选择和有节制地结合，创造出含有新意的第三种精神类型。” 您以您的菲律宾博士生 Anna Katrina Gutierrez的论文 《重新组合菲律宾儿童的传统》［23］为例做了讲解，此文研究了全球本土化与民族认同形成的关系，指出“全球本土化” 是全球化的效果之一，存在于全球现象和本土文化的辩证关系中，是这一关系造成动态的全球本土化认同。我认为“全球本土化” 的确是具有创造性的一个概念，而两个对立性的概念混杂形成的新概念具有含混的复杂性，也会带来进一步的探索价值。您认为未来的国际儿童文学研究可能还会有哪些新的领域?

S:常常会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发生，但有时新思想要产生大的影响或成为主流思想要过好多年。我知道一些学者运用脚本和图式理论作为分析方法，但是不论何时他们想要发表这方面的研究成 果，编辑仍会要求他们再一次界定这些概念。也许，最终只有当足够量的论文发表后才能让这些术语变得耳熟能详。研究中的新方向来自于两个方面的资源:首先，小说、电影、多模态文本等的新的创造性方向，会要求用新的思考和批评方式;第二，理论中的新方向会促进从新的视角重读文本。二者都不能预测。一些研究领域仍然还没有发展起来，例如，很少有人致力于生态女性主义框架之内 的儿童文学研究，也许只是因为人们不具有相关的 知识和认同。爱丽丝·科瑞( Alice Curry) 的著作《少年文学中的环境危机》 ( Environmental Crisisin Young Adult Fiction，2013年) 是很精彩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一个界标，到现在还是该领域中唯一的重要著作。一个富有成效的方式是发展一种新的方法，把不同的理论进行组合。克莱尔·布兰德福德(Clare Bradford) 和冉法拉· 白克里尼 (Ｒaf- faellaBaccolini)将三个领域的研究组合在一起: 人文地理学，后殖民主义理论，乌托邦理论。萨拉·B．莫赫勒 ( Sarah B． Mohler)近期吸取了叙事学、脚本、图式、概念性比喻和认知学电影研究的多个概念。我也结合了认知地图 ( 最初来自于人文地理学) 、社会生态、图式理论和概念性比喻。这些结合帮助我们去发现罗兰·巴特所说的“文本不是由作者创造而是由文化创造” 这一经典言论的本质。为了获得这种洞察力，我想一个学者要在智力探索中永不满足和敢于冒险需要宽泛地阅读，尤其是阅读超出他们自身领域的狭窄观念之外的那些书籍。

T: 您始终以饱满的热情和旺盛的精力长期献身于世界儿童文学的学术研究。即使在您退休之后，依旧积极参加世界各地的各种国际儿童文学大会并发表学术演讲，也参与世界多国的儿童文学论坛和研讨。自2002年以来，您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兰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多所高校做过多场精心准备、水准极高的讲座。衷心感谢您对中国儿童文学界的学者和学生们给予的所有重要的学术帮助!我相信您的影响力已经遍及世界，许多受您帮助的年轻学者都对您满怀崇敬。当您离开《国际儿童文学研究》期刊主编的位置、结束您担任了长达9年之久的了不起的编辑工作之后，多位学者撰写了一组文章向您终身的学术贡献致敬和致谢，以 “永远进行的工作” 为标题发表，这些评论热烈而中肯地评价了您多部学术著作的独到建树。我也深深敬重您对于推动世界儿童文学研究所做的无私奉献! 我在麦考瑞大学进行学术访问和合作研究期间，更加深了对您的学术风范和贡献的了解。您开放的胸襟、治学的热情、深重的责任心、永远保持生长的智慧以及全心扶掖后进等美好的品质，是照亮世界儿童文学学术界后继者的璀璨光芒。

【摄影：马贵生】

原文刊载于《昆明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限于篇幅，参考文献删略。

撰稿人：谈凤霞、约翰·斯蒂芬斯

编辑：吴晓彤

审校：汪涟、刘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