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福成（1838-1894）
编者按
薛福成是晚清自强运动中思想界的代表性人物，以往研究多关注其迎受西方的一面，高波博士则强调薛福成的传统儒道世界观构成了他认知西方的基本视野。他在十九世纪后半期中西各自演变又彼此互动的动态视野中，考察薛福成如何基于儒道调和的思想资源，展开对中西文明盛衰的思考，进而揭示出晚清思想回应西方冲击乃至反思西方现代性的另类可能。本文原刊《新史学》第11卷（中华书局2019年版），感谢作者授权发表。
薛福成论中西文明盛衰——以《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为中心的探讨
高波
本文拟分析薛福成出使西方时期的文明与历史观念。相较于他鼎鼎大名的前辈郭嵩焘，对薛福成的研究仍是相对单面的，大部分研究视他为晚清外交家和自强运动思想家，集中探讨他对西方的观察中可被认定为先进的部分，即注重他思想中能被纳入现代化叙述的部分，而相对忽略其根植于传统儒道世界观的部分，也不太重视他如何根据这一世界观对世界局势与中国处境做出把握。[1]
另外，虽然现有研究已关注到晚清世代交替的影响，如分自强运动为前后两期（求强阶段与求富阶段），亦有后期洋务派或早期维新派之说，不过，目前的薛福成研究大多仍将他与上一辈的郭嵩焘等人不加区分，共同作为“开眼看世界”的代表人物。事实上，不管是作为思想家还是政治家，薛福成与郭嵩焘等人属于两个世代，成长经历不同，时代的政治与思想气氛也有重大变化，实不可一概而论。
这关系到如何看待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事实上，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换时期，太平天国运动后清朝的短暂稳定，正在被新的动荡取代：不仅是自强派，表面上与自强运动颇多冲突的清流派，内部也在分化与更替中。（当时人即有前、后清流之分）[2]而在这一精英士大夫世代交替背后，则是同光之际清朝思想与政治气氛的转换。光绪初期公羊学与诸子学的兴起，自强运动向维新变法的转化，都必须放在这一转换下把握。
更可堪对比的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西方（以英国为代表），思想与政治格局也在发生重大变化。以自由贸易、社会放任与代议制为代表的旧典范，开始向经济保护、社会干预、大众民主与帝国主义的方向演进。维多利亚时代前期“上升资本主义”的理想色彩在逐渐消散，虽然进步思想仍居主导地位，[3]但怀疑论与文明衰退论的音调正在上扬，文明反省意识逐渐浮上表层。[4]
薛福成就是在这样一个中西转换时期开始其出使历程的。作为成长于咸同之际的一辈人，他亲身经历了士大夫内部理学的重兴，诸子学与佛学的兴起，以及西学出现所带来的中西体用之争。他出使时（1890年）已年过五旬，思想趋向相对固定，世界观也已成型。作为曾国藩的得意弟子，他站在后者（尤其是晚年）思想的延长线上，曾氏的中体西用意识，以及晚年对道家的亲近和试图调和儒道的努力，[5]都体现在了他的思想中。而此时他的处境与十多年前的郭嵩焘也已不同，清朝已向西方派出几批使节，对西方的直接了解较前有很大提升。故对薛福成来说，出使西方与其说是一种震撼性的思想“遭遇”，不如说是对已有一定了解的异质文明的近距离审视。[6]而他的这一审视，也不期然与西方对自身文明的反省汇合在一起。以下我以薛福成的出使日记为中心，结合其他文本，先分析他文明观的思想资源与基本构架，再探讨他在这一视野下对西方的具体观察。[7]
一、薛福成论文明与元气的关系
薛福成思考世界，以“元气”这一介于儒道之间的概念为基础。[8]他主张万物一气说，万物始于元气，皆为其化生而成。他试图以此调和西式科学世界观，认为“盈天地间皆空气也。气之所动，风即随之。盖地外皆包空气，合养气淡气，即所谓天地氤氲之气也。”[9]而天地流行、万物化生的动力，则为水火二气，他因此说：“天地间惟水火力最大，亦惟水火作用无穷。”[10]“无水无火，人物不生，自然之理。”[11]如此则阴阳五行为元气流行，而水火则为其大用。
在薛福成看来，人为五行之气的汇聚，“人不能一刻离气以生”，[12]故其性命，也取决于元气。他赞同西方科学，以碳氢氮氧为四气，认为“六合之内，必有此四气，而天地以成；一人之身，亦兼此四气，而官骸以动。即飞潜动植，亦具此四气，而得各遂其生。……知万物得是而生者，即可用此以生万物焉。”[13]
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光绪年间刻本）封面
此为论人，而文明为人的创造。[14]故薛福成进而认为，文明是元气的发泄与开展，如同个体从生到死，婴儿元气最聚，愈长大则元气愈发泄，“天下之生民已久，机巧日以繁，而风气日以辟，势之所至，变且随之。”[15]而元气未泄的状态则为敦朴。故文明进步的另一面，则是敦朴的丧失，“大抵世风日降，而人之嗜好日多。”[16]且这一趋势是不可改变的，“人心由拙而巧，风气由朴而华，固系宇宙间自然之理。”[17]简言之，在他看来，天地元气由收敛而发泄，文明丧失敦朴而趋于奢华，都是不可避免的。
而元气状态与分布关乎文明的盛衰存亡。不同文明迭盛迭衰，而元气不增不减，始终为一，“凡物之生由乎气，气之量有穷极之时。如人之髮，长至数尺之长则止矣；山之木，长至数十丈之高则止矣；鸟兽鱼鳖亦然。一山之内，一池之中，所生之物如已充其生气之量，盖有不能复溢者。今以人日杀之也，故亦日见其生。倘不杀，则不生。”[18]“今民生之所以日蕃者，究因空地之尚多也。若空地已无可再辟，则天地间之生气已一泄无馀，而民生之蕃，亦当有截止之期矣。”[19]故文明的衰退，实由于元气状态与分布的改变。
而薛福成最关心的，自然是影响元气状态与分布的因素。首先是文明开辟的早晚。开辟越早，元气发泄越多，文明本身就愈衰退。在他看来，不同国家与文明，处在元气收敛与发泄的不同阶段，其国运与文明之运皆取决于此。出使西方，使他能够有一种文明比较的视野，认为“泰西诸国，在今日正为极盛之时，固由气数使然。然开辟之初，户口未繁，元气未泄，则人心风俗自然纯厚。”[20]文明开辟则元气发泄、风俗转薄，故开辟愈晚，今日元气愈聚，生命力愈强。
此影响因素明显是道家式的，而薛福成所强调的另外两个因素，则体现了他试图涵容西方科学的意向。他对西方当时颇为流行种族本质论有某种兴趣，认为文明元气亦取决于各人群所禀的种气。具体言之，“人之种类，贵贱不同。若各分畛域，则其气固不相错杂，如中国之苗、傜、僮、僚，自生自育于深山之中也。倘既错杂群居，则种之贵者，不期蕃昌而自蕃昌；种之贱者，不期衰耗而自衰耗。犹之松柏茂则荆棘日枯，禾黍荣则荑稗日萎，自然之理也。”[21]因此，他认为，种气强贵者同化种气贱弱者，“自古以来，地球大势皆如此矣”。[22]此实为“静谧”的盛衰迭代。在此，他的文明元气论，与十九世纪西方的种族主义遥相呼应。[23]
除种气外，他还关注一个虽出自中国思想内部但颇受当时西方地理科学影响的概念——地气，以此解释元气状态与文明盛衰。薛福成将自己的元气文明论与当时西方颇流行的温带孕育文明论结合起来，认为：“大抵地球温带为人物精华所萃。寒带之极北，则人物不能生；热带之下，人物虽繁而不能精。而温带近寒带之地，往往有钟毓神灵、首出庶物者，则以精气凝敛之故也。”[24]而热带“南洋诸岛国，自古未闻有杰出之人才，无不受制于人，今乃为欧洲诸国所蚕食。盖地在赤道以下，有暑无寒，精气发泄，终岁无收敛之时，所以人之筋力不能勤，神智不能生，颓散昏懦，无由自振。”[25]薛福成出使途中历经南洋各岛，所见皆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故此种观点，也可看作他对自己旅途所见的一种思想回应。
不过，作为十九世纪世界文明图景中相对衰弱的一方，薛福成对此问题的思考，显然不会停留在以上更近于命定论的几个因素上。虽然文明阶段、种气与地气都是人不能改变的，但在薛福成看来，这并不意味着对文明元气的发泄，人只有束手无为。他认为还有一个影响元气的因素，即为教养。他视教养为气的敛集，故主张天人道分，天主元气发泄，人则以蓄养为本，关键则在以学来化育万民。故他认为“西洋各国教民之法，莫盛于今日。…….夫观大局之兴废盛衰，必究其所以致此之本原。学校之盛有如今日，此西洋诸国所以勃兴之本原欤?”[26]概文明虽有衰退倾向，但人可以化性起伪，以学与教来蓄养元气，保持文明的纯朴。在这里，儒家传统对“学”的重视，以及自强派的自我振作意识，都在他的思想中体现了出来。而他对中西文明命运的具体思考，也就是在这种儒道中西兼综的视野中展开的。
二、西方文明的合理性问题
以下我们论述薛福成对西方文明的具体观察与对中国文明命运的思考。他出使西方，得到的一大印象，就是西洋教化近于朴质，不似中国专尚文华。他发现，西方人无“敬惜字纸”之风，[27]无男女之别，[28]不讳父母君主之名，[29]立子之制不备，[30]可谓质而不文。[31]故他如同时代的许多中国士大夫一样，认为西方所行近似墨家、法家：“其道如墨子，故必尚同；其政如商君，故必变法。”[32]
在薛福成看来，墨家兼爱尚俭，法家明法严肃，皆收敛之治，有其基于文明演变的理由。他以此观察西方各国，认为德国“天气寒于英法，而晴明爽朗，令人心旷神怡。民情敦厚，俗尚勤俭，……入其国中，有整齐严肃、方兴未艾气象。”[33]而俄国“开国较迟，所用将相大臣，颇有纯朴风气，是得人和。”[34]此墨家式简朴与法家式整齐的结合，令他发出荀子入秦式的慨叹。[35]而既然元气发泄是消耗性的，其凝敛则是创生性的，则朴就恰是文的前提，西方之所以文明，正是因为他们本质上更为敦朴。[36]
基于这种文明观，对最使当时中国人震惊的西方的制造力，薛福成的态度就显得颇为微妙。他认为文明为元气的发泄，而其表现，则为制作。制作的基础，则为以五行气化为基础的科学。他承认“惟西人精于格致，故五行之气为其所用。”[37]“夫西人之商政、兵法、造船、制器及农、渔、牧、矿诸务，实无不精；而皆导其源于汽学、光学、电学、化学，以得御水御火御电之法。斯殆造化之灵机，无久而不泄之理。”[38]在他看来，元气发泄，天地之秘随之而泄，科学与制作由此而成，此为西方文明的根本特征。
而这一制作的影响则是双重的。首先，在人的层面，它加强了文明内部的元气流通，例如英国“地遍五洲，然势极散涣”，不如美、俄，故“不能不借轮船电线铁路以通声气。”[39]故交通等方面的制作，实可弥补地气的不足。但制作本身，更多意味着对元气的耗散。最明显的就是对自然物产的损耗。在薛福成看来，物产为气所聚，而“地中之金、玉、银、铜、铅、铁、锡、煤等物，多系太古以来所含孕，非若五榖草木之随取随产也。余于是知宇宙间开辟日久，人民日多，攻取日繁，千万年后必有销竭之时。……此余所以不能不为地球抱杞人之忧也。”[40]机器制作消耗物产，也自然会对元气造成损伤。进而言之，人也将因这一制作而丧失浑成的敦朴。因此，制作就具有了善恶的二重性，既是人道可能性的展开，又是文明自身衰落的根源。
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光绪年间刻本）内页
这一对制作的批评，根植于中国思想内部。薛福成以道家祸福相倚、利弊相因的态度，进一步认为制造的力量是西方强盛的原因，也终将成为其衰落的根源。[41]具体言之，制作既为元气的发泄，则主生亦可主杀。西方制作大兴，武器的威力亦前所未有，“杀人之器，愈出愈精，而苍生之受毒无穷期矣。”[42]因此，他认为：“天下事有始必有终”，[43]“善射者厄于野，善游者厄于梁。凡国之亡，亡于所长。”[44]技术的负面后果，让他对以制造为基础的西方文明的根本合理性抱持审慎的怀疑。
这提示了一种矛盾的处境，中国必须以制作求富强，但制作与富强，都可能是进一步的衰落的根由。在此，薛福成的思想溢出了自强乃至维新运动的范围。他一面肯定中国必须大兴制造以求富强，因为“盖在太古，民物未繁，原可闭关独治，老死不相往来；若居今日地球万国相通之世，虽圣人复生，岂能不以讲求商务为汲汲哉！”[45]另一方面，他又对制造可能带来的后果深表忧虑。
进而言之，他认为必须就种族、地理与文教总体来探讨制造问题。他以元气为贯通以上诸要素的根本，实视世界历史为不同文明对不增不减的元气的争夺。他因此重视种族与地理因素，并认为中国人种气颇佳，“皆神明之胄，最为贵种”，[46]而中国地气亦颇强盛，“大抵地球精华所萃，以居温带之中者为最善，如中国及美国是也。”[47]如此则中国虽开辟较久，元气耗散极多，尚可与开辟稍迟的西洋一争。[48]
因此，他似认为某一文明的命运，在于其能否随顺元气流行，不断转地开辟。英国在失去北美殖民地后，借强大的制造力，全力殖民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与非洲，“生聚日完，炎炎之势不可抑遏。”[49]在薛福成看来，殖民开辟如火，文明因兹得以续命。西方之所以能在罗马覆灭后不断重生，就在于此。[50]此实可谓西方式的地气移动说。[51]如此说来，十九世纪西方的殖民行动，就成了文明借制造之力以邻为壑的自保行动，消耗天地之气，却可借殖民而延续文明之火。在这个意义上，基于中华本位的立场，他对中国在明清时期错失向南洋殖民的机会深感遗憾，认为：“失此不图，而欧洲各国先后来蚕食之。至今地各有主，无可为谋矣。惜哉！惜哉！”[52]
而最后，在开化早晚、种族与地理因素之后，薛福成回到了他与同时代人最为关心的教养与制造的关系问题上。他赞同少数的政治与文化精英可对文明盛衰发挥决定性作用，主张：“天下之将治，必有大人者出而经纬之。”[53]其机理则是“夫古今盛衰之运，以才为升降久矣。”“是故，事须才而立，才大者必任群才以集事，则其所成有大者焉。才尤大者，又能得任才之才以集事，则其所成又有大者焉。累而上之，能举天下之才会于一，乃可以平天下。”[54]少数精英可以聚已散的才气而重归于一。这类似以教养集气，亦是收敛元气的方法；但与传统对德才关系的看法不同，薛福成只谈才而闭口不言德，[55]以为容纳西方式的“制造”留下空间。而在这一儒道中西混合的视野下，西方文明的形象也改变了，在郭嵩焘眼中“有程朱之意，能追三代之治”[56]的西方文明，在一代人之后，已经变得若明若昧、善恶相杂了。
三、余论
最后，让我们综合考察一下薛福成文明思想的构成方式与长程意义。与上一代深受道咸理学复兴影响的清朝士大夫相比，薛福成思想的呈现方式体现了道家影响的增强以及儒道的混合，这种混合实为同光时期思想界调和倾向的表达：不仅要在儒家内部实现汉、宋调和，也要在儒学与诸子学之间达成调和。而这种折衷，往往会带来看待世界的新视野。道家自然主义的历史与文明观，很少出现在主流士大夫的公开表述中，而它在薛福成思想中的重现，则体现了中国思想回应西方冲击的多样可能性。
而西学同样深度参与了这一新视野的构造。[57]流行于十九世纪的物质原子论，加强了薛福成对万物一气的信仰；地理决定论（尤其是纬度与文明的关系）以及“科学”种族主义，则与中国传统的地气说与华夷之别混杂在一起，为他探讨文明的元气盛衰提供了更为切合所处时代的话语，让他能以新的方式来表述西方。
结果，西方的文明形象发生了变化。让我们再将他与前辈略做比较。郭嵩焘抵达伦敦时，看到“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气成烟雾。阛阓之盛，宫室之美，殆无复加矣。”[58]在他眼中，这种烟雾是西方文明盛大的象征，是天理之流行。而在十多年后的薛福成眼中，伦敦烟雾的形象发生了变化，他不动声色地记录到，伦敦“白昼晦冥，烟气四塞，受之者无不咳呛。”[59]“室中皆燃灯火，方能观书写字。”[60]这一烟雾，已经是善恶相杂之气。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看法发生了微妙的改变。
19世纪伦敦街景
这一改变，是在以奉诏出使为代表的中西交通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如薛福成自己所说：“中西通好，本系创举，非絜四千年之史事，观九万里之全势，无以通其变而应其机。”[61]世界范围内的旅行，提供了跨越旧有时空的比较可能性，比起郭嵩焘，薛福成更深地卷入了西方思想与时势中，部分是由于这种卷入，中国思想中某些边缘成分得到了更充分的展示机会，伴随着思想的重构，对西方文明进行内部反省的可能性也随之出现。
当然，在晚清以来整体的“追求富强”的大趋势下，这更多只是一种“执拗的低音”。[62]而即使在薛福成自身的思想中，这一反思西方文明的因素也是作为复调之一而非主调存在，与他对该文明的赞赏紧密交织在一起。薛福成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四天去世，未曾亲历战后中国进一步的西化运动以及中西体用之争，但是，他在出使时期这些反思性的思考，表现了晚清变革者思想中的多面性，而这一“低音”部分，实可看作民国后中西文化之争的序曲，也多少提示了同光时代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隐秘关联。
注释：
[1]有代表性的有：丁凤麟：《薛福成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刘悦斌：《薛福成外交思想研究》，学苑出版社，2011年。佐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刘岳兵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0-70页。期刊方面，已刊发的研究较侧重于探讨薛福成的外交活动与变法思想，以及他对西方的认识。较重要的有：冯丽蓉：《浅谈薛福成的变法思想》，《中州学刊》，1988年第6期；赵梦涵：《薛福成“工商富国论”研究》，《齐鲁学刊》，1989年第2期；王赓唐、唐可可：《试论薛福成的中西文化观》，《江苏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邬秋龙：《略论薛福成的设领思想：兼与张之洞比较》，《学术月刊》，2000年第11期；朱昭华：《薛福成与滇缅边界谈判再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1期；张子建：《薛福成在中英<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中对北段界的划分》，《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杨小明、张颖帅：《薛福成科技观初探：以<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为例》，《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施明智、钱苇：《薛福成：桐城派散文近代变革的文本实验者》，《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3期；徐磊：《从<薛福成日记>看光绪朝前期的对日情报收集》，《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0期；王冬、李军松：《薛福成的“考旧知新”说及其现代价值》，《广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许宪国：《异域形象与自我审视：薛福成的<出使四国日记>》，《兰台世界》，2011年第13期；刘国军、张桂珍：《从<薛福成日记>看近代士大夫的西方宗教文化观》，《兰台世界》，2011年第25期；吴微：《外交实录与古文新变：以薛福成出使日记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周德丰、张娇：《薛福成的文化视野与改革思想》，《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余冬林：《试论薛福成使西日记中的议会》，《兰台世界》，2014年第19期；王莲英：《试论薛福成“西学中源”思想特色》，《兰台世界》，2015年第31期。
[2]对晚清清流派的研究，参看杨国强：《晚清的清流与名士》，载氏著《晚清的士人与世相》，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王维江：《“清流”研究》，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以及陆胤：《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3]十九世纪进步论的概念基础，参看Reinhart. Koselleck, “’Progress’ and ’Decline’: An Appendix to the History of Two Concepts”, 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 Timing History, Spacing concepts, trans., Todd Presn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4]此一时期西方人文明反省的代表性文本，参看布克哈特：《世界历史沉思录》，金寿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5]欧阳兆熊有一影响颇大的说法，认为“文正一生凡三变”，“在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为申韩”，晚年则本黄老，“一以柔道行之。”见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7页。
[6]十九世纪中国士大夫对中西关系的认识，参看佐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第1章（文明与万国公法），刘岳兵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以及王尔敏：《十九世纪中国士大夫对中西关系之理解及衍生之新观念》，载氏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7]戴海斌在介绍冈本隆司、箱田恵子、青山治世所著《出使時代の日記――清末の中国と外交》时，强调要“特别重视日记文本的‘制作’过程，通过版本调查、稿/刊本比勘，发现其异同，进而揭示日记作者思想的变迁轨迹、编纂刊行的时代背景及其被阅读与接受的情况。”（戴海斌：《“出使日记”中的晚清外交》，《读书》，2016年第12期，第98-99页）此点作者深表认同。具体到薛福成日记，如戴君所论，目前传世有两个版本系统，一为《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刻本六卷、续刻十卷，另一为据南京图书馆藏日记手稿整理的《薛福成日记》两册。比较二者，对出使日记的“制作”、薛福成思想的变化都可以有更多认识。本文取向与此略有不同，集中探讨薛福成后期思想的基本资源与结构，即其思想的“完成态”而非“形成过程”，故侧重使用包含其修订增补的刻本。特此说明。
[8]中国古代思想中对“气”的认识，见杨儒宾编：《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气论及身体观》，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3年。
[9]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698页。他又说：“前儒谓：乾以气化形，乾之气有清中之清、清中之浊。坤以形化气，坤之气有浊中之清、浊中之浊。西人每称轻气、淡气、养气、炭气。轻者，清中之清；淡者，清中之浊也；养者，浊中之清；炭者，浊中之浊也。水火者，天地之大作用也。水质得天气三分、地气四分相合而成。西人谓轻气得二、养气得一者，其理相通。”（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845页）此以天地乾坤之理解释氢、氮、氧、碳诸气的生成。
[10]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845页。
[11]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294页。故他认为：“西人以商务为重，以工艺见长。无论攻金、攻石、攻木，悉以机器运之，其大端不外水运、火运、水火运三法。水运者，顺水之性以注之，水流而轮动。火运者，拂火之性以迫之，焰急而轮奔。水火运者，以火蒸水，积气以激之，而其力更巨”，（《周易》）“至‘水火既济’、‘火水未济’两卦爻辞，皆曰‘曳其轮’，是隐言以水火曳之矣。”（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450-451页）“西人运机器之物，不外水火。……以天地自然之工，兴天地自然之利，岂非厚民生之一助哉？”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748页。
[12]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507页。
[13]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554页。
[14]近代中国人的文明概念，见黄兴涛：《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
[15]薛福成：《赠陈主事序》，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5页。
[16]薛福成：《答友人论禁洋烟书》，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0页。故他甚至不赞同文明愈进步人的寿命愈长，认为“人之年寿虽由调摄，大半天地间元气为之。古之时，生民尚少，而元气纯厚；今之时，人数日多，而元气渐漓。唐虞三代，圣王贤佐，多有寿逾百岁者，今已无之矣，而况在千年以后乎？”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127页。
[17]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83页。
[18]此为薛福成引用其友曹镜初的说法，他表示不能反驳其说。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562页。
[19]此为薛福成引用某西方人的说法，他基本赞同其说。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562页。
[20]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124页。
[21]他接着说：“檀香山自华人西人入居仅百年，土人只存十分之一；再阅百年，将仅存百分之一矣。其日就销亡之故，即土人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中国氐、羌、戎、蛮、羯、貊之类之湮没无闻，大率类此。亦有十之一二，已渐化为华种人，亦无从知其为戎、蛮、羯、貊、氐、羌也，由此推之，台湾之生番，楚粤黔滇之苗、傜、僮、僚、仡佬、倮倮，若能永踞其山峒，则终古可自生自育；万一与华民错处，其必如檀香山之土番无疑也。”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318-319页。
[22]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317页。
[23]近代西方种族主义与文明论的关系，及其对晚清思想家的影响，见梁展：《文明、理性与种族改良：一个大同世界的构想》，载刘禾编：《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
[24]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86页。
[25]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86页。不过，他认为过犹不及，凝敛不可过度。如寒带精气过分凝敛，导致无法生物。最好是温带，正处在发泄与凝敛的中和态。他说：“赤道之下，天气炎热而人皆短小；以其终岁发生，人之气不一敛，则长养亦不能宏也。南北冰洋，天气沍寒，而人皆短小；其终古严凝，人之气不一舒，则孕育亦不能厚也。然则得天地中和之气者，惟居黄道下为最相宜乎？”（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771页）他又认为地球之所以能生万物，也是因为位于寒热之间：“夫以吾地寒暑适均，所以人物蕃昌。假使于酷暑之时，加热两三倍，则人物不能存矣；严寒之时，加冷两三倍，则人物不能生矣。若如水星之热，土、木星之寒，人物万无生存之理。或者造物位置此等地球，别有妙用，则诚非吾地球之人所能揣测矣。”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294页。
[26]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290-291页。故他出使西方，最感震动即为其教育。他参观贫孩院，感叹“吾不意古圣先王慈幼之道，保赤之经，乃于海外遇之也。”（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612页）他认为此种教育可以使文明保有赤子婴儿般的元气，而这也是西方强盛的原因：“西国所以坐致富强者，全在养民教民上用功；而世之侈谈西法者，仅曰精制造、利军火、广船械，抑末矣。”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803页。
[27]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516页。
[28]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516-517页。
[29]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514-515页。
[30]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531-532页。
[31]这种观察与评价方式来源于中国古代的文质论思想，其内容，见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01-324页。
[32]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343页。
[33]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278页。在另一处，他说：“入普鲁斯国境，繁华不如英法诸国，房屋之式亦较俭朴，然颇有整静严肃气象。”（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335页）稍后又说：“柏林气候，向视巴黎为稍寒，而天气晴朗则过之。城中街衢宽阔，道路整洁，望而知为振兴之象。惟瑰货之阗溢，阛阓之富丽，不如英法两国。盖普鲁斯虽称旧邦，而其统属日耳曼诸国仅二十年，取未精而用未宏，即其巨室广厦，亦多新造者。贫民见中国衣冠，非但不敢玩侮，或往往免冠为礼，犹可睹朴实之风气焉。至其学堂林立，武备整肃，当推欧洲第一。”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336页。
[34] 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338页。
[35]与传统士大夫不同，薛福成对秦朝持论较为正面。他认为罗马被称为大秦，是因为秦被视为强盛的象征。（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328-329页）他又将俄国视为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强秦，认为“俄之机势，大与秦类，盖积之愈厚则基愈固，蓄之愈久则势愈雄。”（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339页）在他看来，秦虽严厉，不失元气之朴，俄亦类似。
[36]薛福成：“英民俗尚，向称敦朴。”（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618页）他认为西方能行公司制就是因为风俗纯厚。（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575-576页）故“风俗之纯”关乎国家与文明的“气运”。
[37]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398页。
[38]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132页。在另一处，他又说：“西人精研汽学、化学，电学，以得御水、御火、御风、御电之法；而一切制造，遂能极人巧而夺天工。”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482页。
[39]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268页。
[40]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168-169页。
[41]薛福成的思想接近道家式的“反者道之动”，如他论战舰，认为“战舰以坚为贵，故必以最坚之物为之。由木而铁，由铁而钢，至于制钢甲船，而坚无以复加矣。乃有最刚之用，而以最柔之物为之者。美国报云，有宿将来士者，近日研得新法，以树胶制造战船，较钢甲尤为坚韧。今已试造一船，若果利于战攻，并能以此法制造枪炮云云。此法洵得以柔制刚之妙。夫钢为物之最刚者，然以刚遇刚，无不破之理，以其脆也。今以树胶代钢，其用必神。”（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704页）此以柔制刚，近道家精神。
[42]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619页。
[43]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478页。
[44]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62页。
[45]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83页。在另一处，他又说：“今之立国，不能不讲西法者，亦宇宙之大势使然也。”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231页。
[46]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318页。
[47]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150页。
[48]薛福成摘录日本某人著作《人类社会变迁说》，其中讨论“此世界其终为高加索人所领欤”，即与此种关怀有关。见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472-474页。
[49]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828页。
[50]在薛福成看来，罗马旧壤已衰落，“数百年来，罗马财耗民贫，颇有凋敝景象。”（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332页）“罗马城中瑰货之充实，阛阓之完丽，街道之整洁，非但不如英法两国，亦并不如比利时，且贫苦之民较多。”（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307页）而罗马尼亚用罗马名号而转地开辟，情形却不同：“今罗马尼亚遣使分驻各邦，俨然自立，且其地较丹马、比利时诸国为大。然溯其渊源，实古罗马之遗裔也；其土俗，则古罗马之遗风也。罗马之气脉亦长矣。”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328页。
[51]中国历史思想中对地气移动的看法，见赵翼：《长安地气》，载氏著《廿二史札记》卷二十，商务印书馆，1987年。
[52] 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685页。他并且对中国向美洲移民的计划深感兴趣，以为这是“横览地球，盱衡全局”而得的“补偏救弊之术”，“不啻于中国之外，又辟一中国之地，以居吾民，以养吾民也。……救时之要，莫切于此。”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299-300页。
[53]薛福成：《上曾侯相书》，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页。
[54]薛福成：《中兴叙略》下，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7页。
[55]薛福成对此问题的看法与传统儒家士大夫不同，可对比司马光对智氏败亡原因的著名评论：“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司马光：《资治通鉴》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4页。
[56]出自王闿运1880年的记录。见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第2卷，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第881页。
[57]列文森甚至认为晚清调和思潮就是受西方强烈刺激的产物。见氏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9-47页。
[58]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钟叔河、杨坚整理，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第95页。
[59]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270页。
[60]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239页。
[61]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60页。
[62]丸山真男语。王汎森借用此语来揭示近代中国思想某些相对不受人注意的来源与演变轨迹。见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三联书店，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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