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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早点去世,他就会成为无可超越的电影大师

作者:Andrew Sarris

译者:陈思航

校对:易二三

来源:The American Cinema – Directors andDirections: 1929 – 1968

如果约翰·福特在1929年末就去世或是息影,那么他也至少应该在电影史中获得一个脚注的位置。

约翰·福特

在他的那个时代,《铁骑》和《一门四子》吸引了一定的关注,而在美国博物馆的收藏中,它们似乎是福特仅有的默片。《铁骑》显然受到了格里菲斯的影响,《一门四子》则是受到了茂瑙的影响。

《铁骑》(1925)

虽然在这些影片中,有一些包含福特特质的段落,但它们显然不是那种出人意料的作品。总而言之,在它们之中蕴含着一种对于逝去之天真的怀旧,这种怀旧是家庭史层面的。

《一门四子》(1928)

福特已经通过他早期职业生涯的作品,证明了自己的技术水平,但直到1929年为止,他还不能被认为是这种媒介形态的主要艺术家之一。在电影史的这个阶段,他的个人视野还没有发展到刘别谦或是弗里茨·朗的水平。

如果在1939年末去世或是息影,那么他就可以凭借自己的《告密者》和《关山飞渡》,在电影史上获得一个段落的篇幅。

有论者表示,《告密者》是美国第一部具有创造性的有声电影;《关山飞渡》则代表着西方的文艺复兴。

《关山飞渡》(1939)

到了这时候,他成为了一个衰竭的、过时的、已然确立声誉的人物,就像马塞尔·卡尔内那样。

对于巴赞之后所有的新批评派学者来说,他是一个十分突出的抨击目标。同样过时的,还有《告密者》中那种有意的表现主义,以及催泪的悲情主义。

《告密者》(1935)

到了1935年,福特的风格仍旧笼罩在茂瑙的阴影之中,不过似乎没有人注意到,《洗冤录》和《真假盗魁》也是在这一年上映的。福特的视觉叙事极富活力、极为凌厉,在这一点上,他从未得到应得的赞誉。

而在他的《威莉·温基》中,尽管秀兰·邓波儿的神话性特质盖过了其他元素,但他还是呈现了一些非常精彩的摄影段落,这些段落都采用了孩童的天真视点。福特即使是在制片厂制度的压力下,也可以避免拍摄那种所谓的「女人电影」,这为他在批评家中确立了一定的声誉。对于欲望与阴谋的各种华丽的形态,福特也不感兴趣。

《威莉·温基》(1937)

作为一个爱尔兰人、天主教徒和明确的行动派,他倾向于呈现公开的场所,让男人们公开地讨论他们的思想。左派始终有着清教徒式的倾向,但在三十年代,这种倾向表现得最为极端。好莱坞的男孩-女孩式的神学体系发出了威胁,要让阶级斗争全面瘫痪。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即使是像福特这样的爱尔兰天主教保守派,也可能被误认为是一种进步的力量。

福特在评论界的声誉达到了顶峰,然后在四十年代开始下滑。《愤怒的葡萄》、《归途路迢迢》和《青山翠谷》牢固地确立了福特作为好莱坞导演的地位,尽管奥逊·威尔斯和普莱斯顿·斯特奇斯正用他们杰出的作品向他发起挑战。就像约翰·斯坦贝克的声誉那样,《愤怒的葡萄》中的那种新政式的宣传已经非常过时了。

《愤怒的葡萄》(1940)

福特的个人风格,与斯坦贝克思考角色时的那种生物学式的概念非常不契合。斯坦贝克剥离角色的人性,让他们成为一种具有绝对纯粹性的生物,并以此来描绘某种压迫感。而福特则将斯坦贝克的经济学昆虫变得人性化,让他们捍卫农业社会中的家庭和社群,并以此唤起一种怀旧的情愫。

到了《青山翠谷》的时候,福特已经掌握了他的叙事风格,于是他可以用那种停顿、思考的手法来雕琢自己的作品,表达自己的感情。在当时,福特其实和威尔斯是有很多共同点的,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

《青山翠谷》(1941)

福特制作《青山翠谷》的时候已经四十六岁了,而威尔斯制作《公民凯恩》的时候是二十五岁,但这两部电影都是老人的电影,它们是记忆电影的先驱。

从表面上看,福特的《中途岛战役》是一部纪录片,但它其实和他所有的剧情片一样,也是他自己的私人生命。他将注意力集中在较小的规模中,只关注那些最勇敢的英雄。这场战斗本身并不会引起福特的兴趣。在太平洋受困数日的飞行员,最终被救出时的疲惫神情——这才是他关注的东西。

《中途岛战役》(1942)

根据知识分子的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最后一场可以合法描绘的战争主题。但福特在五十年代还拍摄了朝鲜战争,这意味着他与那些「时尚先锋」的决裂。

在福特的职业生涯晚期,只有林赛·安德森-加文·兰伯特(《段落》与《视与听》杂志)的那一代人,仍旧保持着对他的赞誉。这一时期可以以1945年的《菲律宾浴血战》为起点,以1954年的《阳光普照》为终点。

《阳光普照》(1954)

英国的评论家们称赞福特,他们认为他的个人风格已经开花结果,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都在高估卡罗尔·里德和大卫·里恩,仅仅因为他们有着高效的、非个人化的电影技巧。最后,伦敦和巴黎的新批评派重新发现了福特,这时候甚至连《段落》和《视与听》的那一代人都已经抛弃他了。

时至今日,他最后的优秀作品以《七女人》为代表,这部影片可以看作是个人电影的灯塔。

 《七女人》(1966)

已故的安德烈·巴赞的论点影响了福特的声誉,巴赞将他的作品看作是一种残余物,源于三十年代那些由剧本主导的影片。巴赞赋予了《小狐狸》中的深焦摄影以极高的地位,他同时将《关山飞渡》中的「隐性剪辑」看作是这种手法的对立之物。

在福特的职业生涯中,他一直在发展一种非常灵活的风格,以此满足他在表达上的需求。一部福特电影——尤其是一部晚期的福特电影——绝不仅仅只是一个故事或是几个人物,从这些影片中,我们可以体认到导演的态度,体认到他是如何看待自己所处的环境,以及环境中人物的行事方式。

我们可以将福特的主要作品序列看作是一条抛物线,起点是《洗冤录》,而终点是《七女人》,不过即使不是那些位于顶点的作品,也会获得边际补偿。他的感性影响了他的演员,我所说的演员不仅仅是那些主角,还包括了一些仅仅出演几分钟的角色。

《洗冤录》(1935)

让·米特里曾经表示,存在着一个约翰·福特的世界,它的内容是非常独特的。在《青山翠谷》中,他将玛琳·奥哈拉确立为福特式女主角的方式,与他在《关山飞渡》中,将约翰·韦恩确立为福特式男主角的方式,是非常相似的。

韦恩-奥哈拉这对黄金组合,出现在了《一将功成万骨枯》、《蓬门今始为君开》和《碧血溅长空》之中。在福特调用人类经验的传统时,这对组合帮助他增添了情爱的维度。

《青山翠谷》同样是一部非常突出的作品,它展现了福特处理过去的视觉手法,他将过去诠释成一种明晰的记忆,这种记忆似乎比现在更为真实——因此,它当然也就比史诗般的未来更为真切了。

《青山翠谷》(1941)

福特与霍克斯是两位最接近格里菲斯传统的导演,但他们的作品反映的是格里菲斯的不同方面:福特继承的是历史观和统一地看待世界的视点,而霍克斯继承的则是心理上的复杂性和天生高贵的角色。

对于左派的、严格的意识形态批评家来说,福特永远不会再度成为时尚。他有太多的角色都身着制服,而且并不存在什么特定的原因。即使原本是和平主义的《百战沙场》,都被福特转化为怀旧式的军旅友情盛典。

《百战沙场》(1952)

作为一个导演,福特在二十年代发展出了自己的技艺,在三十年代获得了戏剧化的力量,在四十年代创造出史诗般的巨作,在五十年代完成了象征性的召唤。他的风格奇迹般地演变成一种双重视角,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处理同一个事件——他的影片中一方面有着极富活力的即时性,另一方面有着广阔的历史视野,可以创造出终极的记忆影像。

从根本上来说,福特的电影必须被看作是一片布满山峰与沙谷的大陆。在他的《魔鬼骑兵团》中,效果最弱的段落,就是当角色们抽象地谈论战争的时候。而当所有的对话都已经被遗忘的时候,那些年轻的士兵少年的行军影像,仍旧萦绕在脑海之中。

《魔鬼骑兵团》(1959)

泰隆·鲍华可能在《西点军魂》中发挥着非常广泛的作用,但是谁能忘记他的家人在厨房的餐桌旁第一次具象化的时刻呢?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当然还有玛琳·奥哈拉站在门口,看着一个替代儿子的孩子去参军的场景。

但是,福特不仅仅是他拍摄的那些伟大时刻的总和。作为一位叙事者和影像诗人,他在推进自己电影里的故事,也在将电影推进观众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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