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实克（1906-1980）
编者按
作为欧洲汉学大家，普实克很早就关注到中国的历史书写与抒情诗歌的内在贯通之处。陈国球教授在中国古代诗史互通的文化背景下，详细介绍普实克有关中西史学与诗学传统的论述，在彼此参照的视野中抉发普实克的洞见并阐明其意义，对今天探讨中国文化中“史”与“诗”两大传统相互生发与支援的关系极富启发。本文初刊《东亚观念史集刊》第20期（2022年9月），感谢陈国球教授授权发表。
史意诗心：普实克论中国的史与诗
传统观念中，史以记事，诗以言志，各司其职。及至近代，在理性思维主导下，历史务征实，诗歌主想象，趋尚有异。然而，古今中外也有不少论者对「诗」与「史」的共通处有所认知与体会。其中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普实克（Jaroslav Průšek, 1906-1980）就从中西史学与「抒情诗」及「史诗」的关系切入，观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及文学书写如何贯通「人」与「现实」，从当下看「过去」，并以思考「未来」；认为两者有着相同的思辨模式。其论述极富启发意味，值得注意。以下我们先简要析述中国传统史学与诗学互通的观点，再与普实克之论相参照，以见其说之别开生面。
一、中国史学传统中的诗意
史与诗互为关联的早期论述，最为人熟悉者是孟子之说：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1]
孟子首揭的议题，引来后世许多诠解以至发挥。原文所述由「迹熄」而「亡」，「然后」有所「作」，显然含有时序先后，以至后者取代前者的意思。因此，很多诠释者就尝试从历史角度作出解析甚至附会。例如赵岐就依时世变迁来作解释：
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颂声不作，故《诗》亡。[2]
朱熹《集注》更落实为：
平王东迁，而政教号令不及于天下也。《诗》亡，谓〈黍离〉降为《国风》而《雅》亡也。[3]
然而细考之，这些解说并不圆满；或者说，都有可以置疑之处。例如「颂声」是甚么意思？《雅》是否可以代表《诗》？春秋战国之世，《诗》之传承未曾中止，不能说已经消亡；诸如此类，聚讼纷纭，在此不必细论其详。我们可以留意孟子之说所可能包含的意旨。首先，「《诗》亡然后《春秋》作」，言下之意是《春秋》可与《诗》相通，以至后者可以取代前者。再可追问的是：相通之处在哪个面向？是《诗》有《春秋》的载史意义？[4]抑或《春秋》虽然是史著，内中却有诗意？[5]
再往下文看，可以留意的是「事」、「文」、「义」三个相关联的字眼。「事」指过去发生的事件，或者说历史的事实（historical facts）；「文」是记、是述（narration）。更重要的是由孔子揭出的「义」：透过「文」以揭示「事」的义蕴（meaning, significance）。或许，这正是《诗》与《春秋》，或者「诗」与「史」之相通之处：人如何理解他所遭逢的由过去到当下的现实世界（reality），是一个千古都究心的大问题。诗以言志、史以存义；《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春秋》则寓褒贬之意。诗与史，都以「文」为载具。在中国传统中，「文」是「文化」、「文明」的呈现样态；人透过「文」与身处之境况作多方参照，从而体会其间意义。易言之，「文」是人与外界连接的其中一个重要通道。
除了与《诗》相通，也有将历史著作与屈原《离骚》比拟的讲法。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篇《司马相如与司马迁》说太史公：
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6]
所谓「背《春秋》之义」，是源于司马迁的谦词。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云：
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然而〈自序〉篇中又引述父亲司马谈之说：
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
然后接着讲明自己的责任与抱负：
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7]
司马迁《史记》是否真的背圣人之义，是可以讨论的。然而鲁迅的重点在于体会中国史上一位重要典范史家从事历史书写的深意：「寄心」、「感身世」，以「楮墨」，「传（畸人）于千秋」；这种「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的作为，鲁迅比之于《离骚》，事实上无异于中国文化传统中以诗「言志」、「缘情」的倾向。再如现代评论家李长之在〈文学史上的司马迁〉中所说：
「发愤以抒情」，这是楚文化的精神，却也是西汉所承受了的伟大的精神遗产，而集中并充分发挥了的，只有司马迁。那是一个浪漫的世纪。司马迁就是那一个浪漫世纪的最伟大的雕像。因为他是抒情诗人，所以他的作品常新，情感本是常新的。[8]
在李长之笔下，写史的司马迁就是一位「抒情诗人」。他看到的是这位史家的诗人之心；《史记》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其中常新的情感。所谓「常新」，意指可以让不同世代的读者都能有所感应，分享司马迁的感受。
《史记》，中华书局2014年版
回看〈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是表示自己之撰《史记》与「孔子作《春秋》」不能相比；然而据《论语·述而》所载，孔子也表明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和司马迁之语，应该都是谦词。[9]司马迁沿用了相似的表述方式，反而暗喻《史记》与《春秋》的关联。事实上，司马迁在下文举列中国书写传统中的重要典范时，也显示出《史记》可以与之同列的信心；他认为自己的历史书写可比诸周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屈原著《离骚》，以至《国语》、孙子兵法、《吕氏春秋》、《韩非子》、《诗三百》：
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故事，思来者。[10]
类似的话，又见诸司马迁〈报任安书〉：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故事，思来者。……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1]
这里有两点需要留意：一、司马迁对文字书写的模塑能力，有清楚的认识；可以将过去的历史事实与相关信息、事件和行动，作出整理编排，加以叙述——「述」故事、「整齐」其世传；二、他又相信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文字——无论其为诗、其为史——自有其超越性，包括超越个体，让个体的感情生命向外延伸；文字足以解开个人郁结、形成一个通向世界、天地，以至未来的通道。将历史书写与「意有所郁结」联系，也是鲁迅与李长之所聚焦之处。
至于历史书写的文字语言层面，唐代史学家刘知几之论值得细味。他所著《史通》的〈叙事〉篇，对史著文字之「简要」特别用心：
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事；《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斯盖浇淳殊致，前后异迹。然则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12]
刘知几提出「美」的价值论，以叙事之省文简要为基准；他又说：
然章句之言，有显有晦。显也者，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然则晦之将显，优劣不同，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词组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斯皆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义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晦之时义，不亦大哉！[13]
除了「简要」，刘知几还以「用晦」为尚。「简」与「晦」，在他眼中，都是「时义大矣哉」！意思是这种书写方式，可以「文约而事丰」、「事溢于句外」，而读者可以「望表知里」、「睹一反三」。这种评断基准，根本就是中国诗学的要求；史学与诗学，归趣可谓同一。钱钟书《管锥编》就指出《史通》所谓「晦」，无异于《文心雕龙‧隐秀》篇之「隐」，「余味曲包」、「情在词外」，他说：
刘氏复终之曰：「夫读古史者，明其章句，皆可咏歌」；则是史是诗，迷离难别。老生常谈曰「六经皆史」，曰「诗史」，盖以诗当史，安知刘氏直视史如诗，求诗于史乎？[14]
从史书侦测诗意的想法，又见于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虽然重点不完全一样。他在〈史德〉篇中将《史记》与《离骚》联结，再指向《诗三百》的意旨：
夫《骚》与《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怀于三代之英，而经纬乎天人之际者也。……《骚》与《史》，皆深于《诗》者也。言婉多风，皆不背于名教，而梏于文者不辨也。故曰必通六义比兴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15]
在章学诚心目中，历史书写的文字意义，似乎比刘知几更为复杂。他认为《离骚》与《史记》都是上等的「文」，因为「文」传递的是圣王之世、天人之际的理想；这正是司马迁撰史的目标。然而，章学诚又认为撰史者不能「梏于文」，否则就失去明辨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他的目标并不停留于事实的精准记录，或者事情经过的详实连贯，而是透过「六义比兴」的文字力量，抉发史事的意旨义蕴。换句话说，章学诚关注的也就是孟子认定的、孔子所取的「义」。《文史通义》〈言公‧上〉说：
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固将惟义之求，其事与文，所以藉为存义之资也。……作者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16]
〈申郑〉篇又说：
夫事，即后世考据家所尚也；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则史家著述之道，岂不可求义意所归乎？[17]
从孟子开出可与《诗三百》相接的《春秋》之「事」、「文」、「义」三个元素，到司马迁以「述」故事、「整齐」其世传的方式释放「意」中的郁结，以「通」于道，让《太史公书》贯注「楚骚」遗韵；中国的史学论者如刘知几、章学诚，也承此而下，用心着力，琢磨史与诗——或者说叙事与抒情——如何在互相支持的情况下，探索以至彰显文化深义与政教理想。以上的简析大抵停留在中国传统的视野范围；下文我们尝试举出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普实克，以他浸润于西方文化的背景，究竟会对这种「史蕴诗心」的形与神，有何观察与理解。
二、普实克论中西史学与诗学传统
普实克在1961年于日本东京举行的「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会议上宣读论文：〈中国与西方的史学和史诗——人间故事构思方式的差异研究〉（History and Epics in China and in the West: A Study of Differences
in Conception of the Human Story）。这是他从理论层面对中国「史」与「诗」相通的文化现象作出深入探讨的重要文章，两年后在「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机关刊物《第欧根尼》（Diogenes）第42期刊载；文章经过修订后收入普实克的英、法文著作《中国历史与文学》（Chi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1970）。[18]从题目看来，这是一篇比较中西文化的研究论文，但实际上普实克的最终目标是揭示一个文化复合体（cultural complex）——这是布拉格结构主义的一个理论概念——的思想模式，以至感知现实的态度与方法。[19]作为汉学家，他要处理的就是作为「复合体」的中国文化，检视的样本是中国人对人间活动的感应、记录与理解方式，以及缘此而生的中国历史书写形态。[20]
Jaroslav
Průšek, Chi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Dordrecht: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70)
普实克是以他熟悉的西方文化为论述起点，指出「历史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 约公元前484-425）记载波斯和希腊两次战争的《历史》（History），从情节结构而言实在是「史诗」的模仿，构成方式如同荷马史诗《伊利亚德》（Iliad）一样。普实克又借用德国叙事学理论家希尔特（Ernst Hirt）著作《史诗、戏剧与抒情诗的构成规则》（Das Formgesetz der epischen, dramatischen und lyrischen Dichtung, 1923）对史诗形式规范的分析：
史诗作者的问题在于：要有立场，营造统一，使源自各种时空的原子不会团团乱转，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形成一种具有均齐的稳定性、紧凑性和具体性的流畅情节。……那些坚持尽可能地详细描写的人，必须避免片段式的书写，必须寻求稳定性和时间持续无阻的流动；以这种方式创作，叙述可以从一个强有力的起点出发，没有间断地被带领到更遥远的境地，当中没有过去完成式的情节。[21]
普实克由是归纳出一个史诗情节结构的关键：当中有一个主题和情节统一的叙事流（a homogeneous stream），故事的推进可以「持续无阻的流动」。他再对照西方早期两本重要的历史著作，希罗多德《历史》可以见从头就开出一道有力流淌的「叙事流」，而修昔底德（Thucydides, 约公元前460- 400）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Peloponnesian War）更是宏大的史诗结撰（a grand epic composition）。[22]
相对来说，普实克看到中国的历史著作如《左传》、《史记》，都不是「持续无阻的流动」；尤其司马迁《史记》以《本纪》、《年表》、《书》、《世家》、《列传》等分部结构，当中尽是似断不续的小故事单元，与线性连续的叙事体所带动的阅读习惯，真有天壤之别。普实克有必要调整他的阅读策略，试图理解这种历史书写的方式。他认为中国史家首先以系统化的处理手法，将历史材料（发生在过去的事件、行动，以至相关的文献）作出分门别类，然后依类整编。西方历史书写追求叙事体内在的同质（internal homogeneity），而中国历史书写的同构型则是透过外在整编，再加上在类别段落中的评论结语而获致。他又举出沈复的《浮生六记》作为人间故事的中国构造模式之示例。他指出这本中国式自传并不依循时间顺序开展，反而将传记数据安插在「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等类别之内，人生的哀乐悲喜似乎是其中分类的决定因素。他又认为这个处理方式，更接近记忆的真实：
中国式的序列也和往事在我们记忆中涌现的方式相一致，都是通过其间的相似性互相牵引出来。[23]
对于中西不同方式的书写历史，普实克作出了非常有启发意味的判别。他认为西方将历史视为一脉流淌无阻的汩汩水流，其实有许多想象成分：
史家并没有接触到历史的过程，而只接触到它在脑海中的反映，接触到化成客体之反映，接触到那些源材料、史迹，等等。因此，历史学家基本上触碰的只是个别的事实而非过程。[24]
依着这种想法书写历史，就有小说化/虚构化的 （fictionalization）倾向；而读历史者，也会从中寻求审美趣味。换句话说，阅读历史就有如读史诗或小说所经验的趣味。普实克又借用苏俄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B. Šklovskij, 1893-1984）的「情节/故事」（sujet/fabula）的观念去说明西方的历史书写的人工与艺术成分；更甚者，历史书写者要形构一道「同构型」的叙事流，难免会对历史材料加工而至变形（deformation）。普实克对西方历史「书写」的思考，很容易令人联想到怀特（Hayden White, 1928-2018）在《后设历史：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所厘分的层次：一、排时序（chronicle）；二、述故事（story）；三、构情节（emplotment）；四、筹议论（argument）；五、寓劝惩（ideological implication）。[25]当然两人的关怀不完全一样，怀特的理论思考更精密，但普实克的视野可能更宽广。
相对来说，中国传统史家处理历史材料时较少作出大规模的情节编撰，梁启超「以今代的史眼读之」，就认为如《春秋》一类的史著「文句简短，达于极点」；「一条见一事，不相联属，绝类村店所用之流水簿」，「只能谓之簿录，不能谓之著述」；[26]这些论见当然有其时代因素，但其讨论方向就是偏于「以西律中」。普实克的态度却有所不同。他说：
中国史家知道，在他眼前只是一些源材料和史迹，它们与真实发生的情事处于复杂的关系；再者，源材料及其包含的种种事实又自成类别，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并不依靠——至少并非仅靠——源材料所反映的现象之间的关系就可以阐明。……因此，中国史家并不会对历史源材料进行加工，他不会将自己发现的事实组合成连续的链条，也不会将它们小说化，而是编排成不同的类别。他并不致力于创造某种关于过去的艺术化图景，而是努力地将保存下来的材料以最便捷的形式呈现给读者。由是，中国史家并不创造，只是整理编排。[27]
普实克关注的，仍然是历史材料与真实的「过去」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中西史家处理的方式不同在于后者所再现的「过去」，表现为一段同构型的叙事流、一个内在同质的过程整体，所以不惜对材料加工，甚至删削润饰以构成一个动态的情节故事。中国史家却不在意其中的顺序与连续性，反而透过材料的分类编排，以保存对过去情事的理解与诠释的可能。普实克借「述而不作」的传统观念来解说中国历史书写「不加工」、「不变形」，当然只能是大而化之的概括。正如上文提到，「事」、「文」、「义」三者都是中国史学关怀的元素，司马迁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其实都是「文」的安排。普实克在文中也不忘补充说，所谓对历史材料不加工，只是相对于「史诗式」的整体性处理而言；中国史家就个别往事片断所作的加工，可以处理得非常有艺术性。[28]具体而言，他认为中国史家是以这样的方式「理解过去」：
中国史家的做法是选取某些事实再聚合并列起来，……希望唤起某种过去的印象，力图让读者从这些事实得到一种感觉，对过去的氛围感到熟悉。因此，中国史家想激发的是读者的直觉和情感，而不是他们的思想和逻辑，正如我们在上文分析沈复的自传《浮生六记》所表明的那样。[29]
沿着这个方向，普实克再追问，中国文人以这种方式处理历史、面对现实，是否与这个文化传统中占主导位置的文学类型有所关联？他的论述起点是西方史学与史诗相通；至于中国史学之相关文类，他给出的答案就是抒情诗：
中国抒情诗的基本方法是，诗人不会直接描写异常的、不可重复的事物，而是从诗歌题旨的一般储存库中挑选几个情感最强烈的母题，将它们自由地并列在一起，丝毫无意于建立紧密联系。他的目的是唤起某种通常不能明确界定的情绪。这是些普遍性的母题，在作品与作品之间传递，有点像一定情感量的等值票券。[30]
普实克又注意到中国传统「文集」的形态。对于西方人来说，中国文人将作品编成个人别集，当中包括各体诗、书信文章、札记等等，而不是以一个明确主题构撰成专书，是非常奇异的文化现象。普实克把这种别集比拟为西方作家的「遗作集」——逝世后各种未完成的遗稿的集合成书。他又说「中国是一个热衷选集的国度」（a country of anthologies），再结合中国史书常有抄录大量传主的「文章」等，这些在中国传统中习以为常的现象，对普实克来说，都要费力用心去理解。[31]他认为这都是依循中国抒情诗感知现实世界的态度与方式，也就是中国史学以至其他文化表现形式——例如绘画、雕饰、园林建筑——的态度与方式。
三、结语：史与诗的「抒情精神」
普实克在发表〈中国与西方的史学和史诗〉一文之前不久，曾为捷克语译白居易诗选本撰写了一篇后记，后来他再用英语撮写成〈白居易诗歌札记〉（“Some Marginal Notes on the Poems of Po Chü-i”）。[32]在文中普实克问道：
为什么中国抒情诗成为了中国人最主要的艺术表达形式？以至于，至少在某些欧洲文学批评家眼中，整个中国文学里，只有抒情诗能够在世界文学高峰中，与希腊的史诗、莎士比亚的戏剧和俄国的小说并列，占据一席之地。[33]
于是他用心考查中国抒情诗的特性，指出：
长久以来，中国抒情诗一直在探索如何从自然万象中提炼若干元素，让它们包孕于深情之中，由此以创制足以传达至高之境或者卓尔之见，以融入自然窈冥（mysterium of
Nature）的一幅图像。其背后的基本假设是艺术家具备敏锐的观察能力，能于毫末洞见大端，深入自己意想向读者表达的情景之核心。诗歌的目标是成为芸芸经历大自然的同类体验之本质或精华，好比画于画家之为用。这种取态使艺术家究心于摘选各种现象中之典型，将之归约为最基本的特性，以最简洁的手段作表达。[34]
普实克《抒情与史诗：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海书店2010年版
简言之，普实克发现中国文人写作抒情诗，就是透过观察、体验，以及传达的活动，与外在世界周旋互动。这些活动经过千锤百炼、传承积渐，诗人们都有高度概括的能力，掌握普遍的意义与精神。这种能力可以与大自然相交，也可以施诸与社会人情的探索，例如白居易，就以这种阅世方略，去抒写民间的苦困与不幸，得到最佳的效果：
与〔西方的「客观性诗歌」〕仅仅描写现实相对照，诗人［白居易］观察现实、反映现实，又感怀现实、评断现实。诗人的感兴波动，为他所呈现的图景添上情感的色彩。[35]
普实克深入分析了白居易的诗作〈新丰折臂翁〉。他认为诗中有一个「抒情基址」（basic lyrical ground-plan），「为诗的主题及其情感划定了界限」；在这个基址之上是一个完整的复杂故事，而这故事并没有削弱「诗歌抒情的统一性和同构型」。一方面我们面前出现一个现实的视域，同时又凝聚了诗人的、士兵的、乡民的，以及老翁的情感；而各种元素又在单一的时间面（a single time level）汇集。基于这个分析，他以为白居易诗具备的「抒情精神」的特点是：「客观现实」与「感情经验」的并置。
中国传统文人打造出这个通往人间现实的渠道，既以抒情，也能阅世——包括「现实」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再回看〈中国与西方的史学和史诗〉一文，普实克也是从这个角度探视中国的史学。他认为中国史家的任务不在把个别的战争英雄或者贤人将相写得活灵活现，他们的理想是透过历史上的人物与情事，揭示更深刻普遍的义理。这个观察又可以印证孟子汇通《诗》与《春秋》的「事」、「文」、「义」，而「义」是圣人孔子所追索、所秉持的最高目标。普实克在文章末段引用了「中国抒情传统」论述的重要推手陈世骧的话语。陈世骧在评论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时提到司马迁撰写《列传》的焦点不在个别人物，而「在人物头顶上的更宏大的天幕」（on a much larger panel
overhead）；[36]普实克说这顶上的苍穹不仅是史家的焦点，更是所有中国文人作任何书写的关切所在。[37]
注释
[1] 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离娄下〉，页267。
[2] 同上。
[3] 朱熹：《孟子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页295。
[4] 参考陈来生：〈诗亡而后春秋作新解：韵文史诗向散文史书的嬗递〉，《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页106-109。
[5] 参考章益国：〈史与诗：论中国传统史学的诗性〉，《学术月刊》，1999年第10期，页64-71。
[6] 《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九卷，页435。
[7]司马迁：《史记》（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4），页4002、4005。
[8] 李长之：〈文学史上之司马迁〉下，《文潮月刊》，第1卷第6期（1946年10月），页379。
[9] 有关「述而不作」的问题，可以参考Michael J.
Puett, The Ambivalence of Creation: Debates Concerning Innovation and
Artifice in Early China (Stanford: Stand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0] 司马迁：《史记》，页4006。
[11] 司马迁：〈报任安书〉，载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13），〈司马迁传〉，页2735。
[12] 刘知几着，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叙事〉，页156。
[13] 同上，页161-162
[14] 钱钟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164。
[15] 章学诚着，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史德〉，页222。
[16] 同上，〈言公‧上〉，页171。
[17] 同上，〈申郑〉，页464。
[18] Jaroslav
Průšek, “History and Epics in China and in the West: A Study of Differences in
Conception of the Human Story,” Diogenes, 42 (1963): 20-43;
Jaroslav Průšek, Chi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Dordrecht: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70), pp. 17-34；
[19] 参考陈国球：〈如何了解汉学家：以普实克为例〉，《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17卷第4期（2007年12月），页105-109；陈国球：〈从结构的观念进入：普实克的文学史研究〉，《东亚观念史集刊》，第4期（2013年6月），页441-456。
[20] Jaroslav
Průšek, Chi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p.17.
[21] 同上，页18。
[22] 同上。
[23] 同上，页22。
[24] 同上。
[25] Hayden
White, Ma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h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Introduction: The Poetics of History,” pp.1-42. 又参Hayden White, “The Historical
Text as Literary Artifact,” in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81-100.
[26]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页16-17。
[27] Jaroslav
Průšek, Chi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p. 24.
[28] 同上，页26，注11。
[29] 同上，p. 29.
[30] 同上，p. 30.
[31] 同上，26-28。
[32] Po
Ťü-i, Drak z černé tůnĕ (Dragon from the Dark Well) (Praha:
ČSAV, 1958).
[33] Jaroslav
Průšek, Chi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p. 76.
[34] 同上，p. 80.
[35] 同上，p. 78.
[36] Chen
Shih-Hsiang, “An Innovation in Chinese Biographical Writing,” Far
Eastern Quarterly, 13 (Nov. 1953), p. 50.
[37] Jaroslav Průšek, Chi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p.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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